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彈專家2》裡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隱喻感最強的是「2019年10月3日」。(圖片擷取自Youtube《拆彈專家2》預告)
看邱禮濤《拆彈專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為緊張的劇情(好萊塢一般的懸疑動作片水準),而是因為想及這部電影同時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場先行的三地電影市場裡,邱禮濤的走鋼索,一不小心會跌得很慘。
最危險的當然是大陸市場,已經有小粉紅觀眾嗅到電影裡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隱喻,在網路上語出威脅了。而香港觀眾,又能否摒棄對「合拍片」先入為主的厭惡,體會一個熱愛香港的中年導演的微言大義呢?幸好在台灣,可以抽離一些看,抽離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標毀滅也不動容——沒關係,現實中被毀滅的香港比這些富貴之地更為可惜。
劉德華飾演的拆彈專家潘乘風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瘋我是痛!」這是典型的邱禮濤呼聲,也可以作為過去兩年被視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聲絕望吶喊,被逼到攬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難道是因為瘋癲嗎?他們的痛絕對不會比那些所謂被破壞「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們少。然而即使世界喪失了公義,個人依然可以選擇忠於內心的義,潘乘風就是這樣做的,無論他是拆彈專家、製彈恐怖份子還是差點被洗腦的工具人,他仍有對義的堅信。
電影裡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隱喻感最強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場對「香港酒店」的恐怖襲擊中,潘乘風大腦受損、失憶,醫生判斷他「永遠好不了」。現實中的第二天,林鄭月娥頒佈《禁止蒙面規例》,經歷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員開槍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燒得更洶湧。香港也確定回不去了。
電影裡,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風代表。電影因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歷史,把整個2019年的社會抗爭與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烏有化,但如果把它僅僅轉嫁復生會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上是偏頗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為憤世嫉俗,還因為政府失信。
潘乘風的叛逆也來自他信任的警隊同仁和高層都背信棄義,因為怕揹責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殘的他視作棄子。諷刺的是他殘而不廢,不但不廢,還以強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練成足以否定那試圖否定他的警隊的力量。
對於這股力量,同儕好友董卓文連呼:「超過警隊標準!」未免帶點惶恐。既然高層不給他機會證明,潘乘風就用另一種方式去證明警隊無能還不如一個殘疾人士。在他加入無政府主義暴力小組之前,他最後一次嘗試通過在授勳儀式示威抗議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隊竟然使用強大的公關手段,讓在場傳媒全部滅聲。這一下,把潘乘風對社會公正的最後信任也摧毀殆盡。
抗議用的黑色橫幅和施行恐怖行動時帶的黑口罩,兩者顏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別。如果我們指責潘乘風因為一念之差而選擇後者,我們不妨想想2019年佔領立法會時學生們的一句口號「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沒用的」。再者,潘乘風有「一念」的選擇權,警隊面對良知的拷問時,怎麼就沒有了這「一念」呢?
潘乘風離開警隊後一度從事修車工作,嘴裡喃喃著「現在的人東西壞了就不要,不會修理好舊東西」——事實上,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運動參與人士曾組織過一個義務團體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層民生,再修理人心,這樣一些人和類似的社運團體,日後也都被政權當作敵人對待。
整部電影裡,聽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現在警員口中。2019年之後,「手足」二字已經不再屬於警隊,而我們也聽到,在電影後半部,警隊長官用回「伙計」二字稱呼他們之前稱「手足」的下屬。與之形成反諷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風的足,都受損了。
比「手足」謊言更可圈可點的,是舊愛倪妮設計利用潘乘風時說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實潘連這個選擇權都沒有,真相是董卓文說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職嗎?」。這一切徹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遊戲中淪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記憶不就等於國情教育洗腦嗎?無論為了多偉大的目的,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風,就這樣以被拯救名譽為名,被榨取最後一點剩餘價值。
目睹這一切,我們完全可以接受電影開頭和結尾的災難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毀,那就轟轟烈烈地毀掉這些「功業」吧,因為它們不過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義如滔滔洪水」,席捲這個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馬大橋和赤臘角國際機場,還有過去幾年甘為暴政幫兇的教統局與港鐵。如果惋惜,別忘了,這一切都起源於一支警隊的背信棄義。
不過導演慈悲,他說了一句:一個人的克制拯救了這座城市,使災難得以避免發生。這也可以看作邱禮濤對香港人的冀望。而現實中,林鄭月娥絕對沒有這種克制和壯士斷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從損傷中恢復,唯一辦法就是堅持不要失去記憶,不要埋沒良心,就像潘乘風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