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爆發的「武漢肺炎」，全世界已經超過八千萬人受到感染，死亡人數也已達兩百萬。在這個疫情之下，臺灣的醫療體系與政策發揮作用，本土性案例從當年 4 月之後趨近於零，新個案幾乎都是來自於境外移入。

由於臺灣需要對境外入境者進行 14 天的隔離檢疫，機場、港口的檢疫人員就成為臺灣的「守護天使」，這些為我們守護家園的無名勇士值得永遠感念。

在日本時代，因為貿易往來的關係，臺灣不斷受到來自中國、南洋地區的疫情打擊，尤其中國的「戎克船」幾乎在臺灣西岸各個角落都能隨意靠岸；人能上岸，船上帶有「百斯篤」鼠疫桿菌的老鼠，更是「勇渡海峽」毫不客氣實施「登陸作戰」。

在總督府於 1896 年頒布的《船舶檢疫暫行規則》控管下，因為擔心「病從海上來」，造成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卻被拒絕於海上；或是因為臺灣成為疫區，臺灣出港船隻在日本港口，明明是「兩邊同國」卻不得其門而入，這種「看得到岸、上不了岸」的狀況，形成「你我之間最遙遠的距離」。

具有衛生警察背景的河合綱太郎 1896 年應聘來到總督府衛生課，在前一年的 1 月，他就出版了一本《防疫類集》，是一位疫情專家。他在 44 歲來到臺灣之前，就曾在海關、衛生單位擔任過許多不同的職務，「日清戰爭」之後他任職陸軍檢疫部，致力於從中國戰場歸來官兵的檢疫工作。

1897 年河合綱太郎被派往臺南廳衛生課擔任課長，同年安平地區爆發中國「戎克船」傳來的「百斯篤」鼠疫，在他的帶領防治下，成功控制疫情避免擴散。日本時代的港口檢疫分為海港檢疫與 1931 年之後的航空檢疫兩類。

臺灣港口檢疫在 1896 年開始實施，1899 年總督府制定《臺灣海港檢疫規則》，指定基隆、滬尾（淡水）、安平、打狗（高雄）為檢疫港口。於是 1901 年，河合綱太郎北上擔任基隆海港檢疫所滬尾支所的支所長，當時新式的基隆港正在建設當中，原本是「主港」的淡水反而成為基隆的「副港」。

但是因為來自中國、香港的「戎克船」在淡水停靠容易，反而是防疫重鎮；尤其 1902 年中國爆發「百斯篤」大流行，在船隻往來密切的淡水，登船檢疫、留置檢疫、海上隔離成了家常便飯。

自大清時代以來，臺灣每當疫情發生，除尋找「漢醫生」醫治之外，絕大多數本島人覺得疫情是「天譴」，得病是「報應」，因此四處求神問卜期待能消災解厄。當時的法令規定，無行醫執照的醫生、道士不能隨意幫人看病、從事醫療行為。

滬尾街上一名 33 歲的道士王吉，就曾笑著對河合綱太郎自嘲說：「我師傅曾經告訴我，識字當道士，生意最好的時候，就是傳染病流行的時候。現在日本醫師來了，喝符水『祭解』的人應該會越來越少了，我也只剩下收驚、化忌可以做了！」 現代化的基隆海港檢疫所完成後，1903 年河合綱太郎被調往擔任海港檢疫官。

船舶進基隆港前，檢疫官會同「公醫」、警察搭乘檢疫船出港，在船隻進港過程中完成檢疫，有問題的船隻白天會於船艏升起黃色旗子，夜晚則是用紅白二色燈號作為警示。

2020 年世界各國徘徊於「防疫」與「經濟」兩難當中，吃那個都癢，兩邊不討好，甚至錯估疫情；日本時代檢疫官於船隻入港時在外海進行登船檢疫的目的，是為了節省作業時間，希望達成「防疫」與「經濟」能「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

為了與傳染病「決戰於海上」，染疫船隻必須強制迴航到基隆或高雄檢疫，完成 之前不得隨意靠岸。以 1927 年「虎列剌」流行期間為例，全船人員、乘客都需要「通便檢疫」做化驗，為了怕有人私下「偷換便便」，乘客需要在檢疫官面前解出大號，解不出來的就用機器通便，一通再通、二通三通，像極了「武漢肺炎」期間的「一採二採三採」。

乘客很悶不用說，檢疫官更是臉跟便便一樣臭，但是為了防疫的大前題，大家只能乖乖配合做到「滴屎不漏」。預防傳染病需要保持「社交距離」，但是恐懼染病的心理，才是你我之間最遙遠的距離。

*本文摘自《百年戰疫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1885～1945​​》，蒼璧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蔡蕙頻

是圖書館館員，也是老師；是讀故事的人，也是說故事的人，對世界的一切充滿好奇，對臺灣史更是醉心，主張「認識臺灣，人人有責」，而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臺灣的故事說給你聽。

王佐榮

是廣告人，也是老師；曾任世新、中原大學助理教授，目前是木馬廣告公司頭家與輔仁大學助理教授。著有《二戰德軍系列》、《聯合艦隊系列》、《李火增攝影集系列》、《帝國•臺灣》、《東宮行啟》、《來去滿洲》、《凝望鄧南光》、《淡水新政記》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