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愛德華．史諾登其人其事》（How America Lost Its Secrets: Edward Snowden, the Man and the Theft）愛德華．傑伊．艾普斯坦（Edward Jay Epstein）著，插圖版，350頁。艾爾弗雷德．A．克諾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定價27.95美元。

洩密的人不是英雄就是叛徒，具體取決於秘密的內容與聽到秘密者的意圖。2013年，愛德華．史諾登獲取並公佈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大量內部資料。他的支持者四處示威，希望歐巴馬總統能在最後一刻赦免他，但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表示處決他恐怕更合適。

以史諾登洩密事件為基礎的新聞報導獲得了2014年的普利茲公共服務獎，2015年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另一方面，美國很多政府官員認為，應該將現居俄羅斯的史諾登帶回國，並對他洩露機密情報的行為進行起訴。

2014年，資深的間諜題材作家愛德華．傑伊．艾普斯坦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引起爭議的文章，建議換一種方式看待史諾登：把他當成間諜。艾普斯坦寫道，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歐巴馬總統內閣成員」告訴他，「史諾登竊密一事只有三種可能的解釋：1、是俄羅斯的間諜行動。2、是中國的間諜行動。3、中俄聯手的行動。」

現在，艾普斯坦完成了一部長篇巨著，詳細闡述他的理論。史諾登為人所知的是他透露NSA非法監視美國公民，但艾普斯坦表示，史諾登實際上帶走了近100萬份與此無關的文件，他並未將其交給記者。這些文件後來怎麼樣了？首先，一個地位相對較低、沒有太多權限的國安局非正式員工是如何獲得那些資料的？他為何選擇在香港向全世界介紹自己，又為何在離開香港後一直留在莫斯科？

Mr. President, if you grant only one act of clemency as you exit the White House, please: free Chelsea Manning. You alone can save her life.

— Edward Snowden (@Snowden) 2017年1月11日

在《美國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一書中，讀者能看到一個連貫一致的假設的輪廓。也許史諾登是俄羅斯或中國、甚至是兩國共同安插在NSA的。也許在NSA工作期間，他還與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同樣效力於外國勢力的內奸合作過。也許在香港期間，他讓中方顧問保護自己，在他從抵達香港到主動曝光的近兩周時間裡，對方對他進行了全面地盤問。也許在他抵達莫斯科後的前37天裡，同樣的事情再次上演。在那期間，他似乎藏身於機場安全區裡的某個地方。也許他叛逃的回報是，在俄羅斯過著隱密且受保護的生活，金．菲爾比（Kim Philby）和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等著名間諜以前都過著這種生活。也許他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成為「告密者」，只是一種有違常理（因為太公開了）的新幌子。

對於這些，艾普斯坦沒有給出證明。《美國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是一塊由推測組成的蓬鬆至極、顫動的金黃色舒芙蕾，書中滿是匿名消息來源與假設性的語句，如「似乎可以認為」或「無需費力多想，便可斷定」。艾普斯坦50多年前出版的首部著作的主人公也是一名生活在莫斯科的神秘年輕人李．哈威．奧斯維德（Lee Harvey Oswald）。

這本書給人一種精選集的感覺，因為它觸及艾普斯坦長期關注的多個方面：俄羅斯、電影和媒體、自由主義者的輕聽輕信，尤其是打入內部、潛出、冒充與其他反間諜策略所構成的那個世界。書中貫穿著詹姆斯．傑西．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的精神。後者是冷戰巔峰時期的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總認為有內奸。他顯然是艾普斯坦的導師（在書中數次被提及）。

有時候，艾普斯坦似乎熱衷探索史諾登事件的一波三折——他在莫斯科偶遇史諾登的神秘律師阿納托利．庫切連納（Anatoly Kucherena）的經歷特別難忘——以至他沒有迫切地覺得需要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上文中引自《華爾街日報》的那句話，幾乎一字不差地出現在了本書中，但它後面緊跟著：「這些嚴厲的指控導致了大量的強烈感情，但啟發卻很少。沒有相應的證據證明史諾登與任何外國勢力聯手竊取文件，或他的行動不是出於自己的個人信念，不管那些信念可能受到了多麼嚴重的誤導。」但之後，艾普斯坦並沒有駁斥它們，而是用了更多的篇幅來思考那些嚴厲的指控，並在結尾時說，「史諾登盜竊國家機密……無論有意與否，已經不可避免地演變成了一項向外國勢力透露關鍵國家機密的任務。」

艾普斯坦的主要結論就是：即便美國公眾是史諾登洩密的部分受益人，俄羅斯卻是最大的受益者，他認為俄羅斯肯定掌握了史諾登從NSA拿到的所有資料。無論做出怎樣的告誡，或者他是否有牢靠的證據，艾普斯坦顯然希望給讀者留下這樣一種印象：史諾登能留在俄羅斯，是因為用情報來交換俄羅斯對他的庇護。他一再暗示，他有更多的理由來支持這個結論，只是不能把這些理由印在書上；有一個例子讓人很感興趣，在感謝他人閱讀部分手稿後提供「見解、學識和批評意見」的致謝名單中，包括即將卸任的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

史諾登、維基解密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及其源自一種激進自由主義駭客文化的那個緊密盟友圈，在大多數時候都不相信NSA應該存在，無論NSA是否在其法律規章的範圍內開展行動。相反地，艾普斯坦是該機構官方使命「通訊攔截」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這是美國參與「國家遊戲」能力的一個基本要素。在他看來，史諾登事件的教訓在於，NSA依賴史諾登這樣的約聘人員，而非其職業雇員，使得它的安全性漏洞非常容易遭受攻擊。

這是對雷根革命之後那些年的一個嘲諷：美國一股懷疑「大政府」的政治潛流導致了對支出與人員的限制，推動NSA依靠安全性較低的的私人市場，來執行其不斷擴大的使命（雇傭史諾登的承包商被一家私募股權公司收購，在公司的壓力下削減成本，而背景檢查的成本又太高）。而這又與支持、維繫龐大國家安全機器的現代保守主義潛流相衝突。無論史諾登的動機如何，他都找到了一種從那種矛盾中套利的辦法。

在互聯網時代，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史諾登與維基解密以一種特殊的形式衝擊了我們對政府機密洩露事件的認識。如今傳統的間諜看上去遠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那些不善交際、精通技術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完成這類工作。在資訊披露的生態中，媒體承擔了更大的角色，至少現在是如此，因為相比於單純由自己發佈資訊，駭客更願意在主流媒體中尋找合作夥伴。但這種新的安排讓記者看起來更像一種管道和背景，而不太像資訊的原創者。記者本不該自己當駭客（看看5年前倫敦發生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醜聞），但他們無法拒絕其他人非法獲取的有料資訊，不管其目的有多麼不堪（比如2016年秋天大選期間，媒體對俄羅斯駭客獲取的約翰．波德斯達（John Podesta）私人郵件進行的密集報導。）

Edward Snowden was assisted by enemies of the U.S.—'That is why he can never be pardoned' https://t.co/wDXx92OEot pic.twitter.com/0cT0k6Apks

— Newsweek (@Newsweek) 2017年1月8日

讓新聞媒體去揭露政府原本就不該掩蓋的秘密，是記者可以欣然接受的想法。但這一角色或許已經時日無多。信息量太大，流動太自由，在這場爆料遊戲中的參與者也太多——政治活動人士、外國政府、騙子、自媒體人——記者難以擔當資訊披露的裁決者。如果社會上不再有一個值得信任的機構，也就是老牌媒體，來對過多的政府機密起到良性督察作用，那麼關於哪些該是秘密、哪些不該是秘密的討論，就會混亂許多。

長久以來，艾普斯坦一直反對讓媒體成為揭密事件中的關鍵角色，負責挖掘公眾應該知道但沒有被曝光的所有一切。早在1984年，他就曾在《評論》（Commentary）發表過一篇名為《是媒體曝光了水門事件嗎？》（Did the Press Uncover Watergate?）的文章。（他的答案：不是。）這次他關心的，似乎一半是史諾登與報導他的記者之間的惺惺相惜，一半是NSA出現重大安全性漏洞的原因與後果。此事的本質被放在了第二順位而非第一順位上。在史諾登事件中，決定哪些資訊繼續保密的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國會、白宮或NSA，而是史諾登。

尼古拉斯．萊曼（Nicholas Lemann）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並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撰文。

By Nicholas Lemann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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