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攻占行政院」案上訴到最高法院，以「公民不服從」等理由將魏揚等7人的有罪判決發回高院更審。趙少康氣憤地說，這些人拿出油壓剪破壞、衝進行政院、和警察對撞，這種暴力根本不是公民不服從，他拍桌怒嗆法官，「你法律學到哪裡去了？」判決迄今餘波盪漾。

許多人把當年太陽花學運所引發的三場法律訴訟，包括「佔領立法院案」、「佔領行政院案」及「路過中正一分局案」，概以法院認同其為「公民不服從」、「行使抵抗權」，所以無罪；但三案情節各異，也有迥然不同的訴訟結果，上述說法其實是個誤解。

例如，「佔領立法院案」無罪的理由是認為此屬政治性言論之表達，無明顯立即危險；法官認為，應受言論自由保障，不具實質違法性，也無煽惑犯罪主觀犯意，無罪判決與公民不服從無涉。「路過中正一分局案」最後也有多人依妨害公務罪遭判拘役。「佔領行政院案」纏訟最久，若干人一審無罪，二審有罪，三審發回，但其實同樣有10名被告被依妨害公務、毀損公物等罪判決有期徒刑3～5個月（得易科罰金）定讞在案。

此次被發回的部分為上訴最高院的魏揚等6名被告依《刑法》煽惑他人犯罪的相關案情，但最高法院法官並沒有接受律師團的說法，就《刑法》153條煽惑他人犯罪停止審判，聲請大法官解釋（事實上該條文的爭議不少），而是在太陽花學運衍生的司法訴訟案裡，首次肯認了這場佔領行政院行動有可能符合「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的意旨。這個相當新穎的法律見解，自然引發了不小爭議。

最高院法官認為，依國民主權的憲政原理，人民行使抵抗權的行為，得阻卻違法。不過，也如最高法院所說，抵抗權是為了保衛及回復民主憲政秩序，並由憲法賦予正當性與合法性，抵抗權必須在「不法情況極公然」時才能行使，且應是最後手段。佔領行政院是不是在「不法情況極公然」的「最後手段」？接手審理此案的高等法院至少必須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以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發生的時空，馬英九政府固然因為其親中立場亟欲通過《服貿協議》，但當時憲政體制運作是否發生窒礙？權力分立是否遭到破壞，甚至造成憲政破毀的狀況？必須有客觀的標準。

第二、論者多以立委張慶忠用30秒時間將《服貿協議》直接送交立法院會存查，視為其沒有完備立法審查程序的「罪證」；不過，2014年國民黨的確是全面執政，以台灣的國會文化，這常是少數黨強烈抗爭下的立法（審查）常態，民進黨執政階段亦然，很難以此視為憲法程序的闕漏。

第三、太陽花學運以「佔領立法院」為主流，內部對於該否「佔領行政院」其實也存在不同意見。就算以阻擋《服貿協議》為總目標，是否非得以佔領國家的行政中樞為最後不得不的手段？其實不無疑義。一如最高檢察署檢察官朱朝亮所言，難道人民便可以反萊豬、反空汙、反核食為名，號召民眾進入行政院而不受罰？

魏揚在二審遭判有罪時曾發出聲明表示：「我從未否認我在當天晚上做過的『行為』……我也不會否認，這些『行為』確實牴觸了中華民國某些現行的法律，只看這個層面，那確實是『犯法』。」事實上，無論是林飛帆、陳為廷帶領的佔領立法院行動，或魏揚領銜的佔領行政院行動，之所以能一呼百諾、感動支持者，正是因為他們無懼法律制裁，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若一概簡單地以「公民不服從」、「行使抵抗權」除罪，反而摘掉了早已別在魏揚等人身上的勳章，減損了太陽花學運的歷史意義。

支持與同情太陽花學運，未必認同魏揚等人必須無罪；更何況高檢署早已肯認被告關心國政的出發點，主張從輕量刑。台灣是個民主國家，憲政秩序迄今也如常運作，要用「公民不服從」、「行使抵抗權」阻卻違法，實在茲事體大，司法體系千萬戒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