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記得即將跨入2004年的除夕夜，那天我坐在立法院的記者室，緊盯著院會螢幕處理即將通過的《公民投票法》。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相信《公投法》立法精神的新聞工作者而言，能見證這歷史的一刻應該興奮不已，但當下我卻毫無喜悅之情。反而是一路反對《公投法》的泛藍立委，在《公投法》三讀通過當下喜形於色，爆出了如雷掌聲。原來，擁有國會半數席次優勢的泛藍政黨，透過「雙二一門檻」（全國公民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以及「公投審議委員會」的設計，將這個新法變成一個無法公投的《公投法》。

許多人不解，既然擺明了不讓人民公投，那為何還要有《公投法》？這又牽涉到2004年的政治氛圍。當時，三個月後即將選總統，泛藍的連宋搭檔自認勝利在握，但非常忌憚民進黨在選戰後期使出「台灣牌」，將泛藍形塑成「反公投的政黨」；但另一方面，還要顧慮對岸政府對公投的強力反彈。在兩難之間，泛藍聯盟最後逼不得已通過《公投法》先打預防針，但又必須給對岸政府交代，於是弄出了這個四不像的《公投法》。

當然，後來執政的陳水扁找到了《公投法》裡的「巧門」，還是透過專屬於總統的「防禦性公投」，發動了台灣人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投，這純粹是對泛藍陣營設計「鳥籠公投」的反制，著眼於彼此的政治攻防。只是，公投進了「鳥籠」後，只見其形，並無其實，已宛若槁木死灰。

從黨外到民進黨階段，公民投票對台灣的反對運動一直有著特殊的地位。公投不僅蘊含著台灣前途自決與台灣人出頭天的意向，也代表對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支配台灣社會的一種反動。早在1990年已故前立委蔡同榮成立「公民投票促進會」，就開始號召公投前進聯合國；隔年，正式由當時的民進黨立委盧修一、洪奇昌、葉菊蘭等人在立法院提出台灣第一份《公投法》草案。而儘管蔡同榮首先倡議公投立法，但在爭取公投立法的歷程真正擁有關鍵地位的，其實是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

林義雄長期反核，早在1994 年，為抗議政府通過核四預算，他就發起「核四公投促進會」，主張用公投決定核四未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為抗議核四停建又復工，林義雄辭去了民進黨首席顧問的職務；隔年，他率領核四公投促進會，環島苦行推動國會減半、核四公投及公民投票立法，他巨大的身影給民進黨從政同志龐大的立法壓力。國會減半的目標在2004年的修憲工程完成，但核四公投始終因為民進黨無法在國會取得過半席次而遙遙無期，一直到2016年民進黨第一次在國會取得過半多數，「補正公投法」終於出現契機；2017年底，立法院三讀大幅下修公投連署與通過的門檻，林義雄還為此特別向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致謝，稱讚修法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對林義雄而言，反核是價值，公投是手段，用人民作主的手段來實踐自己價值，並以此突破長期支配台灣社會的黨國網羅，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但林義雄肯定沒料到，政治人物可以在沒有任何價值信念下，任意地推動公投，以遂行政治鬥爭的方式踐踏公投；尤其是基於對過往鳥籠公投的反動而修出的低門檻公投，更助長了這股歪風。

關於過去三年公投實踐的流弊，實在已經不及備載；諸如，明明只是10年前東日本大地震當下訊息不明所啟動的食品進口暫行管制，卻被扭曲為禁止「核災食品」進口；明明只是廢除《電業法》裡的核能除役期限，卻被包裝成「以核養綠」；明明是用公投壓迫少數，歧視同志，卻用「民法」、「專法」的修法討論來掩蓋。至此，公投成為台灣政客單點突破、蓄積偏見、扭曲公共討論的載具。

而三年前公投實踐的流弊又在這次的公投提案裡重演。許多人反核但支持保護藻礁，但正向敘述而片段化的公投主文，卻切開了反三接案通過後伴隨而來的碳排增加，甚至核電延役的後果。此外，三接選址原是國民黨執政時的原始構想，現在國民黨回過頭來透過反三接，打擊現政府的能源轉型政策。這種隨一時政治利害轉換的公投立場，根本不可能將公投昇華為人民作主、定紛止爭的工具。

公共政策的討論與抉擇往往不是是非題，但公民投票可否的設計卻侷限了政策討論，也極化了民意兩端。民進黨基於對公投的執迷，修出這種不合理的公投低門檻種下禍根；國民黨昨是今非、毫無價值信念的公投提案更被用來進行赤裸裸的政治惡鬥。用30年時間努力推動核四公投的林義雄，肯定沒料到他畢生追求的公投理念，最後竟被這樣糟蹋。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