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動物

亞里斯多德主張人類是理性的動物：我們和動物一樣有不同的知覺能力，但除了知覺能力，我們還有理性（reason），使我們能夠思考和計劃。亞里斯多德甚至認為理性（rationality）是我們與眾不同之處，並提出人類最大的幸福是讓自己徹底地投入理性活動。 很多追隨他腳步的哲學家也強調理性是真正的人類特色。譬如笛卡兒相信思考使人類有別於動物，而且（不同於動物）人類因此有靈魂。可是我們有多理性呢？在日常生活或其他時候，我們展現各式各樣不理性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老是掉進思考陷阱，而且沒有充分理由就相信各種事情。我們還意志薄弱。我的目標是長命百歲，而且我知道假如少吃點糖更有機會實現目標。話雖如此，我一次次地被甜點的誘惑征服。我沒有依據我的（終極）目標行動，而這是不理性的。

區分哲學家口中的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和實踐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很重要。理論理性和我們的理論知識有關，是關於相信什麼是理性的。相信有充分理由去相信的事是理性的，相信有充分理由不去相信的事是不理性的，而你若是沒有理由支持或反對（抑或有同樣強烈的理由支持與反對），不對這件事抱有一套信念才是理性的。理性和真理是相連的，但它們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根據充分理由相信一件事，形同基於證據去相信一件事，使你的信念更可能。不過，誠如我在第一章所強調的，你可以基於充分理由相信某件事卻仍然是錯的。因此對某件事抱持不正確的看法，可能是完全合理的，可是我們犯錯經常是在不理性且沒來由地胡亂相信事情的時候。

「欠缺知識的人，也將無法實現目標。」

實踐理性和我們的行動有關，就好像實踐知識一樣。有時我們稱這類理性為工具理性，因為它是關於實現目標的手段。假如我的目標是把小木屋變暖，我需要知道如何提高小木屋的溫度，然後據以行動。我知道假如取用薪柴，生個火，小木屋很快就會溫暖起來。考慮到我的目的，我去拿木材生火是理性的。

假如我的目的是消除頭痛，而我知道最好的辦法是服用止痛藥，那麼我吃藥就是理性的。為了實現我的目標，我必須使用有關世界的真實信念，可是我的行為有多理性並不取決於信念的真假。假如我認為擺脫頭痛的最佳方法就是倒吊在一顆樹上，那麼我倒掉在樹上就是理性的。我的目的不會達成，但考慮到我對世界的信念，我的作為實際上是理性的。這可以連接到我們先前關於知識價值的討論，欠缺知識的人，也將無法實現目標。

實踐與理論理性的差別之所以重要有好幾個原因。假設你要給我一百萬，如果我願意相信歐巴馬其實是一隻來自異文明的綠蜥蜴（比較荒唐的一個陰謀論）。我們已經討論過人類對自己相信的事有多少支配能力，因此比較可能的情況是，無論你給我多少錢，你無法讓我相信這瘋言瘋語。但姑且假設這是可能的好了。假設我見錢眼開，而且你提出的數目大到讓我能說服自己歐巴馬是一隻綠蜥蜴。我的信念是否理性的問題仍有待回答。我想要錢，而且願意不計一切代價——所以這當然是理性的囉？哲學家為此做了大量辯論。我的看法是，我們需要保持實踐理性和理論理性的區別。我相信歐巴馬是一隻綠蜥蜴可能在實踐上是理性的，畢竟那使我實現發大財的目標，但只因為能變有錢而相信歐巴馬是一隻綠蜥蜴，在理論上絕對不是理性的。我沒有能用來支撐信念的半點證據。

因為有人用錢收買你而相信某事，和你因為希望那是真的而相信是半斤八兩。一廂情願是個眾所皆知的現象。你希望自己身體狀況很好，而且也設法說服自己如此相信，即便完全沒有理由這樣相信，反而有很多不該相信的理由。川普就是個一廂情願大師。他希望自己就職的時候陽光普照，而且參與就職活動的群眾比歐巴馬當年更多。他還希望俄羅斯沒有干預選舉，因為這個干預可能會貶低他的勝利——儘管他的情報單位一致同意俄羅斯確實干預了。川普似乎成功說服自己相信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但有決定性證據對他的信念不利（他也被告知了），而這意味著它們不是理性的。

在美國，幾乎一半的成人相信世上有鬼，還有二六％的人認為女巫存在。（湯森路透）

我們究竟有多理性呢？在我看來，人類基本上是理性的。沒錯，有時候我們的理智會斷線——無論是理論理性或是實踐理性。 我們基於模糊的理由相信事情，我們沒意識到所持信念理當帶來的結果，我們太累太煩而沒發現自己其實有許多互相矛盾的信念（我相信我帶著皮夾出門，但同時我也知道——當我動腦去想的時候——我把皮夾留在家裡了）。而且我們毫無疑問是意志薄弱的。我們想著要戒菸、減重、更常健身，也清楚知道實現目標需要怎麼做，可是我們偏不照做。

這類的失敗屢見不鮮，實在有趣。事情可以錯到多離譜也教人嘖嘖稱奇。譬如康納曼（Kahneman，按：《快思慢想》作者）舉出了我們思考概率時會犯下的大量錯誤，像是我前面討論過的患病率錯誤。 不過我認為過度一面倒地聚焦在失敗之上，會使我們忽略日常生活中其實充滿了理性。我在前面強調過，我們對證據非常敏感。使人相信某事的最佳辦法就是提供良好證據做為背書。假如感官提供正在下雨的證據，我就會相信正在下雨。要不是我們（多數時候）在理論上是理性的，而且擁有大量知識，我們連一天都活不過。這些知識相當無趣，可是重要，是我能夠穿衣服、吃早餐、通勤上班並完成工作的先決條件。指出我知道冰箱裡有牛奶，因為我檢查了冰箱，不是太令人興奮的事。實踐理性也是一樣。要不是我（總的來說）在實踐上是理性的，我不可能達成任何一個日常目標。我想要穿衣服、吃早餐、通勤上班並完成工作。我知道實現這些目標必須使用哪些方法，於是我據此行動。我想要穿衣服，然後我穿上了，並不怎麼令人興奮，但這就是我的實踐理性的成果。

因此，我認為亞里斯多德說我們是（相當）理性的動物，而且理性為人類所獨有，是（幾乎）正確的。牢記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即將開始仔細檢視一些可能引人誤入歧途的心理機制。

為什麼我們有千奇百怪的看法？

人們相信很多古怪的事。舉例來說，在美國，幾乎一半的成人相信世上有鬼，還有二六％的人認為女巫存在。共有一一％的人認為不能排除世界被穿著人皮的蜥蜴所控制。不到五成的美國人相信演化論，而且有四分之一相信太陽繞著地球轉，而非地球繞著太陽轉。就演化而言，歐盟的情況好一些（七○％相信）。 在瑞典，一六％的人相信世上有鬼，還有多達三七％的人相信靈異現象——沒有科學解釋的超自然事件。更重要的是，有六％瑞典人認為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的月球登陸（阿波羅十一號）其實是在片場拍攝的。

對這些愚昧一笑置之很容易。人們若相信世上有鬼和女巫也許沒什麼關係（即便十七世紀的燒女巫顯示它可以很要命）。但在今天的社會中，我們若沒掌握基本的科學事實和社會事實真的很嚴重。舉個例子，三二％的美國人不相信氣候變遷是人類活動引起的。 在二○一二年，有六三％的共和黨人仍相信二○○三年美國入侵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還有六四％的人認為歐巴馬不是出生在美國。多數美國人認為暴力犯罪正在增加，儘管統計數字表明暴力犯罪已大幅下降（從一九九三年的每千人七九．八起，降至二○一五年的一八．六起）。 在瑞典，有七％的人認為美國和西方世界刻意在烏克蘭引起衝突，而四○％的人認為基因改造食品對健康有危害（所有研究均顯示並非如此）。

這些是怎麼發生的？其實這取決於兩個問題。人們怎麼會相信這樣的謊言？以及他們怎麼能夠持續地相信謊言？第一個問題是最容易回答的。誠如我多次強調的，我們絕大多數的信念來自他人。幸運的話，我們從優質的來源獲得：運作良好的學校、可靠的媒體、知識淵博的朋友和誠實的政治人物。 不幸的話，我們透過其他方式獲得。力有未逮的教育、不可靠的媒體、不學無術的朋友和搞政治宣傳的人。任何人，無論聰明才智高低，都無法抵抗。我們被迫相信別人說的話。天資聰穎的人可以判斷一件事是否成立，抑或有矛盾，但沒有人可以單憑己力判斷她從周遭環境獲得的資訊是否正確——尤其是需要專業的知識。這單純是認知勞動分工所造成。假如有信任的人提供資訊給你，或者你被政治人物操縱，你會相信自己的信念建立在充分理由上，即便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可以將此視為人類知識的困境：正常程度的輕信可能使你被騙，持續抱持著懷疑態度會阻止你獲得有關世界的一般知識。

我們多數信念來自他人的事實，意味著我們通常對這些信念為什麼成立的原因不甚瞭解。我們都相信吸菸會導致癌症，但有多少人能解釋為什麼，就算是基本的解釋也好。同時，我們自認對於來自他人的知識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舉例來說，心理學實驗顯示即便對一知半解的事，我們也經常自覺很懂。 那種很懂的感覺和很強的信念息息相關。換言之，人人都對自己幾乎一無所知的事深信不疑。這當然會帶來種種問題。《華盛頓郵報》二○一四年做了一項調查，瞭解美國人對美國是否該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行軍事干預的看法。回應者對烏克蘭的地理位置愈不清楚，愈傾向認為軍事干預是個好主意。以為烏克蘭位在南美洲的民眾是最熱切支持強行干預的人之一。

※本文摘自《另類事實：關於知識和它的敵人》第三章 扭曲的思考／春山出版／作者為國際學者，時常在世界各地演講、授課，發表的文章散見於各大國際研究期刊；亦為歐洲科學院（Academia Europaea）、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及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