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邱吉爾(左)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看俄羅斯時說:「我沒辦法向你預測俄羅斯會怎麼做。她是包裹在謎中之謎裡面的一個謎。」(維基百科)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德國投降僅僅兩個星期後,溫斯頓.邱吉爾收到他先前委託「英國武裝力量聯合計畫參謀部」研擬的一份絕對機密文件。該文件以「不可思議行動」這個大標題,針對重新形成的嚴重敵對狀態制定了攻擊計畫。在其封面出現墨水筆跡手寫的「俄羅斯: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幾個字眼,接下來便開門見山點明該計畫的宗旨:「向俄羅斯施加美利堅合眾國與大英帝國的意志」。
那份文件探討了先發制人攻打蘇聯的可能性:「快速的成功或可迫使俄國人屈服於我方的意志之下──至少暫時如此。但如果他們想要進行總體戰的話,他們會有能力那麼做……。唯一能夠讓我方確保目標實現並長久維持成果的做法,就是打贏一場總體戰。」它在諸如「決定性地擊敗俄羅斯武力」和「佔領俄羅斯重要地區」等等標題下,討論了英國和美國進行這種「總體戰」的利弊得失。無怪乎此一計畫需要嚴加保密了。該報告列出的附注則是:「基於保密上的需求,未曾向各相關部門的一般人員徵詢意見。」
這種攻擊行動從來都沒有出現過。英國將軍們以典型的輕描淡寫態度得出結論,表示入侵蘇聯的行動「會有危險」。不過此事的意涵已很明確:歐洲以及全世界再度面臨分裂,而這一次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分裂。親蘇聯的政權已經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上台。西方雖然保住了希臘,但即使在那裡也施展不開。共產主義運動則正在義大利和法國取得一席之地。
蘇聯和西方盟國曾經圖一時方便而並肩作戰,可是一等到法西斯的威脅遭到擊敗,戰前的相互猜疑便悄然重返。邱吉爾個人對史達林的不信任固然無庸置疑,但「不可思議行動」背後的理由卻不光只是直覺而已。一九四五年時,蘇聯部署在歐洲的兵力非常龐大;史達林已經擺明不肯放開如今被莫斯科牢牢掌握的歐陸東半部。而且十分令人擔心的是,史達林或許對西歐亦有所圖、同樣也想著「不可思議」的行動。
七月底的時候,邱吉爾下台了。帶領英國贏得勝利的那個人,已經被克雷門特.艾德禮的改革派左傾工黨政府所取代。但邱吉爾沒有默不吭聲地走開。他曾經在一九三○年代針對日增的納粹威脅發出怒罵,警告西方文明國家不可盲目自滿;現在他又以同樣方式,將他那預言者的目光轉向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他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一篇標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刻畫出一個深植世人心中的圖像,此圖像將在接下來四十年內定義出戰後歐洲的現實:
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後面,坐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在所有這些東歐國家原來都很弱小的共產黨,已經上升到同它們黨員人數遠不相稱的主導的、掌權的地位,到處爭取極權主義的控制。……這肯定不是我們進行武裝鬥爭所要建立的解放的歐洲,也不是一個具有永久和平必要條件的歐洲。
那項警告毫不含糊,史達林做出了憤怒的回應。三月十二日接受《真理報》訪問的時候,他以火藥味十足的口吻指控西方帝國主義者渴望發動戰爭,宣稱「邱吉爾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硬說只有講英語的民族才是最優秀的民族,負有決定世界命運的使命。」絕大多數蘇聯百姓所能獲得的新聞和資訊,都只是來自充斥著史達林言論的官方媒體,以致認為英國和美國現在是戰爭販子,極有可能就是將來的敵人。史達林針對邱吉爾口中「蘇聯擴張主義」所做出的答覆,則合乎每一個俄羅斯人的理解:鑒於俄羅斯漫長的外敵入侵史,在東歐創造出一些「緩衝國家」是再自然不過的做法。
邱吉爾先生把這一切都認定是所謂蘇聯「無限制的擴張傾向」。……不要忘記以下的情況。德國人侵入蘇聯是經過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德國人所以能夠經過這些國家侵入蘇聯,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當時存在著敵對蘇聯的政府。……蘇聯為了保證自己將來的安全,力求在這些國家內能有對蘇聯抱有善意態度的政府。試問,這有什麼奇怪呢?假使沒有發瘋的話,那怎麼會把蘇聯這些和平的願望看作是擴張傾向呢?……我不知道,邱吉爾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是否能夠組織新的進軍來討伐東歐。但是,如果他們能夠組織起來……那麼,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像二十六年前〔於革命爆發後對布爾什維克政權進行武裝干預時〕一樣被擊敗的。
那是一個直言不諱的警告,然而史達林的虛張聲勢掩蓋不了內心的恐慌。儘管蘇聯紅軍聲勢浩大並且打了勝仗,蘇聯卻缺乏美國已經擁有的東西:原子彈。那種新式美國武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對廣島和長崎兩座日本城市展現的奇觀,讓史達林確定紅軍的數量優勢如今已變得毫無意義。一項駭人聽聞的認知驀然席捲了蘇聯社會:倫敦和華盛頓的戰爭販子有辦法抹除莫斯科、列寧格勒和無數的其他城市。《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莫斯科特派員亞歷山大.沃斯在報導中指出,核恐懼無所不在:
那則〔關於廣島和長崎的〕消息讓人人產生一種劇烈的壓抑感。大家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世界權力政治中的一個新因素,這種炸彈對俄羅斯構成了威脅。當天和我交談過的一些俄羅斯悲觀主義者沮喪地表示,俄羅斯辛辛苦苦擊敗德國贏來的勝利,現在「等於白白糟蹋掉了」。
沃斯獲准向史達林詢問有關炸彈的事宜,那位獨裁者刻意做出樂觀的回答。他告訴採訪者說:「原子彈只是用來嚇唬那些神經衰弱的人,但它自己決定不了戰爭的結局。原子彈機密的壟斷性則確實造成了威脅。儘管如此,補救的辦法至少有兩個:炸彈的壟斷性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而且原子彈的使用將會遭到禁止。」
不過史達林顯然對「禁止」並沒有把握。莫斯科已拒絕參加華盛頓新創設的「原子能委員會」,該機構被賦予的任務是管控核子武器。所以只剩下了一個選擇:蘇聯必須開發出自己的炸彈,而且動作要快。時至一九四七年三月,相關需求甚至變得更加急迫,因為杜魯門總統宣布了他的政策,美國將對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國家提供援助。那個「杜魯門主義」最初旨在防止希臘和土耳其落入共產黨手中,但後來還更廣泛地把已經在蘇聯掌控下的東歐國家列為目標。這確認了美國和蘇聯已經走上衝突之路。
三個月後,華盛頓宣布了一個方案,準備向奮力進行戰後經濟重建的歐洲國家提供經濟與技術援助。那個歐洲復興方案,俗稱「馬歇爾計畫」,提議向鐵幕兩邊的國家進行協助。它最終提供的金額超過了一百三十億美元,等於美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可是華盛頓的慷慨解囊另有附帶條件。受援國必須提交其國家經濟的細節,並且與美國顧問合作實施一項著眼於現代化和結構調整的方案。正當西歐國家迫不及待地簽約接受馬歇爾計畫之際,史達林變得焦慮不安。參加對美談判的蘇方代表之一,弗拉基米爾.葉羅費耶夫,覺得史達林巴不得能夠拿到那筆錢,卻又不相信杜魯門的動機。
葉羅費耶夫寫道:「史達林總是疑神疑鬼,而且他打從一開始就不熱衷於此。他表示說:『你們等著看吧。這種情況截然不同於美國在《租借法案》下向我們提供的戰時援助。更何況其中有『杜魯門主義』在作祟,他們並不是真心想幫助我們。這根本就是杜魯門的伎倆。他們打算把各個人民民主國家從我們的勢力範圍撕裂出去、攏絡他們、滲透他們、將他們從蘇聯這邊拉走。』」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表示他們或許會收下美國人的錢之後,史達林命令他們拒絕接受。他執意要改造他那些「緩衝國」此前的資本主義經濟,使之成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中央計畫經濟;來自美國的影響則被視為敵對的干擾。
為了反制馬歇爾計畫,莫斯科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創建「經濟互助委員會」。這個新機構向西方列強發出了一項強硬的聲明:
美國、英國,以及某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已經向各個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實施貿易制裁──因為這些國家不認為自己應該屈從於「馬歇爾計畫」的專斷獨行,讓它來侵犯他們的主權和他們本國的經濟利益。鑒於上述情況,各個人民民主國家〔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認為,必須創設一個建立於各成員國之間的平等代表權基礎上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以加速本國經濟的重建與發展。
東方集團已經拉起了吊橋。可是對史達林來說,唯有在莫斯科擁有原子彈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才能夠得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