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儒家企圖用「道德」來維持「天子」的地位，那麼法家用的則是「法律」，這個法律的特點集中表現在「刑法」上。其實，道德和法律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各有各的位置和用處，就像蘋果和梨都是水果；但是在諸子百家那裡，它們常常處於對立的狀態，就如儒家與法家。這種「優良傳統」一直流傳至今。比如你遵從道德的指引，很可能就違反了某一條法律；而你要想不違法，就只好無視道德的律令。

就拿道德的最簡單最基本的教導來說：誠實是一種美德，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你要是敢說實話，就難免有牢獄之災。這可真令人犯難。天長日久，人們就養成了把謊言當作真理的生活習慣。同時我還猜想，中國古人的思維是否都是「單弦」呢？是不是像中國的樂器，比如二胡，你只能拉一根弦，而不能像提琴那樣同時拉兩根弦，即和弦呢？說來真是個有趣的現象：二胡與提琴的創造者的「發想」，或說構思為什麼如此不同呢？

如同儒家的「非哲學」是用「禮教」泯滅中國人的思維和判斷能力，法家用的是「法治」。儒與法是統治者的兩把刀，不同的是：一把是軟刀子，一把是硬刀子。是儒是法，基本上根據統治者的喜好。一般認為中國以儒家思想為其特徵，這是因為大多數統治者認為用軟刀子扼殺人的精神更有效、更「文明」，就像狼應該披上一張羊皮。說來有趣：從「精神」角度，道德精神和法律精神本來是一體的，只是法律出現在道德的「底線」上，或說一旦僭越道德，便由法律來裁判。但是在中國，儒與法是統治術裡互相制約的兩極，為了避免「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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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人民不得兼強？

事情還沒搞清，一些缺乏法律概念的人就開始謳歌商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竟然理解不了這正是不平等的典型範例，不但立法，而且執法！……我們最終無法知道歷史真相，這正是統治者們的願望，也是現今的寫照！

商君的「理論」基礎在於：「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在這裡，「國」與「民」是對立的概念，你只能拉一根弦。不知商君人品的人對這一「奇妙而深奧」的道理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說整體由部分組成，部分大、整體才能大，怎麼可能相反呢？這是根據什麼邏輯？在這裡商君玩的是文字遊戲：偷換概念。這種遊戲很有效，不管對上還是對下，皆大歡喜，中國到今天不是還在玩嗎？根據中國的傳統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就是「君」，「君」就是「國」，就像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只有這樣，商君的理論才合乎邏輯。或者說：這就是有商君特色的邏輯！如果直說「民弱君強」不是太露骨了嗎？只有讓老百姓像崔健唱的那樣「一無所有」，統治才能固若金湯。

商君這種「消滅私有財產」的觀點要比馬克思早多了！這可不是阿Q精神。我們中國雖然沒有什麼像樣的哲學，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歪理邪說，我們早就有了！這絕不是瞎吹！眾所周知：一個謊言需要N個圓謊的謊言；同樣要想讓人民相信獨裁的好處，也需要N個歪理邪說。這是必然的。獨裁越是長久，歪理邪說就越是豐富、完美！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其理論的致命缺點在於沒有詳細論述「按勞分配」如何「過渡」到「按需分配」、共產以後的一黨專政的財產如何管理、如何保證不被個人或者黨派竊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頭目如何不會變成皇帝等等，這點不如商君：中央集權，其餘一律論功行賞。簡明扼要，多麼實在！

難怪毛主席這麼喜歡商鞅和馬克思，把兩個人的精神揉和起來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黨」比商鞅更加合理、周密、徹底！在某種意義上，你是否有權出生、是否有權「報戶口」、是否有權選擇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接受教育，是否有權選擇居住地、是否有權選擇某種工作、是否有權和某人結婚、是否有權生育或生病、是否有權擁有私有土地和財產、是否有權發表個人意見……生老病死一切都由黨決定。這就使你不由得隨時隨地消滅個性，養成 「本能地」服從黨的毛病，不管你是不是黨的一員。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

說來耐人尋味：「法制」與「法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那就是是否以「平等」的觀念為其前提條件。中國從古至今有的只是「法制」，而西洋的倫理精神孜孜以求的卻是「法治」！好像在說繞口令：在這一點上，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法治」與「法制」發音一樣，你搞不清楚他在說什麼，忽悠起來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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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別人興高采烈　被打哭天喊地

順便提一句。新一輪的商鞅熱起源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據說目前有據可查的毛子最早的文字是他十八歲作為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學校的高材生時的作文，得了老師的滿分，並眉批「傳觀」，因而得以保存。題目是「商鞅徒木立信論」。可以看出毛澤東毫不懷疑地站在商鞅的立場上：「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而把國民置於對立面：「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真可謂商鞅附體！故而國文教師柳潛批語加以激勵：「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果如所料，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法家又一次統一了中國！

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是：把「別人」打了就興高采烈，被「別人」打了就哭天喊地，卻從來不對「打人」——不管是打人還是被打——這一行為本身進行反思。同樣的思維方式，當「商鞅變法」，搞極權，搞軍事化……秦國最終消滅了其他六國，統一了中華大地，史書則大書特書其偉大功績。當「百家爭鳴」徹底消失，民不聊生，又稱其為「暴秦」。殊不知前者是後者的原因、後者是前者的結果。就像你無法證明魏蜀吳三國誰統一中國，人民更安居樂業；或者共產黨、國民黨誰統一中國，人民更平等、自由，你很難證明春秋戰國和秦朝究竟孰優孰劣。不過秦統一之後，政權只維持了十幾年的事實也算是一個答案吧。當然，我這樣提出問題有點滑稽，因為中國人歷來認為「老百姓」不是炮灰就是垃圾，他們幸不幸福是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的。

張喚民

筆名老喚。北京生人。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1987年至1996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完成碩士和博士課程。現居日本東京。

曾翻譯有《說茶》（岡倉天心著）、《勝負與藝術》（藤澤秀行著）、《超越實地與模樣》（趙治勳著）、《舞舞舞》（村上春樹著，合譯）、《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和《弗洛伊德論美文選》（合譯）、《解讀尼采》（吉爾・都魯茲著）等書。著有《日本人的背影》等書。

※本書擷取自《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