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因浩鼎案被檢方起訴，其清白與否，尚待司法攻防；而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所涉及的郭明良論文造假案，則尚未完全落幕，有待進一步釐清。所謂「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與「臺灣最高學府」，雙雙中箭；並非基於不可思議的巧合，而是權力結構使然。「權力使人腐化」一語，不只在政治場域適用，即於學術場域亦然。

「國立」臺灣大學雖集國人寵愛於一身，且為邁向所謂「頂尖大學」、而擁有豐沛的資源，其他大學難以望其項背；但畢竟還是大學，既隸屬教育部的管轄，亦符《大學法》的適用，可不置論。至於中央研究院，則隸屬於總統府，另有《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為其法源，長年攬權自肥，終成為學術界的龐然怪獸、甚至是附體的異形，自不能不予以深究。

偏頗的知識領域

根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故而一般認定中研院為所謂的「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乃由國家法律所明訂，並非由於其本身的學術研究表現卓越、廣獲學術界肯定而得此稱號，亦甚明矣。

雖說中研院號稱為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然其是否足堪榮膺此一盛名，卻頗值商榷。實則，中研院遷臺時，僅剩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數學研究所；是以現在該院大部分的研究所，乃在臺灣逐步成立者。其中，包括吸納臺灣本地學術傳統，特別是醫學（或生命科學組）相關研究所的成立，至如李鎮源、歐陽兆和等已故院士，皆是日治時期醫學教育所培育的優秀人才；但也因此，種下該院內部至今仍存在的族群與政治矛盾。

由於必須遷就既有的學科及其權力結構，於是，該院遂出現學科偏重於某些領域的怪現象。以人文及社會科學組而言，單單歷史學門的研究所，竟高達三所之多（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委實令人難以茍同。這種偏頗的學科分布，並非基於合理的規畫，而只是院內外勢力互相角力的結果。而人文及社會科學組中歷史學院士之多（高達該組院士人數的三分之一），正反映這樣的既存結構。中研院做為國家挹注大量資源發展學術的機構，新興的學科，姑且不論；但傳統學科諸如：地理學、西洋哲學……等，長期付之闕如，在當權者不願分享權力的情況下，也就幾乎不可能產生相關領域的院士。中研院的學科結構，既顯然流於片面與偏頗，而國家竟賦予該院「學術研究最高機關」的地位，以及「人文及科學研究」、「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等重責大任，不免令人感到荒謬至極。

偏失的權力結構

既然中研院做為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已是法律所明訂、不容挑戰的既定前提；那麼，此種既不符實情、又不合常理的規定，對我國學術發展的負面影響，顯然有加以審視、檢討的必要。

如前所述：中研院的各研究所，多是在臺灣逐漸成立，其分布未免失衡。不僅如此，就中研院院內而言，院士的產生，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中央研究院置院士若干人，依下列資格之一，就全國學術界成績卓著人士選舉之」，而資格有二：「一、對於專習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者」、「二、對於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五年以上，成績卓著者」，看來門檻似乎不是太高；畢竟國內符合此標準者甚眾，理應開誠佈公，廣納人才，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由於第6條規定：「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選舉，應先經各大學、各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研究機關或院士、評議員五人以上之提名，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審定為候選人」。顯見評議會在選舉院士的過程中，居於相當關鍵的位置。

院士若僅為「終身名譽職」，或尚為易與；但院士對中研院既有法定影響力，同時也有實質影響力。依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評議會乃是中研院最重要的權力機構，各所所長既由院長聘任，所長且為當然評議員，自易成為院長人馬；聘任評議員則由院士投票選出，則與各分組、或不同派系的利益有關。於是，院長人馬與院士派系人馬，互相競逐權力位置，以擴張版圖。

其權力結構如此，運作如此，以是所謂「院士」，浪得虛名者有之；拉幫結派、互相提拔、濫竽充數者，亦不乏其人。由於不同組別的人，也能互選；以是每到院士選舉時，各種政治角力、選票交換的傳聞，甚囂塵上。

這種權力的遊戲，終導致學閥的形成。憑良心說，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並非皆是不學無術的學棍，院內潛心研究並且成果斐然者，所在多有；但問題是：只有加入權力核心的俱樂部，才有分享權力的機會。於是，在此種權力結構下，不少人透過師生關係、裙帶關係，建立起分享權力的關係網絡。因此，中研院研究人員的聘任，應聘者的優秀與否，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是視關係的有無而定；以是那些倚靠關係、卻又才德低劣者，卻要硬撐起「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之名，其學術倫理之不出包者，幾希。於是，就如同筆者所曾指出的：「中研院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者，或受到體系的包庇，至今仍安之若素；或雖然被迫離開該院，卻轉而棲身至大學，儼然將大學視為垃圾回收場。縱使依法檢舉、訴究或公開指摘，但學閥們沆瀣一氣，盡一切力量壓制、並掩蓋真相」。

翁啟惠浩鼎案爆發後，曾有院士主張院長一職，應由院士投票選出；惟此種做法，較現行的制度，更類似寡頭統治，並不足取。相對的，由中研院內部部分研究人員（即自由學社）所發起、希望擴大評議會民意基礎的呼籲，則是希望朝往公共治理的方向改進。雖說雙方的角力，勝負尚在未定之天，但究竟何者較符合現代民主國家的原理，實已較然可見。

箝制學術的亂源

當然，如果中研院關起門來，自顧自的大玩其院內的權力遊戲，亦不過是攪動茶杯裡的風暴；雖然就國家資源的運用、或是對學術研究的發展而言，仍顯屬不當，惟其為害尚未深鉅。然而，揆諸學術界的現況，實情卻顯非如此。由於中研院涉入國家資源的掌握與分配，從而對院外的學術界而言，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根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第2款規定：中研院負有「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的任務，於是，中研院在依法負有「指導」、「獎勵」學術之責的情況下，很自然的，遂與同屬政府機關的科技部（前國科會），建立密切的關係。這種緊密的關係，乃自吳大猷擔任院長時，即已開始。發展至今，終形成中研院的學者與大學的學者，先天立足點上的地位不平等。

不僅如此，加上近年大學教師升等、評鑑，以及大學校務、系所評鑑等，採取指標化的標準後，中研院更可以透過科技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操弄這些標準，以脅制學術界。以科技部推動的期刊評比來說，不僅主其事者，不乏出身中研院者；而且，就實例言，筆者曾親見大學教師所申請的科技部計畫未能通過，乃因為審查意見指稱其論文未刊載於由科技部所制訂的第一級期刊；也親見某位負責期刊評比的中研院主管，到大學進行系所評鑑時，毫不掩飾的要求該系所出版的期刊，應參與期刊評比。這種藉勢藉端、意圖脅迫院外學者就範的行徑，宛如黑道恐嚇圍事，導致許多大學教師噤聲不語，甚至形成沉默螺旋。於是，學術可受公評的基礎（即自由意志），幾乎蕩然無存。

令人詬病的是：中研院既係為從事學術研究而設，其預算乃由國家編列；惟其研究人員，卻又可以另行申請科技部計畫，豈不怪哉？況且，由於中研院與科技部的水乳交融，以是大開方便之門，中研院研究人員的申請科技部計畫，宛如左手審查右手，渾不知利益迴避為何物。不僅如此，中研院也如同其他政府部門一般，為了維持充裕的經費，亦時有消化預算之舉。以上種種怪象，一言以蔽之，即是濫用國家資源，為自己創造名聲與利益。

很顯然的：臺灣的「學術界」，並非來自知識社群互相競爭的自然形成，而是在國家權力的操弄中被塑造。早年，國科會計畫的設置，本為解決大學教師四處兼課而不做研究的惡習；當時，真正潛心研究的學者，即便不申請國科會計畫，亦無損於其學術地位。然而，諷刺的是：經過自由化、民主化之後，這些學閥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反而轉化、變形，宛如「獨裁者的進化」，假借提升學術水準之名、行操控學術生態之實，終使得中研院成為管控學術界的太上學術機構。

如今，一名大學教師不申請科技部計畫，就儼然變成不算學者、不能升等。況且，根據《大學法》第21條的規定，大學教師負有「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義務；而中研院的研究人員，幾乎只須從事研究及服務即可。中研院研究人員的立足點，與大學教師相較，已然如此不平等；然而，若論其研究成果，卻未必較大學教師來得出色；甚至，由於未有教學與輔導的負擔，還可以將空出來的時間，跑來對大學教師指東道西！不公平競爭至此，簡直就是豈有此理！長此以往，權力日趨集中，標準日漸單一，學術自由將不復存在。

從歷史上看，臺灣社會原本即有庸俗化的傾向，早在清代即是如此。許多人習於透過外在標籤以判斷他人良窳，或透過名牌、名錶、名車以自高自飾；戰後，加上當局的鼓勵，以及威權統治的教育，使得許多民眾，從不深思其所接受的價值觀，究竟從何而來。如今，經過自由化、民主化，以及資訊公開的洗禮，不少人已終於體悟到：不該毫無保留的相信國民黨、相信司法、相信賣假油的「良心企業」……，但直到今天，許多人還不懂得不該毫無保留的相信「國立大學優於私立大學」、「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等威權統治時期建構的價值觀。

只不過，對政府負有監督之責的民意機關（如立法委員），卻未可期待。立委出身民間，其價值觀早受制約；在學者面前，既自慚形穢，更不敢對中研院置任何一辭。這些價值的轉型，有待公民社會的建立、學術界的覺醒以及代議士的自覺與監督，始能克盡其功。

公共治理是長策

在威權統治時期，每當有人批評政府時，總被指責不要老是只會批評、應該要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云云。雖然筆者並不同意這種說辭，但既然要面對一堆腦袋中還裝滿威權時代殘留價值觀者，茲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以就教於國人。

質言之，中研院之所以為「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乃是由於法律所明訂，並非由學術界的競爭自然形成。這種由上而下、規定何種機關的學術研究為「最高」，乃發端於訓政時期、並延續至威權時代的產物，在今日的民主時代，早該改弦易轍；若稱之為學術轉型正義的一環，亦不為過。

由於中研院橫行學術界多年，早已引發諸多不平不滿的聲音，有人甚至主張應將其廢除。對此，筆者主張：至少應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刪去「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以及「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等相關規定，讓中研院的研究人員，與大學的教師平起平坐，互相切磋、競爭；並且，切斷中研院與科技部之間的緊密關係，才是讓學術界走向健康發展的正途。若要維持「院士」此一榮銜，也應改變院士選舉辦法，落實學會或機構推薦之旨，真正建立可受公評的機制，俾使不再偏失，而非如現行的制度，在小圈圈中大玩其政治遊戲。

不僅如此，既然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係以納稅人的稅金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那麼，其研究的成果，自然應該由院外學者嚴格監督，為納稅人把關；而非任其自吹自捧，有如前清遺老一般，「自擬諡法，自嘆忠貞」。

民主時代的政府，應該由下而上、依據平等與自由的精神而建立，中研院亦不能自外於此一原則。職是之故，中央研究院應該公共治理並接受外界監督之旨，謹再度重申於此。

※作者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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