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第一次去韓國。短短兩天一夜的行程，卻帶著非常美好的回憶回國。

當飛機行駛在從金浦機場連接首爾市中心、那條緊急時可以當作飛機跑道的大馬路上，我開心地心想：「嗯……感覺挺好的。」街燈在白色氤氳的空氣中，透出黃色的光暈，如果拍攝手法好的話，似乎可以營造出遠比道格拉斯．戴安伯（譯註：Douglas Trumbull，好萊塢特效大師。）更奇幻的實景。

一抵達飯店，櫃檯主任和服務生馬上毫無顧忌地說：「介紹你可愛的女孩。」大廳裡有一組留著電棒燙鬈髮、一身高爾夫球裝扮的團體客人，我對那種不三不四的打扮也不覺得討厭。

同行的年輕人A說：韓國餐廳幾乎十點就打烊了，所以請叫客房服務將就一下。我打開客房服務的菜單一看，只有燴飯和咖哩飯，頓時火上心頭，破口大罵：來首爾吃什麼咖哩？！

來到明洞一找，像十多年前的地下街裡，明明就有烤肉店。生蒜拌辣味噌、五花肉湯加醃小黃瓜，我飽餐一頓令人滿心雀躍的消夜。因為那一天玩到天亮，所以打算回飯店喝一杯就去睡覺，一到酒吧，感覺不像是飯店的酒吧，反倒像是熱海的酒店，正得我心。

當然，櫃檯裡是女人，而且是典型的韓國美女金小姐，在飯店內的日本餐廳當女服務生的朴小姐也跑來玩。兩人都是好女孩，我遵循轉眼間變成朋友這個全世界共通的一貫模式，向她們學了幾句韓語：anyon haseyo（你好）、kamsamnida（謝謝）、sarahamida（對不起）；正在約隔天傍晚下班的朴小姐共進晚餐時，櫃檯主任和服務生一再打電話來問：「要不要女人？」結果被金小姐和朴小姐問：「日本男人是不是都很好色？」燒酒這種酒好喝得不得了，第一晚就這麼結束了。

隔天，我和朴小姐及她的朋友郭小姐去吃參雞湯，在南台門市場街買了假的LV（在巴黎賣兩千法郎的公事包，只要一千兩百日圓）、兩百日圓的錄音帶和兩千日圓的Reebok的鞋子，覺得豬頭看起來很好吃，前往梨泰院購物商圈的迪斯可舞廳。

梨泰院購物商圈的迪斯可舞廳大街，令我想起全盛時期的佐世保，太棒了。光線強烈的霓紅燈、臉上畫著五彩斑斕的妝的女人、黑人士兵、美國陸軍憲兵、警官、攤販，嗯……簡直棒呆了。而且軍隊捧著M16巡邏，治安實在好得沒話說。迪斯可舞廳到處都長得一樣，但這裡的氣氛和基地街十分神似。

不過，舞跳得好的年輕人沒幾個。朴小姐和郭小姐也怯生生地隨著節奏擺動四肢。

在迪斯可舞廳跳完舞之後，我們去一家大型卡拉OK酒店，接連唱了一首又一首令人心曠神怡的韓語演歌，最後在小巷裡一字排開的攤販，搭配辣味噌、萵苣、辣椒、生大蒜，吃了烏賊、海鞘、生蠔和其他兩、三種不知名的貝類的生魚片，豪飲燒酒，大合唱〈回釜山港〉，彷彿夜晚永遠不會天亮。

這些篇幅不是用來寫韓國遊記的，接下來才要進入正題。我稍微瞭解日本歐吉桑為何三天兩頭往韓國跑了。我想，他們去韓國的目的不是為了嫖妓。不知是幸或不幸，我不認識那一行的個中翹楚，但她們一定是好女孩。退房時，日本團體客人有那種女人在一旁相伴，手裡提著行李。

「回去的路上小心。」

「要珍惜家人。」

「下次再來唷。」

那種女人說著這樣的話，甚至令人感到一種慈愛之情。中堅上班族或中小企業社長又禿又胖又矮，在家裡毫無地位可言，工作上經常感到壓力，在日本就算去酒店，年輕女孩也不甩他們，會認為「既然要花錢，就去韓國吧」，是非常自然的事。

就我遇見的韓國女人而言，從小學女生、飯店女服務生、烤肉店收銀人員、教我路怎麼走的女大學生，到攤販的歐巴桑，都很開朗、爽朗、溫柔又可愛。韓國和日本究竟有哪裡不一樣呢？受到如今仍生生不息的儒教影響嗎？因為父權制仍充分地在運作嗎？

但在紐約，朋友們經常對我說：「你喜歡日本人的妻子或女朋友吧？」紐約的女人確實很強悍。譬如在日本，男人經常隨口對老婆或女朋友說：「妳這個笨蛋!! 」但要是在紐約對女人說那種話，可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是因為資訊量嗎？是因為經濟能力嗎？隨著物質變得富足，女人就會開始囂張跋扈嗎？或者，韓國女人之所以個個給人感覺溫柔又開朗，純粹只因為我是外國人呢？《大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中，母女總是強悍又溫柔的吧？無論在任何國家、任何狀況下，都存在著溫柔的女人和不溫柔的女人。不溫柔的女人也會因為男人而有所改變嗎？哎呀，我完全不曉得。

我只能說，從事婦女解放運動的人大概會一味地攻擊存了點錢就三天兩頭往韓國跑的人，瞧不起他們，完全無視於我的意見—「韓國女人很溫柔」。我並不是希望女人變得愚蠢。說到愚蠢的女人是否溫柔，兩者之間毫無關係。我總覺得，主要原因果然在於「父權」。哪怕是虛幻的也好，只要「父權」運作的一天，就物種上來說，女人就能變得溫柔吧？

當父權瓦解時，女人大概就不得不變得狂妄自大。我對日本女人深感滿意，但韓國之旅很愉快，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下次來的時候，請帶〈桃色嘆息〉的錄音帶來，我想學那首歌。」朴小姐說。我心想，過一陣子就帶來給她吧。

作者簡介

村上龍
1952年出生於日本長崎縣佐世保市。武藏野美術大學肄業。1976年仍就讀大學時，以描寫軍事基地城市年輕人行為的《接近無限透明的藍》獲得第19屆群像新人文學獎、第75屆芥川獎。此後，出版小說、散文、對話集等，作品類型廣泛，並持續造成話題。其中多部作品改編成電影，包括自編自導的《黃玉》《京子》與《69》等片。2000年出版以網路和繭居為主題的《共生蟲》，以及描繪國中生從集體棄學到建立半獨立國的《希望之國》，一一成為討論話題。2001年出版《最後家族》，同年改編為電視劇。《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系列散文集中的犀利見解，在日本話題不斷。從第123屆起，擔任芥川獎評審委員。近期小說《55歲開始的Hello Life》《老人恐怖分子》鎖定中年與老年世代的主角，深刻描寫人生下半場的矛盾情感與掙扎，小說家犀利又溫暖的深刻描述，讓人唏噓共鳴。

譯者簡介

張智淵
台北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譯有大田出版村上龍《老人恐怖分子》《寂寞國殺人》《55歲開始的Hello Life》及寺山修司《我這個謎：寺山修司自傳抄》等作品，現為專職譯者。

※本文摘取自《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