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川普都令人想起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兩人都是從房地產致富，對女性與少數族裔懷抱根深蒂固的歧視，川普在巴士上所說抓女人私處的錄音在選舉時釀成軒然大波，並遭多名女性指控性騷擾，貝魯斯柯尼不僅對國會議員性騷擾，他的bunga bunga性愛派對與召妓未成年少女更鬧得滿城風雨；兩人都因稅務問題成為競選醜聞，也都與媒體深有淵源，川普因電視節目實境秀聞名，善用淺顯易懂的小學生字彙與短句子演講，熟稔社交媒體造勢，貝魯斯柯尼則是義大利的媒體大亨，壟斷九成以上的私有電視媒體。

首次參政就攀上權力頂峰

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是素人從政，首次參政就攀上權力頂峰，直接從企業CEO成為國家領導人，這對兩人的執政風格有重大影響，他們的競選策略十分神似，都將自己塑造成為對主流政治不滿的出路：川普不僅不介意失去黨內建制派大老的支持，反而自詡成為建制派外的另一種選擇，貝魯斯柯尼宣稱超越傳統義大利的多黨派之爭，成立新政黨自任黨魁；兩人都標榜愛國主義，並將之與基層民眾的情緒及對新移民的排斥連結起來，反對自由貿易與競爭，強調自己在企業成功的經驗能夠轉換為經濟政策，為人民帶來工作與財富。

有人因此注意到兩人的相似性，或許透過貝魯斯柯尼是瞭解川普的最佳途徑，芝大商學院的義裔教授Luigi Zingales在2011年於《紐約時報》預言，川普或將循著貝魯斯柯尼的路子成為美國總統，不料一語成讖，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貝魯斯柯尼從微幅領先到成為義大利自墨索里尼後任期最長的總理的過程，是否會成為川普從政的範本。除了貝魯斯柯尼外，亞洲的韓國前總統李明博與泰國前總理塔信也都是CEO從政，目前國內外新聞評論對川普的分析大多從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角度出發，而對其商人性格較少著墨，其實川普一生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商場打滾，要理解川普的決策風格，便不能不理解他性格中的商人成分。

將本求利只是一小部分

很多人常誤解CEO就是每天將本求利、錙銖必較的經營者，其實不然。McGill大學的明茲伯格（Henry Mintzberg）早於1973年對企業高階主管的觀察中發現，企業領導人的工作包括人際、資訊與決策等3大類共10種不同的角色，從精神領袖到談判者不一而足，將本求利只佔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而是這些每日無以間斷的日常工作累積而成CEO的決策風格與性格。

舉例而言，CEO常見的人格特點之一是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過度自信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例如各國駕駛在評估行車風險時大致準確，但是卻明顯低估自己發生事故的機率，平均而言，人們傾向低估困難事件發生的機率，而高估簡單事件的機率。儘管過度自信相當普遍，但是各國CEO過度自信的情況卻較一般人嚴重得多，因為在升遷至CEO或是創業成功的過程中，必定曾經做對了不少決策，生存偏差與歸因謬誤使得很多CEO都相信他們比其他CEO的決策能力更為卓越。並影響社會的金融與創新決策，例如多數CEO都知道大多數的企業併購難以為企業增加價值，因為併購企業時所產生的綜效通常低於所付出的價格溢酬，但是CEO們仍前仆後繼的併購企業，因為他們相信多數併購的失敗，乃是因為其他CEO的能力太差，他們必定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綜效，這並非因為CEO們缺乏學習能力，而是他們過度自信的自我強大到學習效果也難以矯正的地步。

重視結果甚於過程的正義

無論川普或是貝魯斯柯尼都是典型過度自信的CEO類型，或許已經更進一步到了自戀型CEO（narcissistic CEOs）的地步，例如川普宣稱自己私生活毫無瑕疵而且能力超群，他的基金會、演藝生涯與公眾生活大多在建立對他個人的崇拜。自戀型CEO是指那些自我感覺過度良好到覺得他們天生的價值就超越其他的CEO，他們通常比較不在乎組織內公平的價值，容易產生自己對經營的結果能夠完全控制的幻覺，並對自己的經營結果過度樂觀。因此我們當不會對川普與貝魯斯柯尼兩人競選時的狂言感到意外，他們都對自己深信不疑，重視結果甚於過程的正義，甚至因此滿嘴謊言也不感羞愧。

不過並非所有的自戀都屬負面，有時這種性格反而是他們在商場上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例如Christian Resick等人針對過去超過100年來大聯盟球隊CEO的研究發現，某些傲慢又滿嘴浮誇計畫的自戀型CEO，反而有時更能夠提振士氣，改善球隊績效。無論如何，這些多年來在商場上形塑的人格特質也都將隨著川普進入橢圓辦公室的決策過程。

商人與職業政客在生涯中累積而建立不同理解問題的框架，即使面對相同的問題，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認知與處理方式。當中國外交人員在與美國官方見面的每一個場合中，不斷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時，老練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對中國外交語言的涵義不會有所誤解，因為這是職業外交人員的共同語言與思維；但是對川普或任何熟悉商業談判的人而言，談判的一方如果自揭底牌，無異於暴露弱點給對手，徒然增加對手的談判籌碼，如果川普對國務院的中國政策不滿，上任前和蔡英文總統通話，趁機以「一個中國」政策對中國漫天要價的做法，不過是商業談判的標準動作，而川普經常在推特（Twitter）對某些議題大放厥詞，同樣是出自他過去商業談判的習慣，談判之初的漫天要價，無非是為了先聲奪人以便在未來取得更佳的議價優勢，未必代表決絕的宣戰。

「失言」其實經過精心計算

因此同樣必須對競選時媒體共同塑造的川普形象加以澄清，大選時媒體喜歡將川普塑造為粗俗的莽夫形象，這其中有正確與誤解的部分。的確，川普不是飽讀詩書的典型，喜歡從電視節目和談話中獲得新知遠超過讀書的興趣，相信街頭智慧（street smart）超過學術權威，這種強調實務經驗的特色也反映在他的用人上；但是在另一方面，川普要遠比其媒體形象更為深沈而善於表演，很多川普與柯林頓辯論時的「失言」，其實都是精心計算的結果，例如總統辯論史上首次出現要將對手關入監獄的言論普遍被認為失言，但事實上川普早在辯論前數月就在給支持者的電子郵件中要求小額捐款，作為將柯林頓送入監獄的基金，並經過數次民意調查，川普在辯論場上不過是如實演出罷了。他與小英總統的通話也應做如是觀，儘管川普受訪時表示2小時前才獲得通知，但是事後在推特大肆宣揚，就不會毫無目的，不過如前所述，同樣不該對川普會覺得對台灣有任何道德責任有所幻想。

企業家從政的優點，在於堅持管理的效率與效能，有助改善政府官僚組織的效率與強化政策落實，前閣揆張善政或許就是一例。川普當選後立刻表示對聯邦政府多如牛毛且不斷成長的管制感到不耐，認為很多管制措施無非是為了特殊利益團體或是官僚組織所設置，因此有未來每新增一項聯邦管制法令，就必須先廢止兩項舊法令的說法。相較傳統政治人物對國家金錢的使用缺乏效率也毫無感受的現象，從政的企業家大多無法接受，川普在推特對總統專機與F-35戰機不可思議的高價感到憤怒後，廠商立刻降價，並表示願意重新研議價格，職業政客的浪費程度，甚至超出了自戀企業家的容忍範圍。

很難縮短貧富差距

但是國家畢竟不同於企業，憲政對總統的制衡機制遠超過公司治理對CEO的控制。很多企業家執政後發現政府機關無法如企業組織般如臂使指，而有權力集中化的傾向，特別是自戀型CEO對自我能力與控制抱有幻覺，一旦結果不如人意，便會要求更大的權力與擴充政府組織，例如義大利的貝魯斯科尼與泰國的塔信執政期間都曾試圖修法或修憲擴權，他們也都在小而美政府的口號下開始改革，卻以擴充政府組織與人員告終，塔信甚至將泰國的部會從13個增加到20個。

CEO總統較無傳統政治人物的僚氣，並能為保守的政府官僚組織引進新觀念與新制度，但是其風險是過度依賴大企業與富人觀點施政，例如南韓前總統李明博屢遭批評無法忘情於現代建設CEO的經歷，大量自校友、教友與企業家好友中揀選內閣成員，縱使發跡自反對運動，但施政仍以企業友好與減稅的政策優先，並且如前所述，自戀型CEO總統對組織公平較不介意，李明博747政策的失敗，正有部分肇因於無視社會對分配正義要求，尤其容易因為對效率的追求而犧牲底層勞工的權益。儘管川普與貝魯斯科尼都以基層民眾的代言者自居，但事實上貝魯斯柯尼任內的義大利經濟表現不佳，真正從他的經濟政策中獲益最大者的正是他本人，因此當不意外川普所公布的內閣名單中充斥億萬富翁，並將減稅列為優先政策，川普選民所期望的縮短貧富差距，恐怕並不樂觀。

與此相關的是，CEO總統通常囿於生活範疇，缺乏與公民團體合作的經驗，李明博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受限於CEO的背景而鮮少與非政府組織往來，偏偏南韓人民對於70,000個散布在各行各業非政府組織的信賴程度超過對政府的信賴，因此單只是由公民團體發動的反對美牛進口與私有化政策的燭光示威，就足以癱瘓政府數月之久。

因此我們當不意外貝魯斯柯尼總理任內公認最大的弱點是無能處理權力分配，自戀型CEO總理過於相信自己無可取代，正如宋楚瑜之於親民黨，貝魯斯柯尼的義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始終脫離不了個人政黨的陰影，貝魯斯柯尼雖然精於合縱連橫與其他政黨結盟以執政，但是他始終無法妥適地處理好權力分配的問題，不僅大權獨攬，而且總是將子女視為最重要的親信參與決策，最終因此造成義大利力量黨領導階層無以為繼的尷尬。

家族政治陰影籠罩白宮

川普也有同樣的問題，他在會晤日相安倍晉三時讓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隨伺在側，並表示未來會將婦女、兒童等議題交由她處理，更重要者是他的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出身哈佛的猶太人，和川普一樣從事房地產致富，並擁有報紙出版等媒體，自競選起就在川普團隊擔任主要智囊，包括對以色列與俄國的外交政策。川普選前對國際事務的發言經常受到過度分析，他本人恐怕只對中俄等少數大國有所定見，外交政策的走向主要仍視其任命的官員與小心謹慎的國務院官僚之間的拉鋸而定，除了由出身埃克森美孚CEO的國務卿狄勒森（Rex Tillerson）主導之外，庫許納將繼續成為川普最倚重的國際事務幕僚，雖然他一旦入閣就必須受到嚴格的利益衝突法案規範，但是川普甚至不惜甘冒違反《反裙帶關係法》之不韙，都要提名他為白宮高級顧問，家族政治的陰影重新籠罩白宮。

川普與貝魯斯柯尼的家族政治傾向最令人擔憂者是造成裙帶資本主義橫行。在貝魯斯柯尼執政初期的前6個月，義大利的政治新聞幾乎完全為總理的利益衝突問題所主導，貝魯斯柯尼的Fininvest集團所涉入者乃是屬於高度管制的電視媒體與銀行業，其中Mediaset幾乎完全壟斷私有電視頻道，成為他與義大利力量黨的宣傳工具。執政後反對黨批評Mediaset壟斷時，他竟然直接邀請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Mediaset的CEO與通訊部長在基奇宮（Palazzo Chigi）商議共同瓜分義大利的電視與串流市場，裙帶資本主義偽裝成競爭而戰勝了自由市場的原則。其實早在他於1994年首次從政成為總理後，總理利益衝突開始成為焦點，國會在他於2001年再度入主基奇宮時，制定利益衝突法案，不過為時已晚，貝魯斯柯尼任內通過大量的法案圖利個人及事業，其中包括30項法律案直接幫助他本人及其企業免於檢察官的起訴或是法官的定罪，並曾經2次助其免於因不實財報與賄賂入獄，他的家族在其任內成為最有權勢與財富的義大利家庭。

利益衝突問題最嚴重的美國總統

儘管川普曾說：「法律完全站在我這邊，我不可能有利益衝突。」但事實上川普是美國歷任利益衝突問題最嚴重的總統之一。不僅川普過去依賴政商關係取得飯店稅務優惠與土地的歷史罄竹難書，在當選後，女兒伊萬卡和他一起會晤日相時，川普集團正和日本一家成衣公司談判契約，而日本政府是那家成衣公司的大股東；川普屬意子女接管集團作為保密信託，但又不避嫌地指定子女與女婿成為總統交接團隊的一員；他要求前英國獨立黨領袖Nigel Farage發起反風力發電運動，以確保其蘇格蘭的高爾夫球場不受發電廠房建設的影響；他不僅在選舉期間拋下選務為自家飯店剪綵，並且在選後立刻與印度房地產大亨合作生意；在與阿根廷總統通電數日後，阿根廷政府就宣布通過川普大樓的計畫。

近日在媒體議論下，川普宣佈將關閉川普基金會，不過該基金會正涉及圖利而遭受紐約檢方調查中。問題在於美國對其他官員有利益衝突法令的規範，但是總統具有法律豁免權，儘管美國憲法規定總統不可以權謀私，但規範大多遵循慣例行之，例如公開財報、財產信託等，而川普似乎並無遵循慣例之意，傳統上唯一可以監督總統利益衝突的國會又由共和黨取下多數，日前川普僅僅透過推特放話，就成功令共和黨撤回成立國會道德辦公室的提案，可以想見未來國會監督總統利益衝突並非易事，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問題或有惡化之虞。

美國歷史上並非未曾發生過總統級人物的裙帶資本主義危機，前副總統錢尼（Richard Cheney）就是最好的例子。錢尼在接任小布希的副總統之前，擔任Halliburton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兼CEO，使得他在911後反恐戰爭的角色備受爭議，特別是在美國對伊朗宣戰2年後，Halliburton的公司市值倍增，對錢尼利益衝突的質疑達到高峰。

David Fisman等人因此對錢尼的政商關係是否有助於Halliburton公司的市值加以檢驗，他們測試競選前到對伊戰爭期間的一系列相關事件，包括錢尼傳出心臟病、出任副總統候選人提名委員會卻提名自己、小布希勝選到對伊發動戰爭等，發現Halliburton在金融市場的回報值均為0，出人意表地發現錢尼的政商關係在所有的事件中都未曾替Halliburton帶來任何異常報酬。

這並非意味著美國並無裙帶資本主義的問題，過去諸多證據顯示美國企業的遊說與政商關係足以影響政策走向，錢尼與Halliburton的個案所顯示者，或許是在新聞媒體與大眾的高度關注之下，使得其政商關係無從發揮影響力，足見新聞自由與輿論關注對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有可能產生嚇阻作用。

川普、狄勒森與貝魯斯柯尼的共通點

川普這種不避利益衝突的性格也可能影響美國的外交走向，未來4年將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在國際事務上，由兩位從未擔任過政府職位、直接由CEO成為總統與國務卿的人掌控。川普、狄勒森與貝魯斯柯尼也分享若干共同點，例如三人都對俄國的好感超過中國，也都與普丁（Vladimir Putin）建立良好的私人情誼，美俄關係改善的可能甚至使得知名左派知識份子齊澤克（Slavoj Žižek）選前公開表示支持川普當選。

在外交政策上，貝魯斯柯尼被批評「離美俄太近，而離歐洲太遠」，他將歐盟視為經濟體而非戰略性或超國家的政治組織，普丁也投桃報李與義大利簽訂友好經濟協定提供能源，義大利能源公司ENI成為俄羅斯的主要合作夥伴。兩人的私人情誼甚至延伸到貝魯斯柯尼卸任後訪俄，普丁在舉世爭議的克里米亞（Crimea）的酒莊宴請他有240年歷史的西班牙酒，一瓶便要價超過100,000歐元，而克里米亞在前一年才由俄國自烏克蘭手上併吞，所以這場宴會既有義大利前總理背書的政治意涵，也令貝魯斯柯尼可以自剛逃過召妓未成年少女的訴訟中取暖。

這是為什麼與俄國交往要比像是加拿大有強大個人誘因的原因，和加拿大這類有嚴格利益衝突規範的國家往來，幾乎無法獲得任何私人利益，私人情誼也經常人去茶涼，但是俄國普丁則大不同，私人情誼與利益可以得兼。如前引明茲伯格的研究，CEO的特色之一便是人際關係先於商業關係，這不僅是川普個人的作風，也影響他的用人哲學，例如在提名狄勒森為國務卿時，他強調狄勒森在埃克森美孚CEO任內「認識許多世界各國的領導人」，而狄勒森本人更與俄國淵源深厚，自葉爾欽起便與俄國領導人熟稔，和普丁的關係更是空前緊密，巴拿馬文件曾揭露兩人可能有財務關聯，他除了曾經代表公司和俄國簽下價值3,000億美元的天價合約之外，並與義大利ENI總裁一起獲普丁頒發友誼勳章。裙帶資本主義是否會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而對世界造成衝擊，以及媒體與國會是否能夠有效監督制衡，是世界矚目的焦點。 而這種私人關係先行的傳統，也對外交遭受打壓而無法與各國領導人會面的台灣總統不利，我過去曾在《想想論壇》簡略談過，此處不再贅述。

誤認國家為一個大企業

CEO總統另一項可能的問題是容易產生某些學理與實務的落差。台灣向來偏好學者從政，也屢遭批評與現實脫節，企業家從政雖無學者不諳世事的缺點，但卻有另一種學理與實務差距的問題：容易誤認國家為一個大企業。克魯曼（Paul Krugman）曾經舉例，如果一個國家吸引鉅額外資投資， CEO們幾乎都認為企業的產量因此增加，所以該國會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但是在企業層次為真者，在國家層次未必如此，事實上外資淨流入必定伴隨貿易逆差，因為國家經常帳與企業財務報表不同，凡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必須伴隨以出售外國人資產超過購買的數量，以達成經常帳平衡，恰與個別企業的現象相反，導致誤解國際貿易的意義。

這種風險現在看來十分現實，貝魯斯柯尼競選時宣稱保護主義會帶來150萬個工作機會，以類似口號競選的川普同樣反對自由貿易，並利用租稅手段迫使福特、蘋果等企業遷回美國製造，固然因為美國的製造成本已經與主要競爭對手不相上下，租稅手段容易奏效，但是正如貝魯斯柯尼最終固然守住失業率，卻在其他地方令義大利陷入經濟泥沼一樣；川普的保護主義大旗，縱使最後帶來工作，長期仍將傷及美國及世界的利益，但是最後是否會發展成全球貿易保護大戰，仍有待觀察。

一方面川普過去的經驗顯示他對自由市場毫無信念，同時他和支持者都有保守威權主義的傾向，一旦遇到打擊，必以更強硬的力量反擊回去，他提名的貿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和國防部長James Mattis都是典型的鷹派代表；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閣員尚未對此形成共識，例如經濟顧問Peter Navarro著有《致命中國》強烈反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但是出身高盛的準財政部長Steven Mnuchin對川普認定中國操縱匯率的說法則相當保留；雖然貿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反對TPP，但是狄勒森曾經在CEO任內對TPP讚譽有加；最後，川普的生意人本質與使得他容易受到中國市場所可能帶給川普集團利益的誘惑，永遠有可能在最後一刻避免衝突過激，尋求共同利益，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庫許納正和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吳小暉合資在紐約開發房地產，一方是川普女婿，另一方是與中國最高當局關係密切的神秘億萬富豪，裙帶資本主義或許諷刺地會將中美兩國領導人連結起來而降低貿易大戰的機率。

第一隻帶來徵兆的燕子是川普上任前就宣布取消TPP，雖在意料之內，但也令某些觀察家感到訝異，畢竟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對華盛頓官僚的集體不滿，超過對特定政策的強烈立場。不過TPP的民調支持度一向不高，而且已經成為華府政客為大企業而犧牲底層勞工權益的象徵，取消TPP對川普維護勞工的形象有所助益。根據估計，美國從TPP獲得的經濟利益幅度並不高，主要還是在戰略上的意義超過經濟利益，TPP最大的受益國是像越南那樣本國生化、製藥與娛樂等相關產業太弱而無害可受，但是農業與製造業又受益最多的國家。

對台灣而言，取消TPP則是一個壞消息，不僅是因為台灣貿易最惠國關係（FTA）的覆蓋率太低，同時也因為，台灣與中國簽訂貨貿協議或是加入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價值，並不僅僅如傳統自由貿易理論所主張的，僅由締約雙方或是各國之間的比較利益所決定，同時也取決於簽約國是否有其他相當的自由貿易夥伴，換句話說，如果台灣能夠加入TPP，則同時也加入RCEP，對台灣最為有利，但是如果台灣只由貨服貿或RCEP主導時，反而容易因此失去議價力量而被鎖定在特定關係中，長期進而喪失經濟發展的主導權。

民主黨是河中青蛙背上的蠍子

最後，如果媒體與國會均無法有效制衡川普，制度上最終可仰賴者是敵對政黨的競爭，不過就如同Zingales所指出的，無論是貝魯斯柯尼或是川普的崛起，與其說是他們無敵，毋寧說是對手無能。問題在於無論是義大利左派或是美國民主黨的行為，都太容易預測了。當貝魯斯柯尼競選時喊出西方優越論時，義大利左派急忙地批評這說法如何政治不正確，屬於白人帝國主義的論調云云，但事實是很多義大利選民在心中卻暗暗同意貝魯斯柯尼的說法；當川普宣稱要在美墨邊境蓋圍牆時，美國民主黨的反應是嘲笑川普是個不諳國際關係的小丑，但是很多美國底層民眾卻認為川普能夠體會他們對非法移民的擔憂，說出了檯面上政治人物因政治正確而不敢說出的話，義大利左派與美國民主黨從未試圖真正理解那些明明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民眾，為何會支持貝魯斯柯尼和川普兩位富豪的狂言。

左派與民主黨就像是河中青蛙背上的蠍子，無法遏止自己螫人的衝動，對於某些特定的論點或是語言，有著巴夫洛夫式的反應，以至於連貝魯斯柯尼和川普都對這些模式瞭若指掌而加以利用，每當他們口出狂言，左派與民主黨的反應從不令他們失望，正是在這一次次的語言攻防中，對議題的關心與理性辯論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對貝魯斯柯尼與川普人身的爭議，但越是如此，他們兩人在某些選民中就越受歡迎，並且他們對議題缺乏深度思考的弱點也就此消失在政治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他們兩人對自我的過度自信的魅力與表演政治，正因為左派與民主黨未能與時俱進，而給予進化後的貝魯斯柯尼與川普可趁之機崛起。

自川普崛起後，部分媒體喜歡將之與郭台銘比較，不過或許同為首富的貝魯斯柯尼更適合對比，根據《上報》報導，鴻海旗下亞太電信董事長呂芳銘與郭台銘兩人聯合購買台灣寬頻，進軍有線電視台時，NCC委員詢問郭台銘是否有進軍總統的雄心。回想貝魯斯柯尼在義大利崛起的經驗，或許值得台灣為其遭受《經濟學人》高舉的裙帶資本主義問題，做更周延的立法，同時也不該過份高估民眾理性面對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決心，台灣的媒體、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要能與時俱進，用更多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論述而非多年來習以為常的觀點，更深入地理解台灣社會及其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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