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很少人能夠永遠停留在永久的都會身份,因為孕育那個游離都會身份的政治秩序在1997年就終結了。(湯森路透)
1月26日,香港傳媒和網絡都有人慶祝/紀念香港開埠180周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也特意發表越洋演說——這當然是為這個氣候裡的香港人打氣,不過著重和重新挖掘香港歷史、建構屬於自己的史觀,這十年來隨著政治越來越動蕩,香港民間確實也越來越有意識。
我們在英殖末年出生的人,就幸運 (也不幸) 地可以在教育體系裡感受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觀。小時候我們知道學到一個敘事:英國與清帝國打了鴉片戰爭,然後在香港開展殖民統治,英兵在港島上陸那一天即1月26日,標誌「香港開埠」,也是正式開始了「現代香港」。教科書會談《英皇制誥》、會談《皇室訓令》。英國為這裡帶來了西洋文明,令香港有了一道屏障,可以某程度抵抗中國近代史進程。中國內戰、中共建國、政治運動一直去到文化大革命,都沒有把香港完全扯入其中。
香港在 1967 年也出現了受文革影響而產生的本土政治鬥爭,紅衛兵曾經幻想過解放軍很快就會渡河收復香港,但最終沒有成真,反而是這長達一年的暴亂,提醒了殖民政府要改善民生,於是有麥里浩改革,香港經濟和文明水平騰飛,對自身和那個時代最自豪的香港人,都是我們的上一輩。
然而這套「英國為香港帶來了文明」的正面敘事,當然會受到挑戰。從60年代開始,來自中國或本地的左翼文化人,就對英殖統治很有反抗意識。左派導演會拍充滿社會關懷、聚焦底層貧困大眾生活的電影,以喚醒香港人的進步意識。
這個大傳統的結果,就是80年代前途談判期間,香港年輕人是無法支持英國繼續殖民統治的,於是他們就渴望中國可以結終英殖,但同時希望中國承諾繼續保持香港的民主自由。當時香港兩大學院 (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 的學生領袖,甚至會組織起來向訪港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示威,反對當年簽下的三條條約。他們挑戰「香港是靠英國建立」的史觀,著重香港本土人與權力的鬥爭脈絡。那個火紅年代自然不獨是香港的事,戰後全世界都有左翼風潮,香港的知識菁英左翼化,現在看來已不算特別激進,最多只留下後代對他們的詰問:為甚麼你們當年如此天真,會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呢?
到了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類似的歷史觀就開始由中國接手推廣,而在英殖時空與中共親近的民主派和學生一代,在64之後就跟北京反面。時移世易,那一代不是倒向認祖歸宗,就是以香港為認同的終點,也就是兩班人最終都成為了民族主義者,很少能夠永遠停留在永久的都會身份,因為孕育那個游離都會身份的政治秩序在1997年終結了。
中國的歷史政治學者,自然不承認香港在英國來臨之前是一塊「荒蕪之石」(Barren Rock),他們就會著重香港在英國來臨之前的高度文明,幾大原居民家族的中國聯繫。他們認為,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就統治著香港,這一件事也不為英國暫時管治而有所變更。香港的華人居民,自古以來都是活於中華政教秩序之下。後來香港政府開始搖動歷史觀念。例如大肆推廣二戰日治時期活躍,屬於中共系統的東江縱隊游擊隊,並且跟隨中國將「抗戰勝利日」定為公眾假期,但尷尬的是,香港的「終戰」其實是稍後的另一天,所以有「重光紀念日」。
據年紀較大的人說,以前重光紀念日會放假的,後來就沒有了。香港曾經屬於太平洋戰區,就被當是黑歷史而不見於官方論述。事實上香港的主力抗日部隊,是由華籍英兵、澳洲兵、尼泊爾啹喀兵、英兵等不同英帝國旗下的不同民族組成。啹喀兵和香港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開埠初期,是英殖政府為了剋制軍警貪污腐化而從外面引入,啹喀兵的後代在香港到今天還有不少。
1967年的大衝突,親中者會認為是「反英抗暴」,親本土就會認為是「67暴動」;怎樣看待英國在香港的整個遺產,負面和正面,莫衷一是。中聯辦多年來講法,都是1997年標誌著香港回歸,終結了中國人的百年恥辱。這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是很離奇的,因為大部份現在活著的香港人,都不會覺得英殖末年有多百年恥辱,甚至那是他們一生中感覺最自豪最舒坦的日子。
香港沒有直選總督制度,所以他們苦苦抓著英國留下的法治遺產;自佔領行動 (2014)、旺角衝突 (2016) 至反送中運動 (2019) ,香港出現大量被告,史觀不一致也正式激化,上了檯面。中國官員對這裡的思想狀態感到吶悶,所謂「人心不回歸」,就是史觀不能統一。有些人始終認為前朝較好,不斷批判中國。他們批判香港一些人「協洋自重」,以純粹條文解釋法律而「輕判」某些被告,即是心中沒有把國家利益放在眼內。他們不接受香港人只是認同文化上的中國,而要求他們一視同仁去認同中國的法律和憲政秩序,「愛國」的標準,在20年之間中國國勢完全不一樣之後,自然改寫。
這種衝突也產生了一個研究香港的落後框架,亦即「香港人反感中國是因為支持英國」,但實際上反抗最為激烈的人,其實大多沒有經歷英殖時期,也對英國沒有看法。
就是在中國政治力量在香港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本地人也產生了反作用力——研究自己前世今生、研究香港歷史的一般香港人,一定比起「回歸」之前紫醉金迷的一代,還要認真。就像近年開始多人講重光紀念日、本地如何抗日,重光日還會有人自發舉辦去軍人墳場悼念本地二戰老兵。因為政治局勢產生了歷史學的慾求;為自己編系譜的行為,也就像 19 世紀初的清末中國人。
如以學院標準,這些大眾史學一定並不完全準確。然而就像 Thomas Paine 策動美洲自強的《常識》也充滿大量對英殖母國之惡不必然絕對準確的誇大,亦無損其強大的精神影響力。為甚麼香港有宋王臺的傳說,是因為傳播的人在寄托自己對文化中國的懷古。「中華民族」雖然人工建構,但仍然建構出一個十幾億人都認同的真實。就連日本也是這樣。明帝國滅亡之後,鄭氏曾經向江戶幕府借兵反攻,日本沒有答應,但這個故事被近松門左衛門寫成了《國姓爺合戰》,在日本大城市大斷公演,票房狂收,影響了整個國家。《國姓爺合戰》將清兵的野蠻和殘暴一面大力渲染,通過對抗清志士的同情,日本人開始更加肯定自己是文明的,而西邊的大陸已經淪陷了,自此日本主義似乎才從學者的世界,轉移到大眾的世界。香港開埠 180 年,有人取這個框架,有人認為華南海盜張保仔也可以視為香港這個世界系譜的一員 (張保仔最後與清軍的大戰是在香港赤鱲角海域),有人乾脆認為是恥辱,有人視那為世界秩序介入中國的一個百年千年轉折。
老文青和孔乙己們會對這些大眾史觀嗤之以鼻,認為他們不入流,但他們不知道這些並不嚴謹、但極具傳染性的「歷史迷因」目標何在。歷史和歷史學的分別,前者是絕對真實,但難以接觸,近似於「神」和「理念世界」;後者是心的產物,人類至少是因為「記敘的慾望」才會記錄最初期的歷史,歷史學的動力其實是人的慾望。就像每一種政治和生存立場,就會對同一件事 (香港) 產生完全不一樣的解釋。在現實中,沒有歷史,只有歷史論述。若你一起走到這裡,就是背叛了「歷史求真」的教條。然而你怎麼知道歷史傳播的時候,並不是人為而偏頗的故事呢?歷史學的素顏,即是慾望和權力。
最近香港的親中人士網羅了一班知名中港學者出版了《香港志》,也是依據中國的立場來寫「地方志」。然而你也不能說他們的東西是錯和假,因為那只是他們對某個真實的詮釋。就像西謬所說:「語言只是武裝了的方言,方言只是被打敗了的語言」。歷史學不是反映真實的,更多是反映寫作者及其代表的人的意志,是一塊倒影著慾望的鏡子。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