「切記，整個思想世界的目標不是描繪現實—那是完全不可能辦到的任務—而是提供一種工具，使我們在這世上更容易地找到前進的道路。」—漢斯．費英格，《彷彿》

歐巴馬派遣海豹突擊隊突襲賓拉登的基地時，做了正確的決定。卡特授權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營救德黑蘭人質的行動時，做了糟糕的決定。我們知道那些決策的結果：在2011年的行動中，賓拉登遭到擊斃，沒有造成棘手的後果，美國突襲隊員全部安全返國。1979年，伊朗人質並未獲釋，兩架直升機相撞，八名美國軍人喪生，美軍的聲譽嚴重受創，卡特未能連任總統。

但我們真的確定歐巴馬做了正確的決定、卡特做了錯誤的決定嗎？還是那只是歐巴馬運氣好，卡特運氣背？我們並不知道。阿伯塔巴德基地的突襲行動可能出了很多差錯，但那些確實發生的問題並未導致突襲失敗。伊朗的襲擊也有可能出很多差錯，但那些發生的問題確實是致命的。我們讚許歐巴馬的明智判斷，批評卡特低估了風險。

打牌是靠牌技、還是碰運氣？

當然，兩者都有。打牌的結果取決於玩家的能力及發牌的情況。美國撲克牌職業選手兼作家安妮．杜克（Annie Duke）曾描述撲克牌專家如何談論「結果導向」（resulting）—把結果好壞歸因於決策好壞。打牌是一種小世界的問題，它的規則是完全講明且固定不變的，也是電腦擅長的領域。會打牌的電腦Libratus 現在的牌技水準媲美頂尖的撲克牌玩家，下一代的電腦可能就會凌駕人類。

英格蘭板球隊的球員艾德．史密斯（Ed Smith）現在是球賽評論員兼板球隊經理。他提到，以前打者出去面對對手時，隊友會對他說：「祝你好運！」若是他提前下場回來，隊友會對他說：「運氣不好。」但後來他所屬的肯特隊（Kent）聘請了一位「團隊顧問」來幫他們達成一項「核心協定」。他們還特地終止訓練好幾天，才討論出核心協定。那份「核心協定」禁止全隊用那些鼓勵或安慰的話語，它否定運氣是構成賽事成績的一個因素。那份協定的理念在於，極端不確定性是無法靠意志力馴服的。即使在當時，史密斯也覺得那根本是胡扯。他從板球運動退役後，寫了一本名為《運氣》（Luck）的書。他在書中解釋如何避免極端不確定性，運氣不僅在各項運動中扮演要角，在生活的許多方面也很重要。

第13章提到的澳洲人布萊德曼是板球史上最偉大的擊球手。他的球技高超，但也非常幸運：他很幸運，因為新南威爾斯鄉村的鮑勒爾隊（Bowral team）正好少一個人，讓他有機會得以加入球隊；他很幸運，因為他選擇了板球，而不是網球，儘管他很可能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網球選手。不幸的是，二戰剝奪了他職業生涯中可能最美好的時光。布萊德曼的過人專注力強化了他的技能。很少運動需要及重視技能的程度像板球那樣─他打過每一個的經典局都打了超過一天（注：板球比賽時間長度不一，國際板球對抗賽的一局比賽每天進行六小時或以上），像是1930年他在里茲（Leeds）累積得分突破三百分那局，使英國觀眾都知道他這號人物；他也為新南威爾斯創下459分的世界記錄。在第8章中，我們提到另一位後來成為學者的板球運動員布瑞利描述「心流」（flow）的體驗—那是在定義明確的小世界問題中所感受到的熟練興奮感。契克森米哈伊研究發現，許多實務技能的傑出高手都有這個特質。

布瑞利的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場比賽是1979年在倫敦羅德板球場（Lord's Cricket Ground）舉辦的世界盃決賽。他與傑佛瑞．博伊科特（Geoffrey Boycott，有史以來最專注的運動員之一）憑著運氣與技巧，成功地抵抗強大的巴貝多速球投手喬爾．迦納（Joel Garner），在球場上為英國隊撐了三分之二的上場時間。但他們不願冒險，導致英國隊的打者承受著迅速得分的壓力。他們兩人一下場，迦納迅速三振了剩下的英國打者，為西印度群島奪得冠軍。布瑞利的風險規避策略究竟是對是錯？他─還有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推理和溝通

好的決定往往結果不如預期，糟糕的決定有時反而會產生好的結果。

「結果導向」是指誤以結果來判斷決策的好壞。足球隊的老闆常在幾次球賽失利後開除球隊教練。「結果導向」在金融市場中太常見了—荒謬的格言「你的好壞取決於你最後一筆交易」就是個證明。脾氣暴躁的足球隊老闆開除優秀的教練通常是一種錯誤，比方說切爾西足球隊的老闆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斷然開除世界級的前教練荷西．穆里尼奧（Jose Mourinho）。

評估一個決定背後的推理好壞，似乎比根據結果來判斷決策好壞更好。

如果我買彩券是因為我認為七七四十八，並中了頭獎，我可能就會說服自己做了個好決定。但這個決定背後的推理是錯的。如果你把我的經驗應用在你自己的選擇上，就是不明智的。然而，有一種形式稍微不同的「結果導向」也很常見，西洋棋棋手─也許西洋棋對注意力的要求，是唯一媲美板球的活動─稱這種錯誤為「被結果牽著鼻子走的分析」（analysing to theresult）。我們如何評估促成決策的推理，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了解。創投者會仔細審查每項潛在投資的商業計劃，儘管他預期那些選中的投資標的中，卻只有少數幾個會成功。然而，失敗的投資並不會導致評估方法遭到質疑。

俗話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如今我們對過去的理解，是根據我們對後續事件的了解所做的詮釋。如今我們自信滿滿地主張，1930年代英國與法國的政治領導人過於無知又自命不凡，因為我們知道（而他們不知道）希特勒後來的所作所為。戰時內閣兩黨的脣槍舌戰，促成了邱吉爾1940年夏天繼續戰鬥的決定，是以我們如今能以比較正面的眼光來看那些辯論。但納粹德國有可能像進軍法國那樣，迅速攻占俄國；日本也可能不會偷襲美國的珍珠港。結果，德國並未迅速攻占俄國，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我們稱讚邱吉爾是20世紀的卓越政治家之一，貶低希特勒是個無能的軍事領袖及邪惡的人。

我們對歷史的詮釋深受「結果導向」的影響。如果美國內戰與世界大戰沒有發生、皮克特衝鋒（注：Pickett's Charge，蓋茲堡之役最後一天，南方邦聯軍的李將軍下令向的北方聯邦軍所發動的一次步兵攻擊。）成功了、或諾曼地登陸失敗了，林肯、邱吉爾與羅斯福不太可能享有如今的歷史地位。但我們把災難歸咎於偶然，也改寫了歷史，且否認了我們的罪責。2008年使全球金融體系差點崩解的銀行家後來向我們保證，沒有人能預料那場危機，那是25個標準差的事件。

雷曼兄弟破產時的執行長理查．富爾德（Dick Fuld）向參議院的委員會解釋：「我每天晚上醒來都在想，我當初應該採取什麼不同的做法？」這個問題有明顯的答案，但富爾德似乎真的說服了自己是公司失敗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我們所指的好結果端看背景脈絡而定。對有些人來說是好的決定，對其他人而言不見得好。富爾德依然腰纏萬貫，但雷曼的員工失去了工作，納稅人不得不掏錢善後。若要判斷不確定下的決策好壞，我們要檢討的是決策流程本身。

作者簡介

約翰．凱（John Kay）
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院士，曾在牛津大學、倫敦商學院、倫敦政經學院擔任教授，現任數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多年來為《金融時報》撰寫每週專欄，主持英國政府對股市的評估，該評估於二○一二年提出重大的改革建議。著作繁多，包括《玩別人的錢》、《市場的真相》、《總而言之》、《迂迴的力量》。

莫文．金恩（Mervyn King）
曾任英國央行總裁，現為紐約大學的經濟學與法學教授以及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二○一三年榮獲英國女王冊封為終身貴族，二○一四年獲頒英國最高榮譽嘉德騎士勛章，著有《金融煉金術的終結》。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公司與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

※本文摘取自《極端不確定性：為不可知的未來做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