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20日總統當選人拜登(J. Biden Jr.)正式宣誓就任第46任美國總統。二個多月來，美國民主政治危機暫告結束，但美國社會仍處於19世紀內戰以來最嚴重分裂狀態。2020年11月3日總統選舉結束後，前總統川普就一再透過推特宣稱選舉舞弊，致使他應當選而未當選(據華盛頓郵報統計，川普任內總計發布30,573條錯誤訊息或假消息)，離任時亦未正式承認敗選。

川普選舉律師團在各州提起選舉訴訟，絕大多數案件以敗訴或不受裡收場，其中不少法官是川普所任命(川普任內任命了兩百多位聯邦法官)，最後又由德州檢察長聯合其他州檢察長向最高法院提起四州選舉無效的訴訟，亦被最高法院駁回不受理(九名大法官中有三位係川普任命)。

法律途徑之外，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以及金主又主張應在關鍵四州宣布戒嚴，重新投票。川普還約見密西根州議員試圖說服他們直接改變該州的選舉結果，將該州選舉人票改給川普。後來，川普更直接去電喬治亞州務卿要他找出扭轉選舉結果所需的11,780張選票。這些動作相繼失敗後，川普鼓動支持者包圍美國國會山莊試圖影響選舉人驗證，導致暴徒於1月6日衝入國會山莊，計票被迫暫停。最後，參眾兩院完成各州選舉人計票驗證，正式宣布拜登當選。事後，不少大企業決定停止對投票反對各州選舉人計票驗證的共和黨籍參眾議員行政治捐獻。

民主政治要具備恆常的價值

這一連串事件原本以為只會發生在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以及非洲國家，竟也發生在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立國核心價值的美國。依經濟學大師熊彼德(A. Schumpeter)1947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書中的定義，民主係指「產生一個國家最高層級且最有權力決策者的一種制度」。由此次選舉事件可知，民主是否有助於累積社會發展所需的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如：信任)，還須具備以下要素：公平、自由的定期選舉、政權和平移轉以及可公正處理選舉爭議的司法體系。

1992年，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 Fukuyama)在其《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書中預測：八O年代後期一連串政治事件(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不僅導致冷戰結束，更是歷史的終結，人類將從歷史中獲得解放。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從此普及全世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人類最佳的選擇，一個穩定和平的世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的至福境界。

然而，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間不存在必然關聯。民主不是單純的定期選舉、政黨輪替，民主政治體制要有恆常價值與永續性，必須有處理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的機制。

此次美國總統選舉，讓運轉了兩個世紀的美國民主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雖不會導致民主政治制度的終結，但已顯示在嚴重分裂的美國社會中，民主政治制度欠缺處理社會衝突的能力，才是美國民主政治的隱憂。正如民主政治體制有許多不同類型，市場經濟亦有不同類型的理論與實踐，九O年代全球化風起雲湧，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成為市場經濟的同義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 E. Stiglitz)教授認為，美國民主已背離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淪為「1%所有、1%所治、1%所享」的境地。當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變得不平均時，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就出現內在矛盾。

中低所得階層維持基本生存所需，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醫療照護、退休年金，都需要政府預算支應；而所得重分配政策，如：加重對富人課稅，亦需要政府介入市場經濟。社會的所得及財富分配愈不平均時，為滿足大多數中低所得階層選民基本所需，民主政治運作結果讓少數富人階級租稅負擔愈重。

其次，當愈多的弱勢階層暴露在巨大的經濟與環境風險下，期待政治大變局他們才有翻身機會，民主政治就愈不穩定。另一方面，全球化讓富人階級多了「出走」(exit)選項：為減輕負擔，富人或大企業將所得及財富外移，甚至改變國籍或公司登記所在國。多了「出走」選項，富人階級就欠缺透過對話共同解決內部社會衝突的意願，民主政治與全球化出現兩難抉擇。

民主黨獲勝關鍵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肯楠(J. M. Buchanan)則不認為民主政治需要具有解決社會衝突的功能，反而認為在所得及財富分配不均社會裡，民主政治是富人階級最大的敵人，唯有限縮民主制度的運作才能緩和選舉及政策對富人階級財產權的傷害。

在億萬富豪柯赫(C. Koch)的支持下，成立美國立法交流協會(ALEC)並在全美各州構築政策網絡，結合極右保守派議員與大財團共同推動：保護富人階級與有利於大企業運作的法案(如：美國最高法院在2010年解除美國公司在政治活動捐款的上限)；經費贊助保守派人士參與州層級法官與檢察官的選舉；共和黨控制的州政府在選民登記上埋下種種障礙，讓公民難以參與選舉(此次，喬治亞州的總統選舉以及參議員第二輪投票，民主黨獲勝關鍵之一在於民主黨草根組織積極突破這些障礙)，讓選民很難透過選舉改變政策；利用各種宣傳管道讓民眾不再信任政府體制，相信體制外激進的抗爭行動。

舉例說，2007-09金融風暴期間，柯赫所主導的各級議會共和黨黨團，藉反對過高的財政赤字，杯葛政府預算讓政府部門無法運作；利用失業率上升之際，限縮勞工組織的薪資議約權；取消或縮減滿足大眾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這些與新自由主義的限縮政府功能一貫主張看似一致，但他們真正目的是結合富人階級、極右派保守政治人物以及主張「富人才需要保護」的學者透過選舉形成寡頭政治，讓政府擁有跳脫人民意願的權力。

他們或許不以寡頭政治為滿足，就如布肯楠在其《自由的極限》(The Limits of Liberty)一書中所說「專制政治是現行民主政治體制唯一的另一種選擇。」利用民主政治達到富人專政，讓富人階級的財產與行為不再被民主政治干擾，民主政治至此被終結。

經濟發展目標需超越市場萬能論

此次美國總統選舉給我們以下的啟示：在國家認同的社會衝突無法解決之前，我們經濟發展目標必須超越市場萬能論，才能緩和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間內在矛盾，也才能減輕民主政治做為處理內部社會衝突機制的負荷。

經濟發展應為人民爭取更多的政治與經濟自由選擇權，而最理想的經濟發展典範，當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所倡導的「發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 ，亦即以「政治自由」、「經濟能力」、「社會流動」、「課責透明」與「安全保護」做為經濟發展的五大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既是目標，也是手段，係確保其他核心價值獲得實現的管道，彼此不可切割。在「發展即自由」之上，台灣應再加上保護「生態環境」，以體現「經濟鑲嵌於社會，社會鑲嵌於環境」的依存關係。唯有如此，我們的經濟發展成果才能為全民所共享。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