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跨國金融服務、促進商業貿易的佛教組織

經過了三次輸血，到梁武帝時代已經快要支撐不住了。梁武帝一方面依靠北來降人(這時北來降人已經零零星星，無法成建制地加以收容了)，像是王僧辯這種人，來充實他日漸凋零的殖民者隊伍；一方面看中了只有佛教才能夠同時溝通伊朗系和東南亞系這兩種文化，能夠溝通吳姓豪族和僑姓朝廷之間的矛盾，能夠溝通吳楚(楚就是南朝所謂的西夏，指的是楚國和荊襄，所謂的長江上游)之間的深刻矛盾。無論是內亞系的宗教團體、東南亞系的宗教團體還是本土的宗教團體，它們都願意而且能夠接受佛教在義理方面的優越性。因此，佛教作為一個統戰棋子，是可以包容各種矛盾的。而且，佛教教團是唯一能夠橫跨三個吳越的政治組織。這裡的佛教是要強調佛教的政治性，儘管佛教在其他方面亦有表現。它能夠構成一種山地酋長、海上商人和郡縣制地區的士族豪族都能接受的共同語言。佛教的僧人穿梭於這三個地區，或是在這三個地區建立不同的寺院團體，並容許三個地區不同的習慣法容納在自己的體系之內，而且還能夠使它們有所升級。例如，長久以來在孫恩時代是信奉天師道的海上商團，來往於日本、吳越和東南亞之間的海上商團，就很樂意接受佛教作為自己的招牌，用佛教團體來發展他們的習慣法。

印度—伊朗地區的佛教商團早在阿育王時代就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了。過去幾個世紀在東南亞的發展以及各君主的印度化王朝當中，經常用佛教的僧人作為自己的墾荒團體或者商業團體的代理人。他們用印度商團形成的習慣法來規範和吸收當地原始土著的習慣法，使得他們的貿易範圍得以大大擴張。而隨著日本佛教社團在日本與神道教社團的融合，以及在朝廷的順利發展，佛教團體自然而然就變成了海商集團可以擴大貿易、減低成本的有效工具。這正是他們在錫蘭、爪哇所採取過的類似手段，現在延伸到吳越和日本來。如果你的商船船主自己就是佛教徒，而他載的船員像梁武帝時代以後那樣經常有一些佛教和尚的團體作為你的常設船員，而且出發地和目的地都有一些強大、擁有大量土地、財產和金融基礎的佛教寺院給你做接頭的話，你的生意做起來就會順利得多，各方面的風險也可以少得多。

佛教寺院有各方面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提供金融服務。這一點也是早在印度—伊朗文化區就已經發展得很完善的了。佛教有一些體系是專門用來放高利貸或者說是提供風險服務的。風險服務對於海商來說是極其必要的，因為海損始終是海商的一個重大難題。例如在明州和出雲兩個地方都有強大的佛教寺院，而且這兩個寺院之間還有姊妹關係或者母子關係，也就是說從佛教所謂的宗風來說是系出同門，那麼它們的金融體系是可以直接對接的。而你的商人團體如果掛靠一下這樣的佛教寺院，和它產生一種捐獻者和被捐獻者之間的掛勾關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和尚需要往來於各地，交換他們的學術成就，也需要傳教，各方面都要有人接應。商人可以用優惠條件讓和尚搭乘他們的船隻。而有這個和尚在他們的船上，就像是有了一個大使一樣，一下船，相應的寺廟會派人來接應。如果海上發生風險海損，寺廟的金融機構還可以替你分擔風險。

雙方的結合，使得這種掛靠關係變得固定下來。儘管它最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沒有任何官方設計的基礎，但是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以後，我們就看到，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德川政權在消滅基督教的過程當中，就曾經要求所有人都向政府說明它和相應的佛教寺院有什麼樣的捐獻者和被捐獻者之間的關係、有什麼相應的布施關係。這個布施關係就像戶籍一樣，變成了最可靠的社會身分的標誌。就像是，你在美國，社會保險號是最可靠的社會關係的說明，儘管保險這個東西最初也是私人性質的，是自發秩序的一部分。德川幕府之所以想出這一點來，並不是說他們想要強制所有的國民都向各宗派的佛教寺院進行捐獻，不是這樣的。而是因為在當時的日本，它看到當時戰國以來的日本社會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狀態。可能除了信基督教的國民以外，大多數國民都向本地寺院的某一派有所捐獻。而捐獻的結果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子女及社區也從寺院得到了很大的回報。日本男性的高識字率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是罕見的，主要就是因為佛教社團為向他們提供布施的當地居民的兒童提供免費教育的緣故。

當然，除了免費教育以外，他們還有其他什麼非常瑣碎、但是對於社區生活很重要的各種服務，這種服務包括戶籍登記。這個戶籍登記和天朝帝國為了稅收目的而設計的戶籍登記不一樣，它就是為了捐獻和服務所設計的。嚴格來說，它是一種私性的法團關係。也就是說，我們本宗派的寺院跟向我們本宗派捐錢的居民之間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與其他宗教和向其他宗教捐錢、捐土地的居民是不一樣的。這等於是說，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戶籍體系，不同的寺院、不同的宗派和它相應的居民之間有不同的戶籍體系。這個戶籍體系是慈善性和宗教性的，並不是全國一盤棋，朝廷對全國居民實行統一的戶籍管理。海上的吳越商團與日本和東南亞的佛教團體所發展出來的就是這種共生關係。

吳越原始宗教至少一直到隋朝的時候仍然是相當興盛的。照《臨海水土志》的描繪， 當時至少是有大量的鄉野居民，以及編戶齊民所不及的沿海居民，仍然生活在原始宗教的領導之下。但是這些原始宗教和天師道顯然是很容易被佛教社團所吸收的。吸收不代表征服，用「佛教征服」這樣的術語來描繪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實際上很多情況下就是多神教這樣的原始宗教或者是天師道這樣的宗教掛上了一個佛教的牌子，使它能夠在海外找到相應的窗口機構加以掛靠，這樣做就足夠了。原來它們的習慣法實際上只要稍稍改頭換面， 就可以用佛教的名義繼續存在下去。東南亞的情況普遍都是如此，同時代東南亞的婆羅門各系統，比如說濕婆、毗濕奴崇拜，或者後來的伊斯蘭教，都普遍存在類似的作法。

你如果一定要問這種做法是不是宗教的，那是沒有意義的。這就像問荷蘭人改信新教到底是出於經濟目的還是出於信仰目的，還是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是基於天主教廷屠殺新教徒的義憤，或者說是基於西班牙國王侵犯尼德蘭各邦傳統自治權的義憤，都是沒有意義的。人的本性就是，自己會把自己的動機說得形而上一點。例如說，我是為了維護低地各邦的傳統權利，義正詞嚴地做了這件事情；而玩世不恭的其他人卻認為，你不過就是為了英國的羊毛貿易，為了貪財才這麼做的。而且這兩者在具體的一件事情上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反而是相互促成的。

佛教就用這種形式，變成了東南亞沿海貿易的財富、金融和宗教的重要紐帶。這個重要紐帶是吳越與贛越、湘淮不同，沒有變成伊朗文化的新邊疆的主要原因。當然，這個主要原因的背後也有從爪哇到日本的這條貿易線以及由伊朗人主宰的、從末梢深入巴蜀、然後從巴蜀沿著揚子江深入到揚州和洪都的這條貿易線存在利益競爭的關係，這個利益競爭又和南北朝之間的政治鬥爭有關係。青海道和漢東走廊落入北朝手裡，這件事情和南朝在巴蜀的貨幣政策損害了巴蜀商團的利益、而巴蜀商團借助伊朗人和高地部落酋長來反對他們有關係。隨著伊朗商道和北朝的利益日益結合在一起，至少是從梁武帝開始，廣州和安南的東南亞商道以及扶持東南亞佛教團體對南朝來說就變得日益重要了，這也是吳越的東南亞佛教系統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本書擷取自《逆轉的東亞史（1）：非中國視角的東南（吳越與江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