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有部份劇情及結局透露，請斟酌閱讀）

面對仇敵，我們能否透過對方的「身份」，抵達對方的內心，這是衡量一個人平庸還是偉大的尺度之一。身份是對立的，但人性是普世共通的，有些人永遠周旋於表層身份而陷落於無盡的仇恨，而有些人則在日常相處之後，彼此產生了更加深刻的精神交互。

相比於那些有著戰爭場面的二戰片，這部《地雷區》（台譯：《拆彈少年》）是平靜的，但是，那些荒涼而靜謐的日常之下，卻隱匿著隨時可能炸裂的危機。地雷不只埋藏在沙土之下，也埋藏在人心和人性的深處。

這是一段由真實歷史改編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二戰結束後，丹麥的海岸線附近還留置了大量地雷。2000多名德國戰俘被送往雷區，排除了丹麥西海岸150多萬顆地雷，代價是一半戰俘的傷亡，而大多數都是非常年輕的男孩兒。

《地雷區》講述的就是一個排雷小隊的故事，一個丹麥軍官，看押並帶領著一群德國戰俘男孩，在無人的海岸線上，冒著生命危險，排除一顆顆地雷。某種程度上說，讓這些德國士兵排雷是一種帶有極度惡意報復性的行為，他們曾經占領丹麥五年，現在，丹麥軍人想看著這些敗寇被自己種下的惡果炸死，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加快意恩仇呢？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情感特別容易理解。

但是，對於監督這項工作的軍官卡爾來說，意識形態、仇恨和戰時的敵對情緒是一回事，而每天朝夕相處之後，看著這群年輕男孩兒飢寒交迫，又一個個被地雷炸成碎片，是另一回事。這群孩子的年紀差不多可以做他的兒子。在心裡，他或許一次次告誡自己，這群人是侵略者，但生活中，他看到的卻是一群盼望著回家與媽媽團聚的無助的年輕人。

人的情緒和情感是很奇妙的東西，當我們把人當做一個符號去對待，我們可以輕易地痛恨和殺伐，但是，當他們還原為一個個有肉身有情感的人的時候，我們的內心就會不自覺地泛起微妙的波瀾。這種東西叫做同理心。某種程度上說，是同理心讓我們真的成為人，而不是冷酷的動物或者機器。我們對他人可以感同身受，無論他是我們的敵人，還是我們的愛人。有時，這讓我們感覺內心充盈，但有時，也讓我們無所適從。

卡爾現在的處境就是如此，從職業身份來講，他必須冷酷無情，這是軍人的本分，他應該把他們當做一個個工具和物品，但是，他們每天對話，交流，他不可能不動感情，而作為人的身份，他把他們當做普通孩子。從職業身份上反觀這種行為，「同情」就約等於「動搖」，尤其在這種戰爭剛剛結束，人們的氣憤遠未消除的時候。

納粹當年對於猶太人的清除，有一個前提性的基礎，就是一點點從語言和行為上將後者「非人化」，用臭蟲之類的比喻指稱對方，時間長了，無聲地讓人們對後者下手時再無心理芥蒂。而如今，似乎一切都開始悄然翻轉。如果卡爾真的不把那群孩子當做人來看待，那麼他不就變成了自己反對和憎恨的人嗎？自己和納粹又有什麼區別？

更何況，除了這種個人精神層面上的人性困境之外，還有著來自現實層面的壓力。他的長官用一種義正辭嚴的方式遙控指揮，而底層士兵則把這群孩子當做發洩憤怒的劣等生命。卡爾對孩子們承諾，完成這次任務，就會很快回家。但最終，他發現，上級根本就沒想讓那群戰俘輕易地離開這裡。卡爾接受不了自己變成一個「親敵者」，而他更接受不了同僚對於男孩兒們的毆打和捉弄，這關乎自己的良心。

這類把普世人性放置於特殊戰時對立中的設定，其實並不少見，而這部《地雷區》中，有著更為殘酷的場景，那群徒手排雷的孩子們，經常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被炸斷手腳，而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抱持著能夠完成任務就能夠回家的願望。但最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懷著願望走向了死亡。

《地雷區》有一種無聲的情緒變化，最初，卡爾對那群孩子施以拳腳和責罵，後來，他坐下來和孩子們聊天、開玩笑，甚至給他們放一天假，在沙灘上一起踢足球，看起來更像來海邊度假的老師帶著一群學生。那漫無邊際的白沙灘，原本應該是一片風景，但現在卻意味著死亡。當卡爾從暴躁的軍官變成隨和的男人，我們才能明白，卸下所有身份，以人的面目彼此相對，那一刻，戰爭才真的結束了。停戰，不只是現實的炮火不再燃起，只要人心中的炮火依舊燃燒，戰爭就遠未結束。

最終，卡爾做出了一個選擇，他放走了那幾個倖存下來的孩子，讓他們越過國境線。從職業軍人的身份上說，他犯了個大錯，但從人的角度上說，他用自己的善舉，真正終結了戰爭，排除了心裡的一顆地雷。

【作者簡介】楊時暘
專欄作家，影評人，《中國新聞週刊》主筆。
 

 
※全文授權轉載自楊時暘個人豆瓣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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