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要停刊了。雖說停的是紙本，不過，你知道的——秋天來了，冬天還會遠嗎。

我非常想念它，雖然我只是它的讀者，而且很慚愧，還是個從不付錢的讀者。它創刊時我在讀高二，總在下課後去金碧輝煌的「金橋圖書公司」吹冷氣，站著看完整本《新新聞》。那是一九八七年，台灣像一個戴著手銬腳鐐的乩童，經歷著自己也未必明白的劇烈震動，卻掙不脫言論管制的束縛。大多數人活在大眾媒體的泡泡裡繼續安逸著，計較著街頭運動的「社會成本」；一個大型的「楚門的世界」。《新新聞》是一個珍貴的破口。那時聯考導向的課堂上，有一位老師見識不凡，偶爾會說些他對時事的看法。我一聽就知道，他也看《新新聞》。那個年代的《新新聞》，是辨認我族的密碼。

後來《新新聞》漸漸淡出了我的視野，直到某一年，《壹週刊》傳出易手的可能，臉書上流傳一位高中生的文章。他說《壹週刊》是他的啟蒙，他因此嚮往記者不畏權勢揭弊的使命……文章寫得很好，英雄出少年，但是《壹週刊》是他的新聞標竿？我驚嚇不已，感覺好像老家被人拆掉了。《新新聞》就這樣完全被遺忘了嗎？

這幾年我在研究一起死刑案件，發生於一九九〇年。我想溫習一下那個年代的氛圍，於是跑去國家圖書館看《中華民國年鑑》。翻開那厚重的精裝書，有我們那年代所熟悉的政治圖騰：秋海棠地圖、國旗、十二道國徽的畫法、國父遺照、蔣公遺照、經國先生遺照、總統玉照……。第一章〈歷史與文化〉，不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說起，而是從伏羲氏、神農氏說起！這是「歷史與神話」才對吧！我翻到「青年」的章節，記載著大專辯論比賽、籃球比賽的優勝隊伍，沒有一個字寫到野百合學運。

於是我重讀《新新聞》，從一九八七年創刊，讀到大約一九九二年。《新新聞》的標題慧黠犀利，當初膾炙人口的兩則，其一是「『政工』不能再『康泰』了！」這是因為孫立人案，談到國民黨用以控制軍隊的「政工系統」（第五十六期，頁二六）。其二是「『人二』怎能做『老大』呢？」當時每個公家機關與國營事業裡，都有一個叫做「人二室」的神秘組織，是情治系統監控之用（第六十期，頁四五）。

神來一筆的標題在早期的《新新聞》絕非罕見，他們總是直球對決，但謔而不虐。例如郝柏村與李煥的鬥爭中，李煥落敗，《新新聞》的標題是：「驀然回首，李煥已在燈火闌珊處（第一六六期，頁四二）」。蔣良任的〈士林殘夢了無痕〉更是經典，寫蔣宋美齡在蔣經國死後私函干政，企圖阻止李登輝接班：「這一齣荒謬的宮廷鬧劇，是由一群身在歷史之中、卻不甘心走進歷史的人所推出的。老夫人在走進歷史的前刻，留下一段幾乎變成民主罪人的紀錄（第四十七期，頁二七）」。

那段時間的重大議題，《新新聞》都提供了既好看又鮮活的分析報導。例如那個不改選的國會（標題：「一千人對抗一千九百萬人的戰爭」，攝影記者陳愷巨拍出了朱高正的抗爭爆發力，也拍出老法統頑固抵抗的決心）；蔣經國過世（標題：「再見了，蔣總統！」對蔣經國的評價是：「晚間十一點半才開始工作，等到午夜鐘聲一響，他留下太多的工作，就被迫遠離了。」）；史上首次軍人出任行政院長（政論漫畫名家CoCo畫郝柏村提著一袋屠刀進入醫院開刀房，病人很緊張的哀求醫生，「喔，不！不要！我認識他，他是殺豬的……」）；許信良想盡辦法終於偷渡回台（標題：「美麗島喜形於色，新潮流鎮靜如常」）。一本政論雜誌，讀下來妙趣橫生。

我只是讀者，對於當時的《新新聞》編採過程全無參與。他們怎麼做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從成品裡看到，這個時期的《新新聞》才氣縱橫，有許多專題企劃令人驚豔。例如，「報禁解除」這件事怎麼報導？《新新聞》報導了兩大報編輯台，在報禁解除前的最後一夜；隔天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解禁後的兩大報，仍然「全文恭錄」蔣總統元旦文告。《新新聞》問道，「這是一份等待了四十年之久的報紙嗎？（第四十三期，頁十）」又如萬年國會的許多民代，當初是落選者，只因當選者死亡或沒有到台灣來而遞補，不具正當性，但政府拒絕公布當初得票情形；這怎麼報導？《新新聞》挖出民國三十六年的《大公報》，重現萬年國會誕生的那一場慌亂的選舉實況。《新新聞》採取了一個「理解歷史」的角度而非「歷史審判」的角度，對於國共內戰期間的這場選舉，持平指出客觀條件的限制與各種缺失（第三十八期，頁一七）。

也有幾則小新聞，引起我的注意。那時候中國不斷對台灣喊話要「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但台灣政府都不願意，當時的大陸政策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與大陸通信或做生意，都可能被認定為匪諜。這時，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發了一份公文，說如果父母在大陸過世，台灣的子女也可以請喪假，但必須依據「來自台灣域外地區的電信證明」。《新新聞》敏銳地嗅到了政府立場鬆動的氣息：這不就是默許民眾與中國通郵嗎？不通郵怎麼會知道父母在大陸過世呢（第三期，頁六二）？在我看來，這種敏銳細膩，就是記者的典範角色。

《新新聞》面對政治壓力的策略是公諸於世，以專業反擊。第一〇九期，權傾一時的政治家族朱安雄來函，對於《新新聞》報導他與妻子吳德美的非法貸款表示不滿，要求更正。《新新聞》來函照登，然後附上詳盡的「本刊說明」，意思是朱吳二人是政商勾結的惡例，已有公論，其他報刊包括《天下雜誌》亦已詳盡報導；《新新聞》出刊前訪問了朱安雄，已做到平衡報導。「現在朱委員夫妻開始顧惜名譽和形象，值得同情和肯定」，「官商結合乃當前政治之嚴重弊端，也是議會政治的毒瘤，本刊以往尚未針對政商特權情事深入加以報導，今後將把這類調查採訪列為重點，以不負讀者對本刊的期待」（頁八十）。怎不令人擊節大樂！

習慣了自由開放，今日重讀《新新聞》，也許會忘記解嚴前後種種桎梏的滋味，覺得《新新聞》這樣不是理所當然，很正常嗎？不是，那時候媒體受到國民黨文工會的控制才是正常，報紙想漲價必須向蔣總統呈報獲准才是正常（第二十六期，頁二五），電視台明知蔣經國死了也不敢播報才是正常（第四十九期，頁九二），像《中華民國年鑑》這樣八股、荒謬、粉飾太平才是正常。《新新聞》盡責監督政府之外，對於媒體同業受政治指使也不假辭色，屢次痛批《聯合報》當政治打手（第三十六期、三十七期、四十八期），結果《聯合報》旗下的海外通路「世界書局」，將《新新聞》惡意下架（第四十八期廣告頁，〈向海外讀者說對不起〉）。儘管《新新聞》的創辦人多半出身《中國時報》，但當中時余家競選國民黨中常委時，《新新聞》也絕不沉默（七十一期，頁八四）。當兩大報聯合漲價（第二十六期，《新新聞》評：「就像吸血鬼在天亮之前，集體享受最後一次鮮血。」），當《中時》與《自晚》有勞資糾紛（第八十期、第八十一期、第八十二期，第二十六期），《新新聞》大聲批評，並不「媒媒相護」。但是，《自立晚報》赴大陸採訪被移送法辦（第二十七期及後續），《首都早報》想要創刊被新聞局說名稱敏感（第八十七期），這些涉及媒體自由的議題，《新新聞》則熱情聲援，毫不保留。

我們那個沉重壓抑又荒謬至帶有喜感的年代，不僅過去了，而且被忘記了，如今只有在《新新聞》裡才得一見。當一隻螞蟻被包裹在琥珀裡，牠就從一隻普通的螞蟻，一躍而成為一隻承載了歷史意義的螞蟻。正是《新新聞》，使得解嚴前後那幾年，洋溢著蜜一般的琥珀色澤。如果《新新聞》當年的團隊還在，他們會生出什麼樣的精彩企劃來報導《新新聞》的紙本停刊？可惜這是無效的問題，因為這是涉己事務，他們大概不會花心思做這個。就像一個擅長為人辦生日驚喜派對的人，只能年復一年地過著自己不會有驚喜的生日。

《新新聞》的創刊酒會上，陶百川寫了一幅字，稱他們為「自由報業第一聲」。所有人都知道，《新新聞》週刊是暖身起跑，目標是辦報。但是天時地利人和終究沒有湊在一起為《新新聞》鋪設紅地毯，美好的願景沒有成真。那時候並不知道，戒嚴的訓令拔起之後，媒體的榮景竟是短暫的，更無法想像有一天《壹週刊》會成為新聞標竿，而《新新聞》不再被提起。

《新新聞》應該不是我個人的小小鄉愁，也不應該是我個人的小小鄉愁。但是好像沒有人知道網路上可以讀到《新新聞》。方法如下：第一，申請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證。第二，在網頁上找到「讀者查詢服務」→「電子資源」→「期刊、報紙」→「風傳媒政治知識庫」。在「新新聞PDF」，可以一期一期的讀，也可以用關鍵字搜尋。如果你經歷過那個年代，讀《新新聞》如重溫舊夢，必有新的體悟。如果你沒有，《新新聞》是那個時代的人類學博物館，從題材到風格都是。我們至少把《新新聞》珍藏在記憶裡，如同將螞蟻封進琥珀那樣的慎重。

再見了，《新新聞》！這是我的懺情錄，為了我當年沒付錢。

※作者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