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韓國慰安婦問題再次成爲新聞熱點。韓國首爾法院在1月份裁決「要求日本政府給韓國依然在生的12名韓國慰安婦一億韓元賠償」，被日本拒絕。哈佛大學法學教授（John Mark Ramseyer）發表了主張「慰安婦是自願」的學術論文，被韓國輿論圍剿式批評。2月16日韓國慰安婦李容洙在首爾的記者會上，呼籲韓國政府把慰安婦問題放在國際法庭上解決，她說「為了日本認清錯誤並反省，請接受國際法院的審判」，並強調稱「不是想要錢。必須獲得完全的（事實）認定和道歉」。韓國外交部隨即表示「慎重考慮」。

可是在台灣，很多輿論都站在韓國人和韓國政府的一邊。筆者此前發表過數篇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評論。筆者認爲，文在寅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做法完全錯誤，正好趁此機會，結合哈佛教授的論述與筆者此前論述，澄清和解釋一下韓國政府爲什麽是錯的。

論證韓國慰安婦這個大問題，可分爲兩個層面。第一，論證「韓國慰安婦」本身的性質；第二，論證作爲外交和國際法問題的慰安婦爭議。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討論前者。若有餘力再撰文論證後者。

首先，慰安婦在本質上是軍妓，即爲了滿足以男性爲主的軍人的性需要而發展而成的行業。

在歷史上，「軍妓」之普遍，分佈之廣，持續時間之長，不限於二戰中的日本。幾乎所有國家都在不同時期存在各種形式的軍妓。過於古代的例子沒有必要多説（要多少有多少），就拿近代而言：在德國占領下的歐洲國家有大量軍用妓院（Militärbordelle或Wehrmachtsbordell）；在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有「軍中樂園」；在占領日本期間的美軍有「日本美軍慰安所」；參加韓戰的美軍中，也有類似的場所；諷刺的是，就連韓國軍隊參加越戰期間，韓國人也有組織地用越南婦女提供性服務。

現在一般認爲這些場所都是不道德的。但以上例子，不是發生在二戰時，就是在二戰後。如果說二戰前和二戰時的日本慰安婦制度是不道德的，那麽以上例子發生得更晚，當然也同樣不道德，甚至更不道德。

更深的思考層次是「妓女」是否就是不道德。

「妓女」正在去汙名化

放在二戰前，妓女在東亞各地更是完全合法的行業。雖然在主流社會意識中，妓女的形象並不好，普遍被認爲是「不正經」的女子才從事的行業。但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形象不是絕對的，在中國歷史上長期有「青樓名妓」。即便在近代，小鳳仙等「俠妓」的傳奇依然膾炙人口，更不提在民國期間存在的大量「交際花」。

到了今天，在不少地方，自願的妓女是合法的：香港有「一樓一」，在台灣，性交易已非刑法所處罰的範圍。現在進入進步主義時代，我們甚至換上了一個好聽或中性的名稱「性服務者」去指代「妓女」。比如在香港，就有無數的社會工作者努力為「性服務者」正名，認爲社會不應歧視她們。於是，妓女不但合法，還正在「去汙名化」。

如哈佛教授指出，韓國妓女當時遍佈東亞，價格比日本妓女要低一些，但受衆比日本妓女還多。直到現在，韓國還有十二個紅燈區，有人認爲韓國是「全球色情產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其次，鑒於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前，娼妓的存在是如此普遍，對妓女的道德爭議不能一概而論。

通常，從事妓女行業的情況有以下幾種。第一，完全自願，即女子已是成年人，主要出於經濟目的從事妓女行業。第二，完全强迫，「強搶民女」。第三，介於兩者之間，通常是女方本人或其家庭有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得不」成爲妓女而解決，這就是香港稱的「錢債肉償」或「逼良爲娼」。很可能，第三種情況是主流，但如何認定第三種情況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或許並不那麽好區分。

根據哈佛教授對戰前的日本妓女的研究，妓女通常簽訂合同。她們能獲得工資和相當於「隱性工資」的待遇（即諸如住房、伙食、健康等），最重要的是她們通常能獲得預先支付的一大筆錢（advance）。根據哈佛教授的研究，當時的日本和韓國的情況與在中國的情形大同小異。一些妓女自己拿到預支款救急，但很可能，大部分的預支款項不是直接給妓女，而是給妓女的父母。

對中國讀者而言，這些合同並不陌生，它通常稱爲「賣身契」，預支的錢就是「賣身費」。在中國，通常這筆錢會給「賣掉女兒」的父母或賣掉妻子的男人，有時也會給人販子或賣婢女的富人。這些買賣放在現在，當然全部都是「完全强迫」的人口販賣。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賣掉女兒或父母勸説女兒賣身，在很多地方雖然被認爲道德有虧，卻確實普遍存在。況且，即便道德有虧，那麽父母一方的責任大一些，還是妓院一方的責任大一些，也不是那麽好分辨。

性別上對應的例子是當時在中國極爲普遍的「賣豬仔」。豬仔通常是男性，他們為給家人獲得一大筆錢，而賣身到北美、南洋等地從事勞務。

現在我們當然都認爲歷史上的「賣身行爲」並非道德，但即便現在，也有勞工合同。那麽如何判斷，「賣身」和「合同勞工」的區別呢？哈佛教授提出的標準是，簽訂合約者是否實質上變成「債務奴隸」，意思是，他們是否因爲這次借債和利息過高，遠遠超出了自己的償還能力，從而被迫不停地延長合同，永遠跳不出這個圈套。

「最不嚴重」的一項

根據他的研究。日本妓女通常能在合同結束前，就用工資償還賣身費，提前結束合同（合同一般是六年，很多人在三年左右就還清款項）。這説明，她們不是被「鎖死」的「債務奴隸」。她們也不太普遍長期停留在這個行業，大多數人在25歲之後就能「從良」，離開妓院。至於韓國妓女，她們簽訂的合同通常比日本妓女要短（日本妓女通常是六年，韓國妓女通常是兩年）。所以，也就更不容易被「鎖死」。

再次，在二戰中，日軍的性罪行非常嚴重，但如果把「慰安婦」也視爲「性罪行」的一種，那麽它反而是「最不嚴重」的一項。

日軍的二戰性罪行包括大量隨機性的強姦，及臨時的「戰地妓院」（强迫臨時抓來的婦女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等。這些性罪行給占領區的人們帶來災難。

但在另一面，這些行爲對占領軍而言也認爲是有害的。除了縱容日軍「一時爽」激發的敵意，帶來管治占領區的困難之外，更嚴重的問題是性病的汎濫，以及隨之而來的戰鬥力大幅下降。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為出征的軍人提供「正式」的性場所，對各方都是（相對）有利的。從被占領方而言，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女性成爲獸欲的犧牲品。從占領方而言，它不但能供應「安全」的性服務，也能防止軍人擾民帶來的管治問題。

日本被美軍占領的初期，主動為美軍提供慰安所，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但美軍慰安所因爲道德原因，被美國國内輿論廣汎批評，未幾即要求日本取締。這樣在美軍營地附近就出現大量半公開的妓院，後來帶來嚴重的問題（包括產生大量的混血後代等）。

沒有數據説明，二戰時慰安所的設立能多大程度上減少日軍的性罪行。但從慰安所設立的普遍性，認爲它大大減少性罪行，是符合邏輯的。

再次，以上分析論證了軍妓、妓女、慰安所等並非「一刀切」的完全不道德。這樣就歸結到下一個問題，慰安婦是否「自願」？如果慰安婦是「被迫」的，那麽當然不道德，但如果是「自願」的，那麽就很難認爲不道德。

如果說，在日本占領區的中國人「慰安婦」中，還可能有相當比例的戰俘這種强迫行爲，那麽在當時屬於日本一部分的韓國，情況就相當不同。韓國人慰安婦通常都簽訂合同。如上分析，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簽訂合同不一定就是自願的。有幾種情況存在爭議。

慰安婦的「工作强度」

第一，如前所述，在很多情況下，支付給慰安婦的預付金被其家人拿走。如果慰安婦的年齡很小，那麽她們是否有「同意」的能力。根據研究，慰安婦的最小年齡一般在14歲（不排除更小的個例）。在現在看來，14歲還是兒童，沒有法定的自主能力。但在二戰前的日本，14歲是女子可以成婚的年齡。比如，孫中山就向14歲的大月薰提親（順便説一句，網上有人形容孫中山是「蘿莉控」，玩弄小女孩，但放在歷史現場，14歲的女孩已是可以結婚的成年人，不是小女孩）。如果考慮到這種歷史現實，那麽14歲以上的女孩簽訂合同，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就不能視爲「被迫的「，或者更應該追究父母的責任。

第二，合同存在欺詐成分。很多韓國人認爲，在慰安婦合同中，從事的職業並非以「慰安婦」或提供性服務等名義寫出來，而是「洗衣婦」之類。因此，很多女子是「上當受騙」，因此成爲慰安婦也是不自願的。

韓國人提出現象大體上正確。然而，由於東方文化的原因，幾乎不會有合同明確寫出一方會從事性服務。它們通常都以其他名義寫出來，然而，其真實含義在雙方都心知肚明。

正如香港說「（娛樂場所）公關」、「小姐」，中國說「洗頭妹」、「洗脚妹」、「技師」等，大家都知道什麽意思。

由於從事性服務比一般女傭服務的報酬高很多，因此，認爲韓國女子（或包括其父母）被字面上的頭銜欺騙，以爲真的只是洗衣而已，這種説法很難成立。

第三，也有人認爲，合同會誤導韓國婦女，從事的只是一般的妓女，而不是隨軍的軍妓，於是也是欺詐的一種。然而，根據哈佛教授的研究，在「軍妓」的合同中，報酬（預付款）比一般的妓女合同要高不少，而且也特別注明「危險性」（比如會被襲擊之類）。這令人很難相信，這些合同的簽訂者不知道自己將會是隨軍的軍妓。

由於以上幾個因素，認爲慰安婦普遍是「不自願」，「被欺騙的」，這種説法難以成立。

當然，筆者必須指出，哈佛教授的論證也存在缺陷。最大的問題是，現在看來，慰安婦的「工作强度」或遠遠超過了普通妓女（比如有人形容，日軍是排長隊進房間，每人只有幾分鐘）。韓國慰安婦此前是否對此知曉？這種强度是否嚴重損害身體？或者當有人感到「吃不消」時有沒有退出機制？這些都可被爭議是否涉及「欺詐」層面。這有待進一步研究。

難有足夠證據確認是被迫還是自願

但筆者也同樣指出，即便在相應的「合同勞工」中，也有勞工工作强度遠遠超出了「合理範圍」的情況（現在也通常認爲是不道德的）。一個例子是在美國殖民地年代的白人契約勞工，他們通常合約為六年，但很多人由於工作强度的關係，連六年也熬不過。華人當年賣豬仔，也有很多人熬不過合同期。如果不是考慮到「性工作」有一定特殊性，慰安婦的情況與這些被過度勞役的勞工的區別並非本質性的。

此外，慰安婦的具體實際工作環境中，是否被超出一般性服務的惡劣待遇，比如毆打、身體傷害等，也是需要考察的因素。這也是分辨「合同妓女」和「性奴」不同的重要因素。而且，惡劣事件是偶發性的，還是系統性的，也是認定慰安婦的性質的重要標準。當然，這也需要放在時代的框架下加以考察。

最後，還必須强調，作爲總體慰安婦，固然可能出現很多不道德的强迫情況，但具體到個別的慰安婦，她們當初成爲慰安婦，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卻很難證實。

這是因爲在東方文化中，普遍的眼光還是妓女是「不正經」的，在民族主義熏陶下，被為「敵人」性服務的婦女，更長期被認爲是羞恥的。於是，慰安婦問題實際上直到1980年代（冷戰接近結束的年代）才被人關注。到了那時候，慰安婦問題在相當程度上被（自覺或不自覺地）作爲民族主義的武器。以前認爲「羞恥」而避談的事變爲「受害者」的控詞，被各方鼓勵。

這樣帶出的問題是，即便有人當時是自願成爲慰安婦，也會塑造出自己是「被迫」的。由於這些歷史被埋沒多年，所以被重新挖掘出來的時候，也就很難有足夠證據確認，她們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

正如哈佛教授論文指出，最早的「慰安婦敘事」出自一個日本人吉田清治（Seiji Yoshida）的調查和研究。他聲稱，在韓國濟州島，有日軍强搶韓國民女到當地營地充當慰安婦。然而新聞工作者後繼的調查指出，他的指控非常可疑，證據是當地是個小地方，他們采訪了當地的老居民，他們都否認聽説過「日軍强搶民女」的事。後來，吉田自己也承認故事是虛構的。

吉田的虛構，當然不能表明其他慰安婦的故事都是虛構的。但目前絕大部分的「被迫」的證詞，都源於事發幾十年之後的個人回憶，在檔案中幾乎沒有太多的「迫使當慰安婦「的證據，特別是無法獲取能確認「某個」特定的人「被迫當慰安婦」的檔案證據。

這些困難，令具體某個慰安婦的指控，在法庭上都很難能在法律意義上被確認。可以想象，如果在國際法庭上，如果某韓國慰安婦和其律師，被要求舉證自己如何被迫成爲慰安婦時，很可能會被律師盤問到難以應付。

慰安婦問題當然是一段不幸、悲慘和難堪的歷史。放在現在角度，慰安婦更應被徹底否定。可是，以上針對從慰安婦事件本身，已論證了「韓國慰安婦」指控所存在的弱點。放在歷史環境中，以及「韓國慰安婦」這個特定的群體，在法律上或許並非那麽理直氣壯。尤其是特定到個人，更存在舉證上的困難。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