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分析有意義之處，在於雖然時空與文化背景有所差異，然而詳細參照彼此的共通點，仍可鑒古知今，一定程度察知政治與人文的變化軌跡，拓寬對威權乃至極權管治的想像。

臭名昭著的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運用治術逐步控制納粹德國，與中共的社會控制何其相似，沿此路進，不難推演當前徹底淪陷於赤禍手上的香港管治 — 崇尚強權政府與國家控制，納粹與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總是殊途同歸。

政治控制與主宰人心

四處尋覓政治新星的他，與曾因「啤酒館政變」判處叛國罪入獄的希特勒惺惺相惜，遂加入納粹黨擔任文書及宣傳。憑藉褐衫隊四處尋衅滋事引人注目、煽動人心的演說以及機關報《襲擊》(Der Angriff)宣揚敵我意識，一路攜手從巴伐利亞橫掃至首都柏林，在其後大選所向披靡，晉身國會殿堂。1933年接連發動「國會縱火案」及通過《授權法》成功奪權後，民主憲政的威瑪共和壽終正寢，翌年希特勒成為定於一尊的「元首」(Führer)，廢除國會實行中央集權，攀上權力巔峰。

不斷挑動爭端，營造強烈的衝突、仇恨與危機感，糧食短缺、經濟衰退、人浮於事、社會暴亂，無論出現甚麼社會危機，一律歸咎於猶太人，「資本主義與從商的猶太人是德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憑藉確立敵人而發跡的納粹可謂效益卓著。

諺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第三帝國」自然也不是。奪得大位的希特勒就算剷除政敵(主要是共產黨，宣布其非法並取消議席)、宰制國會，但尚未建立舉國上下如臂使指的強力控制。真正讓強權執政意志得以貫徹，並非依仗短暫的仇恨動員，而是認真舖排獨裁之路。自此戈培爾更改目標：無須再影響國民投票，變成操控其思考言行。

納粹的思想控制，始於德國的大學。1933年5月，數以千計的大學教師舉起火炬遊行，反對「非德國精神」(Un-German Spirit)，僅柏林一地就有四萬名師生燃點篝火，焚燒政治不正確的書籍；數百名教授聯署支持納粹的請願書。

戈培爾並非這場焚書運動的幕後主使，始作俑者是自主發起的激進師生，但當他得悉事件後，旋即趕往現場力挺焚書。他懂得順水推舟，以民粹觸覺迅速騎劫行動，眼前熊熊烈焰焚燒著故紙之際，他激昂地宣布「極端的猶太知識份子時代，徹底告終」。

黨國矢志操控民情，針對不同年齡層或社會位階成立各式社團發揮關鍵作用。納粹支持者當中，知識份子當屬最狂熱的群體：德國半數以上大學生均屬黨學生組織成員，更有97%教師加入黨教師組織，他們一反「公共良知」的常態，以國族大義之名反對言論自由。從此以後，大學不再是自由開放的辯論場所，偏離主流的異見遭受審查，學術自主亦無復存在。

納粹實踐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除了改聯邦州為行省、廢除國會、迫使反對黨解散等集權操作，輔以上述宏大的社會工程以外，亦包括罷黜所有非黨員或未向黨效忠的各級公職人員。公務員生怕失去工作，爭先恐後加入納粹黨；至於不肯妥協的，也迫不得已要在遭逮捕及監禁於集中營之前，黯然辭職。

納粹黨國矢志操控民情，針對不同年齡層或社會位階成立各式社團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今天情況亦復如是。（湯森路透）

鉗制輿論．撲殺異議．活用新媒體

要進一步支配國民思想，必須局限其所聞、所讀、所說。為了讓忠黨愛國的洪流無遠弗屆，戈培爾成立「公眾指導與宣傳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RMVP) — 對政治史不陌生的讀者應該知道，惟有專制統治底下，才會強調「指導」，告訴民眾如何思考，集體洗腦。

自由民主的國度包容異議，鼓勵思辨，納粹則對此類「雜音」深惡痛絕。一如共產政權鞏固統治根基的法門，納粹牢牢壟斷傳媒，也為往後奧斯威辛的暴行與發動歐陸戰爭埋下伏線。

戈培爾對民辦報刊口誅筆伐，冠以諸如散布惡臭的資本家觀點、報導假新聞等罪狀，為「保護」德國民眾免受蒙蔽，報紙必須受到管制，新聞與觀點經過黨機關審查，再由官媒向提供，杜絕一切「劣質」的反對派、自由媒體，政府儼如公眾意見的監護人。

記者紛紛與民辦報章斷絕往來，報社之間百家爭鳴的盛況一去不復返。扼殺自由言論的審查制度，巧妙地化記者為公務員，化報章為親黨國宣傳小冊，哪怕出現丁點針砭時弊的輿論苗頭，或不肯表態支持納粹政權，一律藉故查封。

報紙落入股掌後，戈培爾把目光轉向時下新媒體 — 電臺廣播。大氣電波之所以成為納粹極致的宣傳工具，基於報章、書籍都需要人們主動閱讀，但廣播可置於背景播放，擴散資訊於無形之中，聽眾不必費勁思索，不知不覺潛移默化。

在美國，公民可自由設立廣播站，但在納粹德國，不僅禁止私有廣播，僅政府獲准製作並播放節目。納粹推出一部受政府津貼的便宜設備 —「人民收音機」(Volksempfänger)，自此廣場、辦公室、學校甚至餐館都安裝了擴音器，確保黨國宣傳無處不在。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激動人心的新媒介莫過於電影。納粹掌權前，放映荷里活電影的德國影院比比皆是，但荷里活既親猶，且銀幕裏混雜不同種族，其中自由、個人主義等資本主義思想更是蠶食人心；另外，一些才華橫溢的德國導演正嶄露頭角，但其中有的反納粹，甚至本身是猶太人。

為了抗衡流行文化的「侵蝕」，戈培爾禁止未通過審查的美國電影上映，成立納粹攝影棚，製片人不敢冒險，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德國影業自此不再是孕育傑出影視作品的藝術重鎮，而是徹底淪為官方喉舌。

英美電影妙趣橫生，敢於諷刺；納粹電影則相形見絀，一本正經，無聊透頂，令觀眾苦不堪言。雖然並非所有德國電影都充斥政治宣傳，但即使娛樂片都流於不痛不癢、平庸瑣碎的爛戲，片中出現的猶太人無不是迂腐的夏洛克式(Shylockian)刻板印象。

經由戈培爾的精心設計，宣傳部揉合統一所有媒介，無論是電影、興起中的電視、廣播、書籍，都逃不出其五指山。不妨想像他就像蜘蛛，盤踞於龐大的宣傳網中心，藉控制諸種通訊手段及應用新科技，最大化國民洗腦的功效。

「反猶運動」成納粹仇恨永動機

全面掌握輿情後，納粹為所欲為，之後要抹消的對象，就輪到「猶太人」這口眼中釘。猶太人遭納粹拖出家門，老弱婦孺被脫掉衣服痛打在地，他們的房子財產通通充公，他們蒙受羞辱、恐嚇、暴力對待，然後被硬生生送進猶太居住區(Ghettos)。許多目擊者驚駭萬分，不過戈培爾控制所有傳媒，苦主有冤無路訴，反對者要不噤若寒蟬就是身陷囹圄。

頒布《紐倫堡法案》後首度舉辦的大選，剝奪國境內猶太人及其餘少數族裔的公民權，包括投票權和擔任公職，於是反對票和無效票從1934年的500萬，銳減至1936年僅餘不到50萬。

戈培爾深知無法向國民隱瞞猶太人居住區的存在、千百所集中營的修建，德國民眾心知肚明，目睹猶太鄰居遭到毒打、拘捕後失踨，耳聞德國軍人休假時的暴行，軍隊在前往波蘭的暴虐行徑昭然若揭，戈培爾不僅矢口否認，還說「即使有壞事發生，也是猶太人做成」。戰爭中的嚴苛行動令人遺憾，但有其必要。

他命令電影製片廠拍攝更多反猶電影，例如《永遠的猶太人》(Der ewige Jude)，於波蘭猶太區攝製，示意該地流行傳染病，威脅雅利安人健康 —「華格納(Richard Wagner)嘗言：『猶太人是人類腐化背後的惡魔』，而這些畫面提供了證明」。

黨國至此未能克服內政不振的挑戰，故此希特勒執意重建且擴充軍事機器，既能以領土擴張轉移民怨焦點，也盤算以佔領地掠奪的財富及工業產能填充國庫空虛，擴展「生存空間」(Lebensraum)。然而戰前整備所涉開支浩大，舉債高達數百億馬克，讓本已蕭條的德國百上加斤，納粹的龐大軍隊無法得到長久給養，亟需尋覓出路 — 1939年入侵波蘭，利用戰爭轉化為利己的局勢。

一戰後百廢待舉的德國，逾200萬人喪生，厭戰情緒使國民不願輕啟戰端；但有了敵人和威脅，戰爭就成了「必要之惡」。戈培爾再以話術延伸猶太人的責難，暗示波蘭將與英國結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若納粹不率先出擊，日後波蘭必將反過來進攻德國，侵佔波蘭遂變得理所當然。

全面掌握輿情後，納粹為所欲為，之後要抹消的對象，就輪到「猶太人」這口眼中釘。（維基百科）

招來覆滅的戰爭

戰爭首年，黨國宣傳機器運行暢順，隨著「閃電戰」迅速攻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同盟國束手無策。戰果對納粹無疑是極佳的新聞素材，但戈培爾意識到不可矯枉過正，小心謹慎地操縱國民期望 — 他平素自詡治愈國家的醫師，致力民心穩定平緩為己任。

但東部戰線出了錯，遇上從崛起到沉淪轉捩點。舉黨上下沉醉於連番報捷，認定俄國投降指日可待，事實上戰事漫長且多有士卒犧牲，即使再瞞天過海也有揭穿之日，國民對黨國的信任摧毀在即。1942年，戰況轉變，納粹軍每況愈下，認清局勢的戈培爾仍設法力挽狂瀾，用積極態度解釋戰局，官媒再多的宣傳及新聞卻難免欲蓋彌彰。

戰爭受挫，終止了荒謬的納粹游行，以及希特勒膨脹的野心。昔日昂首闊步的德軍，在前線捱餓受凍，朝不保夕，雅利安族戰無不勝的神話，愈來愈站不住腳，民族主義的興奮狂熱蕩然無存。

1943年2月1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宮發表「全面戰爭」的演說，並以電臺全國廣播，旨在敗象紛呈的當下重整民心、鼓勵將士，再度施展斯文加利式(Svengali)蠱惑人心的魔法。演講內容關於鮮血、犧牲與決心，向國民提問一項簡單的選擇題：在全面戰爭中大獲全勝，抑或全軍覆沒？

慷慨激昂的言辭令聽眾興奮不已，可惜熱情維持不了多久，此時國民大多不熱衷於無止境的犧牲奉獻，黨國既失信於民，不滿自然與日俱增。戈培爾下令加強鎮壓，隨著德軍戰況急轉直下，談論戰爭變得日益危險，道出真相的國民付出生命代價。1943年，每週約100名德國人因散播失敗主義或破壞軍隊團結的莫須有罪，遭黨衛軍槍殺。

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國土上空盤旋著英美戰機，炸彈舖天蓋地而來，工廠、鐵路、民房統統陷入火海，德國城市接二連三化為濃煙滾的廢墟，希特勒逃之夭夭，留下爛攤子予親密戰友戈培爾。但此時此刻，他還能說甚麼呢？國家搖搖欲墜，人心惶惶，國民飢寒交迫，悲痛欲絕，繼續讓猶太人成為戰敗的替罪羊，電影放映象徵雅利安未來、咧嘴而笑的孩子，都是徒勞。

為重振士氣，戈培爾宣布一項極為先進的奇跡武器 — V-1火箭，時速高達640公里，能把一噸重的炸彈投送敵軍腹地一舉殲滅。他聲稱這種新式兵器定可扭轉乾坤，讓衰頹的德軍重振雄風。誇飾得天花亂墜的復仇兵器，最終卻未令德軍反敗為勝，倒使戈培爾的指揮棒失靈：既然過度吹捧了救命稻草般的殺手鐧，那還有甚麼話術不是虛浮無根的呢？到底哪些才是真相，抑或言過其實？一切一切，刺激著困苦失落的國民重新思考與懷疑。

希特勒興舉國甲兵東征西討，但所謂勝利遙遙無期，無數國民奄奄待斃，一貧如洗，無家可歸，陷入絕望。至此黨國宣傳無力回天，官媒難以粉飾太平。1944年10月，蘇俄紅軍佔領德國村莊內默斯多夫(Nemmersdorf)，他們曾遭納粹鐵蹄蹂躪國土以致損失慘重，將一口怨氣發洩於血腥之中，屠盡男女老幼村民。戈培爾誤以為這宗慘案能促使國民背水一戰，因恐懼亡國、憤慨同胞犧牲而參加防御軍，但這次他顯然失算 — 報導令民眾更徬徨害怕、疏遠戰事，喪失保家守土的鬥志。

於是，納粹迎來了步向滅亡前最後的瘋狂：為了挽回民望，重燃對黨國和戰爭的熱情，戈培爾孤注一擲成立「人民衝鋒隊」(Volkssturm)。美其名為「人民風暴」，卻僅為一支徵召16-60歲國民組成的雜牌民兵。在宣傳影片中，數千名老少羸弱的烏合之眾，漫無目的地在街道步操。他們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身穿便服迎戰全副武裝的俄軍，槍聲一起，成千上萬地倒入血泊。

戰事末期，有50萬人因而喪生，在大街小巷毫無意義地死去。

香港戈培爾化(Goebbelization)路線圖

回顧納粹黨國史，戈培爾手握大權，創造出危機四伏的局面藉以擴張權力，消滅言論自由，國民盡數受制於氣勢汹汹的政治宣傳，異見通通石沉大海；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對都無比危險，所有政治反對勢力被連根拔起。

他忠於黨國的政治任務，為獨裁掃除障礙：掀起憎恨，為納粹贏取選舉；傾注希望，把希特勒扶持成一國元首；勾起恐懼，確保國民徹底順從。軟硬兼施的手法，一面引導思想，馴服民眾，那邊廂誰不當納粹信徒，就是與政府作對，施以嚴刑峻罰。比如禁止收聽外國廣播，違者死刑；若做了任何被認定為反納粹的事，則面臨集中營的折磨甚至死刑。

香港在2019年烽火連天的民主抗爭，換來殘酷鎮壓以後，不幸地步向納粹後塵。就在港警濫暴、政府瘋狂司法報復之際，束手無策的港人眼睜睜看著《港區國安法》由中共通過，各式清算恍若泰山壓頂，自不待言。

2016年立法會大選前取消本土派、港獨派參選資格，選後以宣誓違規褫奪當選議員的公權，由此打開地獄之門。往後特區政府肆無忌憚，取消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迫使反對派撤出議會抗議，形成上述納粹般的「無競爭議會」。

政治效忠之風一路延伸，致使本該「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甚至政治氣息輕微的區議會，根據今年最新修訂的公職條例草案，均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前者出現空前的離職潮，後者則在2019年選舉大勝後，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

即使大型社運及激烈抵抗無復存在，特區政府未有鬆懈，除了因疫情之故通過緊急法與限聚令禁制人身自由，且不時以未受防疫公衛訓練的港警領軍「局部封鎖」演練封區，並推出被創科及資安界別質疑屬「數碼監控」的「安心出行」程式。

誠如前言，教育界是社會控制不可或缺的一環。從2017年大學校長聯署登報「反對港獨」表忠，去年港大把參與公民抗命的戴耀廷解僱，到近日中大以違反《國安法》等事由驅逐候任民選學生會，並勒令其於校外獨立註冊社團；中小學的洗腦亦不閒著，除了禁止教師通過課堂或教授討論港獨議題以外，亦借改革課綱名義閹割通識教育，企圖以國民教育甚至國安教育取而代之。

《國安法》的威能，當然不止於此。前文述及國安警察蓋世太保化，嘗試循國安把中共的政法系統導入香港制度；《國安法》逐步與本地法律銜接，把法治扭曲為體現中共式「依法治國」— 實踐法律中的人治，香港由是從享有脆弱且隨時可被沒收的自由與法制保障，淪為任憑黨國隨心定義；至於機關層面，從本月國安公署的布置到中聯辦的人事任命，正一一應驗過去的預言。

猶未心足的中共，打算乘勝追擊，架空《基本法》及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解釋的「政制發展五部曲」，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重提「愛國者治港」，明言改革選舉制度必須由中央政府主導，假借回溯「一國兩制」的詭辯，粉碎昔年的制度設計。事後特首林鄭月娥稱「港人仍有選舉權」，這句回應閱畢上文納粹的政治操作後，不禁教人齒冷。

敵托邦近在咫尺，港人眼前道路非常狹窄：尋思苟延殘喘，必須完全親中，全心全靈地忠誠、愛國，但凡稍有偏離，旋即引火燒身。無怪乎，港人不是被迫遠走他方，或是鋃鐺入獄。餘下的人莫敢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僅剩極少數人留守本地負隅頑抗，但心知朝不保夕，祇能化整為零或倚仗海外連結，徐圖後計。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