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之後，中國告別「韌性威權」時代，進入「野蠻崛起」時代。在觀念秩序場域，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經過官方殘酷打壓幾乎銷聲匿跡，成為潛流；老左派、新左派、民主主義、民粹主義和新儒家等思潮則與新的官方意識形態「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合流，成為一種反人類、極端邪惡的「天下主義」——其代表人物及觀點，僅舉三例加以說明：劉小楓之「新國父論」、汪暉之「多元一體論」和施展之「樞紐論」。

曾發明「文化基督徒」這一稱謂並組織翻譯大量西方基督教和政治哲學經典的學者劉小楓，過去被視為自由主義陣營之一員。在習近平時代，劉小楓搖身一變成為新納粹，是當代知識人華麗轉身、賣與帝王家的典型個案。

毛澤東是華盛頓加林肯的「新國父」?

劉小楓認為，毛澤東如同華盛頓一樣，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清除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又如同林肯一樣，以韓戰奠定中國的「大國」地位，所以毛澤東是華盛頓加林肯的「新國父」。劉小楓的「新國父」論述，讓誤以為他是自由主義者或基督教文化持燈人的讀者瞠目結舌。其實，從其人生及思想脈絡來看，也是一種必然——他在二十年前就提出「毛子」之說，將毛澤東與孔子相提並論。

劉小楓的「變臉」，乃是回歸其最本真的自我。他在西方謀求大學教職失敗，對西方產生舍勒式的怨恨；正如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心理嚴重受挫的北島不再相信未來，一邊咒罵紐約地鐵的骯髒，一邊回中國接受小朋友為其佩戴紅領巾。劉小楓宣揚古典教育，但他從未洞悉希臘和希伯來的「求真」和「求善」意志，他熱衷的以施密特為代表的德國現代極權主義。

劉小楓無法靠自己發明的理論撬動歷史，他口口聲聲反對西方卻還是要拿西方理論來「師夷長技以制夷」——「國父」的概念來自西方，他對毛澤東政治合法性的肯定，無非是當年德國法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施密特對希特勒統治合法性的肯定的翻版，日光之下無新事。如何評價毛，決定著中國未來的路怎麼走，評論人夏寒在《「國父」何以成為問題？》一文中指出：

劉小楓清楚地知道，對毛的評價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人物評價，一部分中國人把毛視為魔鬼，一部分則視為神明，這是中國人的精神內戰。這種精神內戰也並非宗教與政治分離之後，兩種宗教精神之間無關緊要的爭戰，它所涉及的是兩種政制精神的對決。

中共統治出現危機，其表現之一是其歷史敘事難以自圓其說。劉小楓意識到歷史教育的失敗，在《新史學、帝國興衰與古典教育》一文中對美國「新清史」及日本「全球史」及「東亞史」發起猛烈攻擊。「新清史」倡導者是美國研究東亞和內亞史的史學家，「強調清帝國與眾不同的滿洲元素及其獨特性質，傾向于把清王朝描繪為一個有意識的多民族帝國」。日本學者平野聰在《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一書中進一步發揚「新清史」的思路，認為大清帝國不是「中國」，應稱之為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對於這些「異端邪說」，劉小楓以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誅心筆法寫道：「日本講談社世界史的寫作主旨是……重新思考世界史的興衰，為日本的出路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引進這套世界史的台灣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則不諱言，其目的是要讓所謂『台灣史』成為一個『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臺灣人』產生『渴望融入世界』的願望——『全球史』成了『台獨』政治行動的工具。」日本和台灣思想界的脈動以及兩地之互動，預示中國將不再是歷史的壟斷者。劉小楓深知，如何敘述歷史即意味著如何定義自我，而這一切取決於你背後是什麼樣的觀念秩序，他對「精神污染」和「史學反叛」比習近平還要緊張。

汪暉繳給黨國的一張投名狀

被奉為新左派盟主的汪暉，當然看不起劉小楓的「投誠」，他的比劉小楓更晦澀的文字，讓讀不懂的大學生為之迷狂，這是學術界最荒誕的「皇帝的新衣」。不過，當論及關鍵的政治議題，為了讓「今上」及其身邊的人能讀懂，他也會用「雅俗共賞」、簡潔流暢的文風來表達，比如二〇〇八年發表的《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一文。

汪暉的這篇數萬字的長文，針對「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四日在拉薩、四川阿壩、青海藏區和甘肅藏區同步發生了騷亂……與此同時，奧運火炬在全球的傳遞剛剛展開，就在巴黎、倫敦、三藩市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團和西方藏獨運動的嚴重阻撓」等事件有感而發。為了捍衛奧運聖火之神聖不可侵犯，為了捍衛中國對西藏主權之神聖不可侵犯，汪暉夜以繼日寫出這篇反擊西方輿論的戰鬥檄文，也是繳給黨國的一張投名狀。

汪暉的文章比胡錫進有「真材實料」，他知道引用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他認為，西方政治家和民眾支持「藏獨」有三個原因：首先是西方有關西藏的知識深深地植根於他們的東方主義知識之中，至今沒有清理。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對於輿論的操縱和政治行動的組織。第三是對於西藏的同情混雜著對中國、尤其是經濟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極為不同的中國的顧慮、恐懼、排斥和反感。「這三個方面不僅與民族主義相關，而且更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冷戰的歷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狀態相關。」如果薩義德知道其理論被如此謬種流傳地誤用，一定會傷心欲絕——因為西藏人的處境比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糟糕得多。薩義德曾作秀式地到巴以邊境抗議並向以色列警察扔石頭，如果他到拉薩抗議並向中國警察扔石頭，後果將如何呢？

汪暉的文章通篇歷數中國對西藏的大筆投資、今日西藏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昔日西藏的貧窮和「奴隸制」，譴責西方對西藏的同情和支持——「『西藏獨立』問題完全是近代殖民主義的產物」。然而，若按照此一思路，「中國獨立」豈不也是近代殖民主義的產物？

汪暉的創新乃是提出「多元一體」之概念，為中共的民族政策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解釋。汪暉強調：「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汲取了傳統中國的歷史資源，但也是全新的創造……從孫文到中國共產黨，他們都曾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下追隨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但後來以不同的方式尋找適合中國的制度安排，試圖超越民族主義的政治模式。」看似新穎，卻還是新瓶裝舊酒：「費孝通所說的『一體』是指『中華民族』，它不但是指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實體，而且也是指在近百年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轉變為一個自覺的民族的政治實體。」這裡的常識性硬傷比比皆是，可見這位被新左派神化的大師跟被徐曉東打得遍地找牙的功夫大師一樣虛有其表：「中華民族」明明是梁啟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亡日本期間閱讀日本翻譯的西方現代民主主義理論後發明的新概念，哪裡經過「數千年的歷史過程」？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以及若干被中國強行統治的少數族裔，各有其歷史和政治傳統，跟「內地」截然不同——汪暉不是剛剛在文章中批判西藏的「奴隸制」和神權統治嗎？

在文章末尾，汪暉露出其政治野心——這是一篇精心撰寫的奏折，是寫給中南海主人讀的：「在民族衝突頻繁的世界裡，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多族群共存狀態最值得我們珍視。探討中國社會『多元一體』現象，回顧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政策，就是要探討多樣性與一體性之間的辯證關係。我提出超越民族主義知識的問題，是因為只有超越這種知識的限制，才能發掘古典的和現代的智慧，為一種以多樣性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論資源和實踐的可能性。」在汪暉眼中，不會有自焚抗議的藏人和在納粹集中營升級版的「再教育營」中被折磨致死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多元一體」秩序必要的犧牲品，不願與中國「一體」即使死路一條，如同希特勒眼中的猶太人一樣。

與劉小楓和汪暉及其理論相比，施展及其《樞紐：三千年的中國》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小得多，卻更加危險，因為其具有七步追魂之劇毒。劉小楓和汪暉發出的是過氣人物的哀鳴，施展是任教於外交學院的年輕一輩學者，以磚頭一樣厚的《樞紐》展示出新發於硎的觀念發明和整合能力，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與充分的批判。

施展以學術包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施展以「樞紐」這個詞語及觀念來定義中國：「中國的體量決定了，它天然是個世界歷史民族。」對「何謂中國」這一問題，他企圖「在規範性意義上」給出回答：「作為體系的中國，仿若世界海-陸秩序的全息縮影，通過歷史的演化與現代的整合，凝為多元一體的共同體，並以其超大規模而獲得足夠的動能，打通內、外兩重秩序，將人類秩序聯為一體。」頗有毛澤東之氣魄，只需要將「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改為「數風流國家，還看今朝」。

當「新清史學派」及東亞史、全球史論者，以及劉仲敬等人以「內亞」解構中國之際，施展反向而行，擴大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將草原和海洋也納入其中，陸上的長城和海上的鎖國仿佛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國的天下儼然是世界的天下。為此，施展不惜挑戰傳統史學中的正統觀念及漢族中心主義，比如論及宋遼分治時代時，他指出「大遼從帝國氣魄上，相對於轉向內向的大宋而言，更像是大唐帝國的繼承人」、大遼的首都南京析津府（北京）「為當時整個東亞世界的首都」。這一論述與陳寅恪的「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大異其趣。施展對遼的肯定，絕不是認同遼之「非中國」特性，而是以更強勢的中國論述將遼「中國化」。他的變通乃至突破，乃是為了建構更龐大的中國——遼是中國，西夏是中國，金是中國，蒙古也是中國。這種「中國式邏輯」就是：如果你足夠強大，無論你是什麼族裔，你都可以被承認為正統，但前提是你必須被定義為「中國」，也就是你必須代表「中國」。

施展的「樞紐論」，是以學術包裝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及菁英版的《厲害了，我的國》。他在書中探討的是大歷史，更是中國如何「在實力、理想、制度三個層面完成自己的世界主義轉型」。儘管他也使用「自由」、「憲制」等基督教文明和清教徒觀念秩序中的術語，但並不意味著他認同中國應當接受基督教文明——反之，他宣稱，美國若要「消化」中國的挑戰，必須「改變自己的文明樣式，改變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換言之，美國必須「中國化」才能在中國掌控的世界秩序中獲得一席存身之地。中國躍升為羅馬，降格為迦太基的美國必須聽中國之號令。

施展在使用「自由」、「憲制」這些術語時，是以中國秩序、中國利益（共產黨的統治及共產黨的利益）為前提，「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以及對中國自身的改造，帶來了普遍性憲制展開的可能」、「歸根結底，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歷史民族，決定了，世界的自由將以中國的自由為前提」。他使用「自由」和「憲制」這些光明的術語只是虛晃一槍，他欣賞的是「法權」這個毛澤東和施密特用過的術語，這句話是其觀念秩序的風暴眼：「今天，實現了經濟崛起的中國，已經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響著世界法權。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將在深刻的意義上，決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中國的權力意志不受固有國界之限制，其「硬實力」摧枯拉朽，「擋我者死」。

重寫歷史的目的是控制未來。如此步步為營、鏗鏘有力的論述，絕非普通「小粉紅」可比擬。它讓人聯想到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樞紐》更適宜的名字是《中國之奮鬥》，比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誘人得多）。施展的《樞紐》是一本堪比納粹思想旗手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二十世紀的神話》的理論傑作：《二十世紀的神話》是《我的奮鬥》之前傳，羅森堡的理論為納粹屠殺猶太人和爭奪神聖空間提供了正當性與合理性。施展似乎實現了羅森堡在踏上絞刑架前的誓言：「思想上的偉大變革往往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順利完成。即便我方如今已經死氣沉沉，但有朝一日還是會東山再起。」單單將「我方」由德國改成中國就大功告成。

中國的納粹化，首先是知識界的納粹化。思想的毒害比單個官員的貪腐後果更嚴重。羅森堡在一九三六年的日記中寫道：「至少有一件事是我滿意的，我已經貢獻了一己之力，把猶太人的背叛之舉給揭發出來了。」納粹宣傳部新聞處長漢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在受審時說，羅森堡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所有人中，罪孽最深重的」，而美國檢察官羅伯·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則稱之為「『優等民族』思想上的大祭司」——施展、劉小楓、汪暉都在處心積慮地爭奪這頂光芒四射的冠冕，他們堅信「東方必勝」，一點也不擔心像羅森堡那樣被送上審判席和絞刑架。在思想觀念的戰場上，胡錫進、司馬南只是齜牙咧嘴的戰狼，施展、劉小楓、汪暉才是猛虎，至少他們自認為是猛虎。筆是可以殺人的，筆更可以當成魔笛吹，將千百萬人趕上戰場作為炮灰。他們心中的「優等民族」，不是雅利安人或日耳曼人，而是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他們心中的「天下帝國」，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國，而是比之更偉大的「中華帝國」。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