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以來，習近平和汪洋先後強調「時與勢在我們一邊」，儘管中美、中西疫情的對比以及美國總統選舉的亂象，讓中共大大增強了對自身統治的能力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空前信心，也大大增長了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民族優越感和對中共統治的認可；儘管國際多家機構也預測，中國有可能提前到2028年甚至2026年經濟總量趕上美國，然而，時與勢真在中國一邊嗎？

剛性國家的脆弱面

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又一黨統治的剛性國家，對這樣的國家和政權，外部因素確實比較難撼動。而在國家無所不在的監控和強制力量面前，對內部威脅其統治的各種不利事情，它也能夠做到掐滅大部分。然而，剛性國家和政權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它缺乏變通，死板一塊，儘管中共在外部壓力下，也在試著改變，在經濟上做出了某些調整，但是，它的危機處理手法太粗糙和強硬；它習慣於處理熟悉的問題，對陌生的或者不熟悉的挑戰，處理起來就驚慌失措；它能夠應付單一和局部的危機，但對多點危機的共振應對起來就笨手笨腳。這就決定了一旦有這種挑戰或危機出現，它如何去有效克服的問題，而不釀成更大的危機和風險。

換言之，讓「時與勢不在中國一邊」的因素，來自中國內部，當習近平如此宣稱時，他可能更多關注的是外部的戰略環境以及如何去克服其中的不利因素，而對內部潛在的危險有所忽視或者雖有所察覺，但自以為能夠克服。

對習近平和中共來說，未來10年內極可能發生的最大挑戰，不是社會的某一群體的不滿而對政權的反抗，而是經濟危機。雖然中共一路上是從各種危機中走過來的，但是經濟危機還是它沒有遇到過的一種新的危機。改革42年來，中國沒有發生過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引起1989年社會動盪、差點葬送中共統治的物價飛漲只是中國剛進入市場邊緣出現的一場物價風波，談不上是一場經濟危機。此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順風順水，雖然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大量的失業工人，但它不是一夕之間突然出現，且被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消化掉了。

今日之中國經濟，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衡量，它的社會主義含量少之有少，人們普遍把它視作資本主義，可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在這個經濟體系裡，資本說了算，除了一黨統治外，它幾乎一切都按照資本的邏輯和價值去支配和運轉，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自身就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或者資本集團。一個深度捲入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體，在其40多年的發展中尚未出現經濟危機，這似乎是說不過去的。

按照馬克思的學說，資本主義調節自身的矛盾是通過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來進行的。以美國為例，在其獨立後，據統計，發生的經濟危機高達20餘次，平均每10年左右就會出現一場規模不等的經濟危機。其中兩次最大的危機是1929年的大危機和2008的金融危機。雖然危機是不幸的，但美國也獲得了處理危機的能力和免疫，最後總能平安過去，而不危及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政府沒有處理現代經濟危機的能力

中國在進入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後從未發生大的經濟危機的事實，使得中國政府沒有處理危機尤其是現代經濟危機的能力，而按照美國危機發生的頻率，中國早該出現一場中等規模的經濟危機了，所以能夠避免，得益於上一輪的全球化。但在未來10年內，中國逼近發生危機時刻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一是中美的對抗會繼續，過去讓中國得益從而有利於將危機推後的全球化不大可能以原有樣式進行，比如「一帶一路」的縮水使得中國不得不在內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這是中國提出內迴圈的一個原因。二是過去為延遲危機發生而不斷寬鬆的貨幣政策終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美國的貨幣超發沒有出現通貨膨脹，是因為美元事實上的全球貨幣地位，讓世界為它埋單。但人民幣不是全球貨幣，中國不得不自己承擔貨幣長期超發的後果。

按照統計，中國這些年發行的廣義貨幣即M2數量已經遠超GDP，2020年1月達到200萬億元人民幣，而同期GDP不到100萬元人民幣，之所以沒有發生惡性通脹，是因為有房地產這個蓄水池，大量超發貨幣流向樓市，推高房價，和中國目前一般民眾的收入水準嚴重不配備。但是蓄水池也會到一個臨界點，房價之高成為中國政府時刻擔心的「懸河」，當局為調控房價而採取的手段之嚴，措施之多，實屬罕見，目的就是小心翼翼地不刺破房價這個最大泡沫。中國的高房價是高借貸和高杠杆率的結果。一旦房價泡沫破裂，其後果比美國2008年的次貸危機要嚴峻得多，不但許多人特別是中產階級要掃地出門，銀行也會出現天量呆壞賬，並很可能演化成系統性的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

中國政府一直想通過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來消化高房價，拉平貨幣超發的曲線，使之延長從而最終解除危機的發生。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在統計上超過美國，由於全球化的變道和美國的圍堵，中產階級的規模增長肯定難以消化泡沫，這還不論中國經濟因某種原因突然失速。鑒於中國政府沒有處理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危機的經驗，假如危機爆發，對它就是極大挑戰。

超發貨幣的燃點

去年疫情爆發初期當局處理手法的簡單粗暴引發的全民不滿就是一個參照。應對新冠疫情對中國政府其實不陌生，2003年已經有過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然而在初期，它還是出現了很多失誤，以致不得不採取武漢封城這種極端措施，導致習近平政權和他個人的權力都受到空前挑戰。處理馬雲的企業也是出於防範風險的考慮。反壟斷警惕資本力量不聽中共的話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作為互聯網金融平臺，一旦它們大到不能倒，從反面表明如果它們倒下，會造成多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所以當局現在必須把這根危機引線拆掉，但外部環境它無法左右。幾十年積累的經濟問題隨時有可能因外部環境的突然惡化而引發內部的連鎖反應，進而在哪個未被重視的領域或環節爆發，一旦觸及超發貨幣這個燃點，最後就沒有力量阻止，就像不可能阻止火山爆發一樣。

所以，時與勢未必在中國一邊，若能夠躲過這一劫，那是中共幸運，而非必然。我不敢斷定這場經濟危機在未來10年就一定會在中國出現，但即使不出現，也只是推遲而已。習近平把中國未來的機遇期即時與勢至少放在2035年，在這個歷史的時段中，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