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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是我們的家

鍾耀華 2021年02月13日 07:00:00
二○一九年夏天香港人發起了舉世聞名的反極權運動,延續了幾乎一整年。(湯森路透)

二○一九年夏天香港人發起了舉世聞名的反極權運動,延續了幾乎一整年。(湯森路透)

二○一九年夏天香港人發起了舉世聞名的反極權運動,示威者黑衣為記,每個星期大大小小的遊行場合皆見黑衣,面對警察槍炮的暴力,負嵎頑抗。七月二十一號當日在港島有大型遊行,遊人抵達警方指定於灣仔的終點後繼續前進,希望去到西環中聯辦這個操控香港政經的背後代表地。當時還算運動初期,警察還不到連遊行未開始就拘捕及開槍的地步,他們只於西環附近布防,阻止示威者抵達中聯辦這個標誌地。當晚警察在上環與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警察瘋狂開槍──橡膠子彈、布袋彈、催淚彈、胡椒彈,各式各樣。前線示威者在防線前舉傘、拿盾、投擲汽油彈還撃,說還撃倒也是誇大,雙方武力不對等,最多只能說是在被殺前的自衛。裝備不那麼齊全或相對沒勇氣或包袱大的示威者就在防線後開展了兩列物資傳送鏈,人們手把手將後方製造的物資傳上最前線。這些物資是什麼?包括用紙皮包著四五個塑料瓶造成的「盾牌」、路邊挖起用來投擲的磚頭、眼罩、頭盔、在建築廢料車斗撿回來的竹枝……每一段時候前線有示威者不敵或受傷而退下來,卻又會有一隊近十人又近十人全副武裝的小隊在兩列物資鏈之間操上前線。那些小隊神情堅定,做好面對劇烈警暴的準備,毅然邁步,我們這些在物資鏈的人就好像在夾道鼓勵他們,但他們是在送死。

 

香港民眾上街抗議元朗發生的無差別攻擊暴力事件。(湯森路透)

 

前面的防線不斷向後壓縮,警察的槍聲愈來愈近,人們還是堅持。再過了一回,我自己受不了,離開了隊伍,乘車回元朗。我從小到大住在元朗,已經二十多年了。元朗這個地方從來與社會運動無緣,皆因政經中心都在九龍港島,人們抗議的對象自然在這些政經要塞地,所以每次示威遊行過後,我回元朗,都有種離開衝突的感覺,多少會放鬆。當然我們都知道元朗是鄉紳黑幫勾結之地,新界有太多原居民,太多丁地農地被廢棄,然後用作炒賣發展起高樓。但儘管這樣,人們還是默作不知,日日如常在這個地方居住,換一口安靜,所以有許多許多來自外面九龍港島的人為著近郊的景色為著較便宜的樓價而在元朗置業。這十多年愈來愈多中產豪宅在元朗建成,住了許多外來人。YOHO是當中的代表,好像是全港平均尺價最高的頭幾位屋苑,坐落在元朗西鐵站旁。而元朗西鐵站卻又是港鐵向原居民收地建成的,我曾在貨車上聽過原居民司機講當年西鐵坐落的西邊圍村村民抗議發展,說影響村落風水之類,但後來港鐵付出了更多的錢,什麼風水祖靈就都拋諸腦後了……

 

港警在元朗車站內,與示威群眾發生肢體衝突。(湯森路透)

 

在回程的車上,我從電話的各個通訊群組收到消息說元朗有穿白衣的鄉村黑社會遊行,也聲言要守衛家園,驅趕那些外來搞亂元朗的黑衣人──當日不知怎的不斷有消息指黑衣人要帶隊入元朗破壞。其實明眼人一看都知這是偽造的,因為火力全部集中了在西環對抗,誰會分散戰力來到香港最西北的元朗?但許多白衣人就是以這個為原因,在元朗抗議。我嗅到了一些不安的味道,但在上環撤退而回的我,還總是想,元朗始終是家,直覺還是覺得回家該理直氣壯,怕他什麼。車抵元朗後,我還特意走到元朗西鐵站,確實看到有白衣人凶問路過的黑衣人為什麼到元朗。我望了望,覺得沒什麼大不了,這陣子路人和路人因政見爭執時常有之,於是我還到了西鐵站附近吃個遲來的晚餐。飯後感覺情況沒什麼變化,我就回家了。才剛回到家,電話訊息響個不停,不斷有消息指白衣黑社會在西鐵站打人。我看著《立場新聞》的直播,白衣人先是在月臺揮棍無差別打人、後來甚至衝上月臺打人,列車停在月臺不開,廣播不斷重複有緊急事故,叫人下車。車外面就是打人的黑社會,人們可以去哪?直播裡還有我認識的記者被打……我徹底地呆住。我同伴猛叫我,著我立即換衣服再出去,我才稍回復意識,和她手執雨傘要了輛的士衝出去。

 

車剛下,我們走到元朗西鐵站月臺,月臺一片狼藉,消防水喉曾被拿來射向白衣黑社會,現在還倒在地上不斷流水、月臺用的閘機都被撞破、垃圾桶被拆掉做投擲用……大部分白衣人已經走了,港鐵職員也正安排滯留的乘客搭回重新開啟的列車離去。現場只還有五、六十名住附近趕至的居民和剛才被打的市民留下,向在市民報案後三十九分鐘才抵達的警察質問。人們極之憤怒,警察毫不介意,甚至反吆喝示威者不搞事就不怕──「你們不是反對警察嗎?」人們這樣就更激動了,雙方接近衝突邊緣。有市民拉著激動者:「不要和他們衝突,冷靜!」「我也想冷靜啊!我剛才被人打啊!點冷靜啊?」然後兩者都哭了起來。我想人們的情緒是不可能透過言語去平復的,我和朋友就走去攬著那些激動的市民,他們一邊在罵警察不作為,一邊在哭,慢慢就停了下來。

 

其實我自己心情也難以平復,上環那邊還一直在打,有示威者後腦中彈,而元朗這個家還變成這樣……這個時候警察離開了,他們居然什麼都沒作為逗留不足十分鐘就走了!警察才剛離去,已落下鐵閘近西邊圍的元朗西站J出口外又有白衣人從樓梯走了上來,原來白衣黑社會之前一直聚在他們南邊圍的村口。站內的群眾怒極指罵,白衣人揮棍挑釁,作勢拉開鐵閘。我當時還真不信鐵閘可以被搖兩搖就拉開了。然後超過五十個持棍的白衣人就衝了出來,瘋狂追打站內還有的幾十個市民。我和同伴掉頭拔足狂奔,沿K出口往YOHO商場跑了幾十米回頭看,白衣人又追上來,我們又跑……這樣走了幾百米,雙腿發軟,人們哭聲不絕,有人大叫打破火警鐘叫消防趕來,大家相信消防也不信警察。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一度追上我的白衣人停住了,是因為NowTV的記者與柳俊江擋住了他們,所以二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我望著那些救助我們的人慘遭毒手,身體卻因為恐懼而癱瘓,什麼都做不了,一輩子都記得那種感覺。

 

大量催淚瓦斯釋出,部份示威群眾不慎沾染到表情相當痛苦。(湯森路透)

 

那些說「不要外來人搞亂元朗」的人,我想問為什麼你們就是元朗人,而我們不是元朗人?我這種父母在元朗努力生活,不斷搬家都落戶元朗的人,為什麼不是元朗人?早期警察還不會禁止遊行的時候,每次有大遊行黑壓壓的人群都會從元朗廣場巴士總站排隊搭968巴士到銅鑼灣,隊伍從巴士站沿大馬路排隊到元朗警署對面。許多住在鄉村的朋友因為懼怕被不合政見的原居民知道其立場而被襲擊,每次遊行前都不敢穿黑衣,而要出到元朗市區才換上黑衣。這些都不算元朗人嗎?

 

我活在元朗二十多年了,自己讀的約瑟幼稚園就在大坑渠邊,學校外會有賣衣服的地攤小販,我好記得我買過一套好喜歡的比卡超T-shirt和褲,那衣服的填色都印到比卡超的框外。我記得坑渠邊還會有賣未長大小雞的婆婆,嫲嫲就買過幾隻給我玩。我記得元朗還不是那樣擠逼每天在大馬路都水洩不通,還有許多老舊士多,我還記得幼稚園外的腸粉店婆婆,她總是笑得燦爛,我每天下課後不是到她店裡,就是到後面西菁街兒童遊樂場旁的茶餐廳邊吃著豬排烏冬邊看著店內電視機放著的《超人迪加》。我記得自己讀的水邊圍光明小學外每天早上有賣自家肉鬆壽司和印尼撈麵的阿姨和阿叔,兩個不太搭話有點像競爭對手一樣,但又會互相點頭,如果有一天兩個都沒來我就會很失落,當時我身為領袖生長但卻不太會值班,訓導老師叫我不要再吃街外無牌食品做壞規矩,我卻覺得這樣好味又飽肚又便宜的早餐為什麼不?我記得中學的時候每天下課就到街外位於坑渠邊的鐘聲籃球場打波,然後就騎單車回家,那個時候馬路上車不多,騎單車的路綽綽有餘,許多同學都這樣上下課,市民也多用單車代步。只有現在從區外搬進來元朗的人,才會對騎單車的元朗人指指點點,還居然會說「乜行人路上可以踩單車㗎咩?」我通常會回他一句「屌你老母你第一日住元朗啊?」他們連元朗是一個怎樣的社區都不知道就帶著城市的思維與邏輯進來,然後要改變這個地方。就算我經常被警察截停告我在行人路上非法踩單車,都是這樣鬧回去。從前根本不會被人捉踩單車。

 

香港人上街抗議西鐵元朗站民眾被追打的暴力事件。(湯森路透)

 

後來我讀大學五年都住宿舍,沒怎麼回元朗,畢業後搬了出外住,兜兜轉轉又回到元朗定居。不過這年頭定居什麼的都是笑話,我和同伴五年來已經搬了四次屋了,不是加租就是被業主趕走希望重建祖屋。這五年回到元朗,才發現什麼都沒有了,我上面所講的都幾乎被消滅了。元朗的店鋪,尤其是大馬路兩邊的鋪,絕大部分都是元朗的原居民持有,他們為了更多的租金收入,趕絕了老店小店,全部租出去了給承租力更強的連鎖食店、運動用品店、金鋪、藥房,主要去做大陸人的生意,他們把我所認識的元朗都摧毀了。他們把自己村的土地都賣出去,建豪宅、吸引外來人住進來,推高了地價樓價租金,再沒有養雞仔賣的農場,再沒有賣腸粉的婆婆,再沒有賣印出框外比卡超衣服的小販,路上多人多車再也踩不了單車了。誰在破壞元朗?誰在搞亂元朗?是這些打人的鄉黑對吧?我知道,我父母也是外來的人口,我這樣外來人的後代也算是外來人對吧?但我不會這樣破壞自己的地方啊,我叫元朗作自己的家啊,我搬出來住也是因為元朗這個地方的感情才回來啊。是這樣糊塗的人才會把自己的生命都投放在元朗啊,才會覺得笨得開書店也覺得要在屬於自己的地方開啊!你們知道嗎?打人的黑社會聚集地,就在我們店的外面啊!七二一日後二十二號那天,聽說黑幫要回來復仇,全元朗的街道下午三點鐘就全關了,連平時打十號風球都還會開店的鋪頭也關了,路上行人還急急腳在走回家。整個元朗變成死城,我出生住在元朗二十多年也從未見過。我們也害怕得把店拉下鐵閘撕走那些罷市罷工反極權的海報。只是一天過後,我們又在想,為什麼要這樣害怕?這裡是我的家啊?元朗是我成長的地方啊?我們不要這樣,然後又把東西重新貼回鋪面。如果你們這些白衣人是元朗人,為什麼我們不是?

 

自那天起,我每次都會跟自己說,再走多一點,盡量再行多一步,做不到的硬著頭皮都再做多一點。因為那種眼前人受傷而自己因恐懼什麼都沒做的感覺太可恨了。這可是我們的家。

 

 

 

※本文摘自《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作者:鍾耀華;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關於作者:

鍾耀華:一九九二年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會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非常務祕書。畢業後當過記者、編輯,二〇一六年與葉泳琳開辦「生活書社」,同時為自由寫作者,文章散見於《端傳媒》、《明報》、《蘋果日報》、《眾新聞》、《字花》、《香港01》。與張潔平合編《香港三年》(香港:牛津大學,二〇一六),作品〈這可是我們的家〉收入《我香港,我街道》(臺北:木馬文化,二〇二〇)。

 

關於本書:

 

「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而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寫於二○一七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之際。
 

「時間不會流逝,她永遠都在那裡,我們直直望著她,為觸不及的距離而傷感。在沒有時鐘滴答作響的年代,人們順著自然的節奏而活,無被界為分秒的單位。丁香花會再開,河水會再及膝,人們會蘇生過來。」——〈夢的時間〉。

香港的命運,緊繫著時間。「九十九年租期」、「九七大限」、「五十年不變」、「回歸十年」、「主權移交二十年」,香港在利維坦巨人談判劃定的時限中,屢屢身不由己。然而香港人也總是不甘受迫,屢屢奉獻一己之力為共同體創造歷史時刻,「九二八雨傘運動」、「六九反送中大遊行」⋯⋯無權勢者匯聚成千鈞之力,結局未定,軌跡挪移,歷史還在創造中。

本書作者鍾耀華,一九九二年生,香港元朗人,經歷城市起伏的流變,見證歷史再開的瞬息。現世為每個人繪製肖像,他拒絕順從,以寫作贖回主體,用文字重建、叩問自我與世界的關係。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收錄了作者從二○一六到二○二○年底寫下的文章,大致按時序揀選編排,以呈現他在後傘運時代的思索歷程;思辨與抒情,智性與感性,經常在他的文字中並存不悖,難以歸入既有文類,卻形成一種破格文學之美。而這份美,是來自於一個人不與世界的不可忍受尋求和解,選擇直面痛苦、殘酷與不義,同時仍渴望超越。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做為被告之一,鍾耀華在雨傘運動案(佔中九子案)法庭上最後陳述時說:「我們要知道政治經濟裡的權力勾結合謀,找出著力點,鍥而不捨地敲打。在這過程裡無聖人可追隨、領道。我們會迷惘,曾經一路很努力建築的自我會坍塌,會趨近滅亡,但始終會重生。」

本書可視為作者這幾年鍥而不捨敲打的小結。出版是與讀者分享,也是從過去釋放自己,吐完哈維爾所說的青年時代「第一口氣」,重新開始,迎接可能更艱苦的「第二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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