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期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特別推崇亞洲價值的優越，認為這是亞洲經濟奇蹟的功臣，同時也藉此合理化李光耀式的父權獨裁。亞洲文化強調服從集團威權、辛勤工作、重視家庭、儲蓄與教育，李光耀認為這些因素造就戰後亞洲史無前例的經濟起飛。東南亞盛行的柔性獨裁政權多以上述價值觀為基礎，這也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不需要西方民主的理由。

李光耀認為這些價值觀的優越不只反映在政治層面，美國與愈來愈多西方國家常見的高犯罪率、吸毒、貧窮、家庭破裂等問題，在亞洲國家相對較少。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註：馬哈地為馬來西亞前總理，第四任及第七任）。也推崇亞洲價值觀的優越。

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後，太平洋兩岸都沒有人再熱衷提倡亞洲價值了。所謂的亞洲價值顯然未能使各國免於經濟政策的錯誤。其後的經濟蕭條導致許多亞洲國家的財富縮水一半（以美金計）。亞洲價值論既以經濟成就為基調，經濟成長的結束已足以推翻整個論點。

都市化與工業化導致犯罪率提高？

不過，有些亞洲價值雖不見得如李光耀或馬哈地所說的，與經濟成就有密切的關聯，卻顯然與西方價值非常不同。亞洲各國彼此間雖有很大差異，他們在因應經濟現代化時還是表現出某種特殊的社會調整模式。下面的討論重點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兩個會員國──日本與韓國，主要是因為這兩國的資料最完整，且兩國的社會與價值觀相似，並有頗多異於西方之處。

日、韓兩國異於西方之處甚多，例如犯罪率比歐洲低很多，更不必說美國了。在日本，犯罪種類在過去四十年裡實際上是逐漸降低。戰後的韓國倒是比日本多了許多政治暴力事件，甚至因好鬥而有「東方的愛爾蘭」之稱。1982年犯罪率稍微提高，顯然與光州事件及全斗煥的高壓政治有關。但整體而言，韓國的犯罪率相當低。一般總認為都市化與工業化必然會導致犯罪率提高，日、韓的例子證明這個論調不攻自破。

核心家庭的穩固也是同樣的情形。過去四十年日、韓的離婚率都提高，但多數西方國家1965年後爆發的家庭崩解風潮並未出現。日、韓非婚生子比例極低，也是核心家庭極穩固的明燈。日、韓能維持低犯罪率的原因並不明確，兩者的原因可能也不相同。日本社會傾向非正式規範與義務的網絡壓制脫序行為，韓國則習於直接以政府的力量控制。韓國在1987年之後雖走向民主化，在公共秩序的維持上，警察仍然很強勢。

日、韓核心家庭的穩固倒是比較有脈絡可尋──基本上與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很有關係。日、韓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雖然都穩定增加，但相對其他OECD國家仍然較低。更重要的是他們（及東南亞其他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曲線仍維持M型──年輕女性進入職場從事輕工業或服務業，二十餘歲回歸家庭結婚生子，子女長大後又重回職場。

日本很多婦女低就、結婚生子就辭職

多數已開發國家的女男收入比例都逐漸提高，日本的情形在OECD國家中是比較特殊的，不但比例偏低，從1970到95年間增加的幅度也較小。很多日本婦女在工作是暫時性的或根本是低就，例如那些在百貨公司門口或電梯站崗的小姐。

日、韓的勞工法對兩性有不同待遇，在西方這會被稱為性別歧視，在亞洲則多被視為保障婦女權益。日本1947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規定：18歲以上婦女一週加班時數、假日或夜晚工時不得超過六小時。日本員工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這項規定有效地阻礙婦女完全投入職場與終身職制度。1986年的就業機會平等法對經理及部分白領職位解除這方面限制，不過意義並不大，因為女性經理原本就不多。藍領員工的限制遲至1997年才解除，計畫在之後三年陸續施行。

日本與西方的女性主義者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法律歧視女性，但多數日本婦女不見得這樣想。一次又一次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日本婦女結婚生子時寧可辭掉工作，等子女長大再回到職場。即使薪水因而難與男性並駕齊驅，她們似乎不像西方女性那麼在意。顯然男女分工的觀念反映的是更深刻的文化價值觀，不是勞動基準法的修改可以輕易改變的。韓國的情形也差不多，只是因工業化時間不同而較晚發生。

經濟蕭條加上人口減少，會有更多婦女投入職場

日、韓與西方國家的另一項差異是製造業仍占國民生產毛額較大的部分。在20世紀後半，全世界已開發國家的製造業都是以男性為主，美國製造業重鎮在1970與1980年代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問題，亞洲的製造業則遲至1990年代才發生。

如上表所示，1970到90年間日本製造業的工作占全部工作的比例從26.3降到23.6％，與美國的大幅滑落（從25.9％降到17.5％）相對緩和許多。這或許可以解釋男女收入差異為何難以縮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和西方國家一樣，都面臨製造業輸出及以科技業替代傳統產業的壓力。1990年代末的經濟蕭條導致產業重點快速移向服務業，加上人口減少，可以預見將來會有更多婦女投入職場。

不把自己當作所謂的「生殖機器」​

談到西方核心家庭的崩解，一般都認為避孕及女性收入提高使男性責任大為改變有關。有趣的是到1999年避孕藥在日本還不是完全合法，生育控制的主要方法是墮胎（1950年代初在日本已合法）、保險套及計算安全期。在日本墮胎比在西方容易，但一般人還是認為是一種汙點。（佛教與神道教都反對墮胎，祭祠嬰靈使日本寺廟香火鼎盛。）西方早已認為性與生殖是兩回事，在日本從未能完全分離兩者。

日、韓核心家庭的穩固與婦女的角色很有關係，因為她們較可能為子女離開工作，獨立賺錢機會較有限，性與婚姻之間的關聯較密切。不過，日、韓婦女並不把自己當作西方女性主義者所譏諷的「生殖機器」。日、韓兒童在國際測驗競賽中表現優異，大部分要歸功於母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但不可諱言的，這些婦女本身的事業機會比西方婦女受限許多。日、韓家庭也許較穩固，但夫妻情感似乎較疏離。

西方社會問題也可能在日本上演

如果我們把目光移到日、韓以外的亞洲國家，會發現一些奇特的社會形態，甚至與一般認為的經濟現代化對家庭的影響完全背道而馳。例如在馬來半島與印尼大部分地區，穆斯林教徒的離婚率在20世紀前半非常高，反倒是隨著現代化的腳步而急遽下降，到1970年代才降到西方水準以下。工業化之前的高離婚率與當地伊斯蘭教贊同一夫多妻制及離婚相當有關，這種經濟與婚姻穩定度同步成長的情形在20世紀的歐洲是絕無僅有的。

其實未來日、韓婦女的職場壽命與收入也不見得就趕不上歐美婦女。生育率遽減已使日本的勞動人口愈來愈少，1990年代末日本勞動人口絕對數字首現負成長。前面說過，由於生育率逆向成長，下個世紀初日本的人口每年會減少1%以上。人口快速老化加上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口比例下降，日本未來將面臨龐大的社會安全問題。

事實上日本現在已感受到壓力，能否安然度過1998～99年的經濟危機還是個問號。解決的方案之一是引進更多外勞，這一點日本人強烈反對。另一個方案是鼓勵婦女進入職場，而且要繼續工作到婚後。看起來日本決策者比較偏好第二方案，果真如此，日本家庭的穩定性可能會受到動搖，西方國家所經歷的社會問題也可能在日本上演。

作者簡介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梅森大學，擔任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

譯者簡介

張美惠

台大外文系畢，輔大翻譯研究所肄業。曾獲梁實秋文學獎譯詩組佳作，譯有《德國短篇小說精選》、《資訊焦慮》、《真實的謊言》、《EQ》、《美之為物》、《國家公園之父：蠻荒的謬爾》、《這就是男人》、《用心去活》、《父母離婚後：孩子走過的內心路》、《愛上M型男人》、《重建》等，現從事專職翻譯。

※本文摘取自《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