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上周召開的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警告中共的高官，腐蝕和反腐蝕鬥爭長期存在，稍有鬆懈就可能前功盡棄，反腐敗沒有選擇，必須知難而進，還特別強調，對政法系統腐敗嚴懲不貸。這個話也正應了中共去年的反腐態勢。

2020年中共的反腐看似搞得熱熱鬧鬧，共有18個中管官員被抓，其中政法系統有4人，按落馬的時間先後，分別是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鄧恢林、上海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龔道安、江蘇的政法委書記王立科，至於被查處的省部級以下地方政法官員就更多了。這表明，習近平以反腐之名對公安和政法系統這輪的整肅正在起到效果。

政法系統是腐敗的重災區

從中共的腐敗狀況看，雖然習式反腐已經進行了多年，落馬的大小官員數量如過江之鯽，但在中共龐大的幹部隊伍裡依然只占少部分，更多的腐敗官員成了漏網之魚，這其中有些是被有意放過。政法口無疑屬於腐敗的重災區，以員警為代表的政法系統，在中共的官僚體系裡被看作強力部門，直接保衛中共的政權安全和各級領導的安危，它們的權力往往只受控於少數幾人，難以監控，所以該系統存在大量嚴重的腐敗是可以想像，也是必定的。

習近平2019年就部署了針對公安和政法系統的專項整肅，但全面推開在去年。從習的考量看，此番以反腐名義對政法系統的整肅，既是整個反腐行動的組成部分，也有著他的特定目的和動機。前幾年的反腐，政法系統受到的牽連相對少點，這主要是他要借助公安和政法力量去展開反腐，不能過早把矛頭對準他們，但在反腐取得成效，其他領域官員紛紛落馬，且個人威權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下一步就要拿政法系統開刀。原因除上面說的政法官員也存在嚴重腐敗外，還在於政法部門作為中共專政工具的特殊性，它既保衛中共政權和領導人的個人安全，也就意味著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和駕馭它，中共政權和領導人的個人安危很可能被它反向威脅。如何來理解這點？可以從兩個角度看。

一是專政工具和大眾的關係。中國民眾平時最害怕最不願打交道的部門，恐非公檢法和國安等政法口莫屬。多數民眾會認為，和這些部門打交道，人身安全和自由最得不到保障。許多冤假錯案、野蠻執法都出自它們。中國的法律本身很不健全，作為執法機構兼具專政工具，一方面，員警等在現實的執法中常常濫用法律和自身權力來威脅不配合它的公民，不像其他部門的威脅，只是造成經濟損失，政法部門威脅常涉及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讓人害怕；另一方面，專政工具的性質又使它逃過其他公權力的監督，而只受掌握本層級政權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少數幾人支配，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執法中的權力濫用，為所欲為。

中國的官民矛盾和衝突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警民矛盾和衝突。這既有員警等自身的粗暴執法因素，更多是由當局在處理和民眾的衝突時濫用專政工具導致。它的後果就是警民關係高度緊張。由於員警代表的是國家力量，警民矛盾和衝突也被看作或者常常演化成更大的官民矛盾和衝突，成為社會不安的一個動因，衝擊中共統治。換言之，由於政法系統濫用法律和權力，它本身是製造社會衝突的因素。

習近平用兩手確保政法對自己的忠誠

這種情況當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可如果說在過去，中共也意識到此問題，但由於外部戰略環境尚好，中共不擔憂警民衝突、官民矛盾會受外部環境過多影響，故而無動力去整肅政法系統，那麼現在習近平應該已經感受到了外部戰略環境的惡化對中國內部治理帶來的顯著影響以及因此對民眾心理的微妙但卻是有力的不利變化。中美關係、中國和西方的對立，在中國內部製造了躁動不安的情緒，儘管中共用維穩機制和工具以及民族主義的洗腦宣傳壓制住了部分民眾的不滿，但若外部環境繼續惡化，中國經濟出現蕭條，國內的高壓態勢進一步強化，不排除大眾的不滿會借此形成一種聲勢。所以習近平要儘量掐滅能夠引起民眾不滿的火星，這其中就包括員警等政法部門的濫權和壓迫所導致的火星。因為越是在這種情形下，中共越是高度依賴員警等專政工具，從而越有可能在某個具體的執法行動中點燃群眾不滿。要防控這種現象的出現，減少警民衝突，就必須整頓政法隊伍，改善警民關係，讓他們轉到習提倡的「一心為民」上來。而整頓政法隊伍的最好藉口是反腐。

二是習的個人威權需要，習要確保政法隊伍對自己的絕對忠誠。中共最高領袖對威權和個人崇拜的製造，不外乎兩手，一手改造思想，進行洗腦，一手懲處不服從。前者主要靠宣傳和灌輸，並伴隨恐懼教育，而這個恐懼教育，就是對不服從的懲罰。要懲罰不服從，依賴專政力量，製造恐怖形勢。當年毛澤東即通過延安整風，用康生做打手，在黨內實行恐怖治理，以專政手段對付不聽話的同志，終把自己締造成中共的紅太陽。

習近平也在運用這兩手，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力與權威。當然，時代不同，方式和程度有別，但性質是一樣的。就後手來說，對不服從的懲處，現在主要靠反腐，包括以反腐名義對政治對手的政治清洗。這幾年習通過反腐，打擊和削弱了黨內多個政治派別，建立了自己不可挑戰的權威。儘管如此，由於這些年得罪的黨內外勢力太多，稍有不慎，會被這些勢力反撲，因此，他隨時有一種不安感，要想絕對的安全，就必須確保對權力的絕對掌控，首先必須牢牢控制政法系統這個專政工具，建立起自己絕對信得過的政法隊伍，讓員警、國安、法官、檢察官絕對效忠自己。雖然之前通過周永康案已經對政法系統清理了一遍，但習可能會覺得這支隊伍還不乾淨，沒有做到百分之百掌控。

「站位」必須忠誠  不容政法系統有二心

一般來講，政法系統落馬的基層官員多是腐敗問題，但副部以上、掌握一方平安的高官就不僅僅因為腐敗，更可能涉習常強調的「站位」問題，即政治不忠誠。公安部長趙克志去年早些時候在東北調研時就強調必須確保公安隊伍的「絕對忠誠」，去年落馬的這幾位高官據說背後和胡時代的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有牽連，是孟提拔上的人。而孟則是江氏人馬，因此市場早有傳言抓他們是要搞孟。即使此傳言是真，孟也不一定會有事，實際上在我看來習多半不會拿孟開刀（這是另一層面的事情，在此不分析），但他不得不防政法系統有二心，尤其在當下這個特殊時刻。

不像毛時代，中共黨內其他派系對習是壓而不服，習要防止黨內不同派系特別是他的反對者借當下這個艱難時期，利用他的施政失誤向他公開或隱蔽的發難，引發全黨共鳴，所以政法系統的絕對忠誠在此時就顯得無可替代，只有自己完全掌控了這支隊伍，對黨內外的反對和不滿勢力才能起到震懾作用。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