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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變質?—亞洲週刊的專題報導的迷思

秦胆 2021年01月05日 07:01:00
《亞洲週刊》刊出專題報導《台灣民選獨裁幕後,綠營新威權主義現象》封面故事,引來極為熱烈的討論。(圖片摘自網路,本報合成)

《亞洲週刊》刊出專題報導《台灣民選獨裁幕後,綠營新威權主義現象》封面故事,引來極為熱烈的討論。(圖片摘自網路,本報合成)

2020年12月底,《亞洲週刊》刊出專題報導《台灣民選獨裁幕後,綠營新威權主義現象》,封面配以黃袍加身的蔡英文全身像,封面標題出現兩個令一般讀者相對陌生的語匯——「民選獨裁」和「新威權主義」,新刊一度成為雙方攻防的新焦點。

 

概念考辨

 

首先,標題中的「民選獨裁」,由兩個「民選」和「獨裁」相反的概念組合而成的語匯,其含義用文中引述的新黨學者周陽山的話說,是「執政者雖是經由層層把關的民選程序取得了多數民意的支持,但在建立這種民主選舉的正當性後,卻形成大權在握和整碗捧去的民主獨裁體制」,其描述的政體分類,學理上對應的概念是「選舉式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然而讀罷報導,文章講得更多的卻是蔡英文如何「倒行逆施」,台灣民主處於「衰退、失衡」的狀態,文章概念指涉多義,有台灣民主目前「程度上」屬於「選舉式威權」和「時序」上處在「民主衰退」兩面意涵,

 

其次,「新權威主義」在簡體中文語境中指八〇年代末期中國學術界的一場論爭。論爭的話題為中國民主化與市場化的未來走向。贊成新權威主義概念的學者認為,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中國需要強有力的、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其參考的實例便是後發現代化的亞洲四小龍(尤其是新加坡),歷史學者蕭功秦和經濟學者吳稼祥是中國支持新威權主義最知名的兩位中堅學者。新權威主義方法論部分一度被中國官方吸納,「勸諫鐵腕改革」則是中國版新權威主義的實際意涵。而當時國際學術界的民主化理論中,「新威權主義」則指開發中國家舊權威體制向民主政治體制過渡的階段,理論淵源和在華討論的內涵有明顯區別。細讀本篇報導,文中的「新威權主義」是指相對於過去兩蔣時期的威權而言,民進黨全面執政任期內,作者集納出的一些「獨裁」趨勢,是口語化的標籤,不具學理支撐,與之類似的詞匯還有「綠色恐怖」、「新戒嚴」等等。

 

標題連用「民選獨裁」、「新威權」兩個相對學術化和陌生的概念,指涉和原意有別的新情況,存在濫用詞匯之嫌,一個新的概念的產生一般源於舊的概念無法描述新的現象,而不得不用新的概念,而二者完全可用更簡明的「民主衰退」或「全面執政 民主倒車」概括,這種論文式的標題有違下標平實、貼合的一般原則,純粹從新聞實作上就令人印象不佳。

 

威權迷思

 

最近幾年,擔憂威權重返,類似標籤化的遣詞有增多之勢:2017年,新黨青年委員會召集人王炳忠疑違反《國家安全法》被帶到調查局,大喊「綠色恐怖」;2019年12月25日,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稱 《反滲透法》 是「綠色恐怖」;同日,前總統馬英九稱強力通過《反滲透法》的行為是「綠色恐怖」,遠遠超過白色恐怖,「我看那個條文,好像恢復戒嚴了,好像恢復動員戡亂了」;2020年6月,台北市長柯文哲評論罷韓後局勢,指在台灣民進黨一黨獨大。

 

從民主到極權的漸變光譜,區分與判定政體類型的方法即觀察該政體有多大程度具備某些特性,威權主義核心特性是受限、有限的多元主義,與之相對的民主核心特徵則是實質、充分的多元主義,細分包括自由開放的選舉、權力制衡、公民權利與民主參與。當下台灣從從大類上就不屬於威權,自然也不屬於威權政體不同競爭程度的細分。

 

台灣三十載已從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民主在台灣早已成為常態性的入場規則和激勵機制,政治力量並未像俄羅斯、泰國、埃及等訴諸政變、革命、戰爭非民主規則。(湯森路透)

 

威權政體的經典定義由學者胡安•林茲(Juan Jose Linz)於1964年提出,用以概括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威權政體「具有責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義;沒有一套提煉過的主導意識形態,但有相當清楚的特殊心態;除了某一發展時期之外,沒有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威權領袖個人的權力行使雖然不受限制,但在完全可預測的範圍內」。

 

按其界定,威權政體具有四個基本特徵:有限的政治多元主義、缺乏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但有特殊的威權心態、有限的政治動員以及政治領導人權力行使的可預測性。兩蔣時代的台灣無疑符合威權主義的定義,並具有自身的特色,包括列寧主義的黨務、行政體制、反攻大陸動員、地方自治和省籍區隔。

 

從時序上觀察,從黨外運動、解除戒嚴到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台灣三十載已從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民主在台灣早已成為常態性的入場規則和激勵機制,政治力量並未像俄羅斯、泰國、埃及等訴諸政變、革命、戰爭非民主規則導致轉型受挫甚至民主崩潰。

 

民主品質上,包括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The Freedom House Democracy Indicators、Frey & Stutzer Democracy Indicators、Varieties Of Democracy在內的諸多海外民主評鑒機構中,台灣民主指數都屬於亞洲前段,從側面佐證台灣民主程度並非「選舉式威權」。誠然,統計方法、權重等因素會使得計量結果和真實情況有所偏離,但相較於文中引述的個別是非不分的紅統學者或早已轉向的深綠邊緣人的偏頗說辭,多家評鑒機構的量化指標顯然更具參考價值。

 

《亞洲週刊》令人感到奇怪的一點在於,經歷《國安法》出台和反對派集體總辭之後的香港,應該屬於競爭式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甚至霸權式威權政體(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的一例,較台灣程度上明顯更加貼近標題中的「民選獨裁」,在地的亞洲週刊卻不做專題報導,捨近求遠地認定台灣屬於「民選獨裁」。或許正如雷根總統笑話所言,當下香港媒體和台灣媒體一樣「自由」,都可以對蔡總統治國方式說不。

 

誇大其詞

 

文中列舉了支撐「民主獨裁」「新威權」論的幾點理由,有的確實存在但程度上有所誇大,有的純屬理解偏差,還有的則是選擇性批判。

 

第一,中天關台不涉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電訊頻譜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NCC有權依法管理。中天未遵守獲得衛廣執照時被賦予的要求,在職業操守上存在重大疏漏,為特定候選人助選、報導明顯偏頗、未善盡合理的事實查證之責,卻用新聞自由塑造悲情色彩轉移焦點,並推卸媒體應負的責任。文中引述陳文茜的話,稱「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可以用換照關掉一家電視台」更是不符合事實,對未能善盡事實查證和公平報導義務的電視新聞頻道,英美監理機構同樣有權撤照,例如2018年9月6日,Ausaf TV就因宣揚恐怖主義被英國Ofcom撤照,對CGTN也在考慮當中。至於媒體「見綠不見藍」就更令人疑惑,旺旺中時、聯合報、TVBS和一票藍營粉轉依然正常運轉。

 

作者認為,中天關台不涉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湯森路透)

 

第二,《社維法》裁罰假新聞方面,的確存在少數案例執法過當的現象,但總體判罰比例僅占4%,多數假訊息事實上並不判罰,法官會以「謠言是否讓人信服」及「是否影響公共安寧」為判斷基準仔細斟酌,不會出現隨意抓捕的情況。文中援引的蘇宏達案,嚴格來講「消滅故宮說」昧於事實,涉嫌誤導公共,但考慮到話題屬於可受公評之事,且言論處於事實和意見之間的模糊地帶,最終沒有開罰。不過,散布虛假資訊不屬於言論自由範疇,爭議之處唯在於如何規制,這不涉打壓言論云云。

 

第三,所謂民進黨一黨獨大,只是看到了連任、罷韓等表面現象的管窺蠡測。除正副總統外,只有立法委員比例上民進黨略占優勢,縣市首長、縣市議員、鄉鎮市區長、鄉鎮市區民代表、村里長等職務國民黨仍占優勢,從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程度來看,蔡英文並非強勢領袖,民進黨也不具備實施高度黨治的力量。此外,作者似乎忘記了2018年九合一選舉綠地變藍天的版圖翻轉,也忽略了任期、罷免、彈劾等既有制度制約。

 

至於藍營式微,那也是咎由自取,並非綠營操作的結果。從去年曇花運動、內臟抗爭上的表現,都顯示國民黨出距離忠誠反對黨角色仍有距離,黨務混亂、士氣低迷、世代更迭緩慢是連黨主席自己也承認的敗選原因,將其歸咎於黑韓奏效和網軍部隊實質上是在推卸責任。

 

第四,網軍議題,這個問題藍綠都存在(儘管存在不代表合理),2020年3月《鏡週刊》專題報導《藍祕召網軍直擊》,揭露藍營找親藍反綠的粉專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開會籌組網路作戰部隊一事,在有組織性地操弄社群媒體方面,藍營猶有過之。

 

如果一定要說台灣民主在那個時期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和預期,那也集中在馬英九八年:2008年陳雲林來訪期間消音式維安、2010年強行通過地方制度法、2014年太陽花的國家暴力、迴避立法院監督和公民社會參與的兩岸談判,更不必說服貿協議一旦通過後對台灣市場的擠壓。

 

太陽花學運遭鎮暴的學生。(湯森路透)

 

民主隱憂

 

儘管此篇報導立論偏頗,言過其實,但台灣民主體制本身和蔡政府執政四年確實也存在未盡符合民意期待之處,破除制約民主品質提升和公民權利保護的種種因素應是蔡英文第二任期需要補正的方向。前者包括既有的、權責不符的憲政架構,後者則涵蓋近年涌現的、兩岸同質化的民權隱憂。

 

憲政架構方面,目前仍存在總統和行政院長權責不符的錯位情況,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非經選舉產生,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長貫徹總統意志,卻需擔負政治責任,啟動憲改之路,強化立法機關制衡作用,邁向權責相符的政府體制應是第二任期可為的方向。

 

政治生態方面,2019年經濟學人智庫民主指數中,台灣得分7.73,屬於有缺陷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指選舉自由公平,公民自由亦受保障,但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參與上有待提高,去年大選過程中不擇手段的民意操弄、罔顧政治倫理的抹黑攻訐自不待言,如何使選戰不致逾越政治倫理,將爭辯聚焦於政策面,也是接下來四年執政黨和公民社會應當思辨的議題。

 

人權保障方面更是亟需補正,近年兩岸出現越來愈多同質化的趨向,從缺乏監督機制的《科技偵查法》草案到資訊不透明的天網建置,從類似中國大數據監控的數位身份證到類似中共輿論引導的網軍部隊,這些都是近年來值得注意的問題。

 

民主不僅僅是固態的政治體系或一次大選,平衡政府施政和公民權利保護,強化監督和自律機制是促進台灣民主深化的另一道門檻。

 

媒體可以有立場,但不能見獵心喜,搬弄是非,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恰如其分的評斷是衡量媒體質素的重要面向。《亞洲週刊》原本是華文報刊中的佼佼者,以承辦書展聞名,在黃雀行動、李旺陽「被死亡」、零八憲章事件上亦有不俗的報導。好花不常開,2012年以來鋒芒漸隱,最近幾年更是極力附和北京觀點,從2019年列香港警隊為年度風雲人物,到本期為蔡英文換上黃袍的專題報導,轉向的假面令港台兩地讀者深感遺憾,讀畢文章,原來變質的不是台灣民主,而是亞洲週刊的刊格。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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