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今日的臺北夜市前，在入口牌樓上閃著「防治鼠患三步驟：封閉鼠道，不讓鼠來；斷絕鼠糧，不讓鼠吃；整理環境，不讓鼠住」的LED跑馬燈宣傳。小吃攤林立的夜市，自然是人們與老鼠的「夢想天堂」；但是對 1917 年之前「百斯篤」鼠疫頻傳的臺灣人來說，這就是「公共衛生」的重大課題了。

臺灣第一次有「百斯篤」官方正式記錄是在 1896 年，在此之後幾乎年年傳出疫情。日本時代以前，大清帝國並未對外通報疫情，同時臺灣人也還沒有普遍認知「百斯篤」這個現代醫學名詞。

所以臺灣人認為疫情的來源是被日本人害的，其實歷年「百斯篤」大都是由中國華南、香港，藉由「戎克船」上的老鼠或染病者「境外傳入」。為了防治「百斯篤」，總督府上下展開持續超過 20 年的「滅鼠行動」，終於在 1917 年官民合作之下，成功滅絕鼠疫傳染病。

為了防治「百斯篤」總督府相繼推出《傳染病預防法》、《大清潔法》、《海港檢疫法》等等法令，但是面對 1897 年當時 300 萬人口的臺灣，區區 3,650 人的警察與 96 名的「公醫」完全無法負擔落實的工作。

更何況這些「公醫」與警察，還有語言上的問題需要克服。於是總督府緊急推出「大家來學土語」的重賞，只要通過河洛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的筆試、口試、聽力檢定，每個月可以獲得額外平均 7 圓（約合 2.5 萬元）的「通譯津貼」。

在人力不足的狀況下，1898 年，新上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聽取辜顯榮的建議，重新恢復源自大清時期的「保甲制度」，原本希望能夠穩定治安、預防土匪作亂，但是卻意外的「一兼二顧」成為防疫工作的草根力量。

在日本時代的公共衛生史上，「保正」與「漢醫」是一群令人意外的幕後英雄，沒有他們，臺灣的傳染病絕對無法防治成功。臺灣社會原本就是「地方自治體」結構，荷蘭人、西班牙人、明帝國人、清帝國人都是「政權」，地方的運作以及治安仰賴的不是官府，而是民間仕紳的威望領導，甚至由民間組成的「壯丁團」來保衛鄉里。

日治初期臺灣的警察、「公醫」都是由日本內地前來，對深入各鄉里完全使不上力，這個時候，由原本在地方有名望的人出任的「保正」，就派上用場。

所謂的「保甲制度」，是以每 10 戶人家為一「甲」設有 「甲長」、每 10「甲」為一「保」由「甲長」們共推一人為「保正」，如此一來所有的政令宣導、戶籍、土地資料、防疫狀態，都可以經由「保正」上達到警察系統。當時無給職的「甲長」、「保正」有點類似今日的「鄰長」、「里長」制度，連打個預防針都要靠「保正」來「落人」才能全員到齊。

試想，1905 年後藤新平推動「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時，如果沒有熟悉家家戶戶的 「保正」協助，警察連當地居民都搞不清楚甲乙丙丁，是要如何進行？

從 1896 年至「百斯篤」開始受到控制的 1909 年為止，染病者共計 28,668 人，其中 22,857 人死亡，致死率真的是高達「八成會掛」。因此，1900 年總督府對民眾開始施打疫苗，一開始當然只有在臺內地人願意施打，臺灣本島人中傳播著各種「這都是阿本仔的陰謀啦」流言，死都不從。

警察帶著「公醫」到施打地點，等半天始終「等無人」，只能拜託「保正」勸說民眾前來施打。最誇張的是，因為日治初期臺灣本島人實在不信任日本內地人，因此在許多地方實際執行預防注射的居然是「漢醫生」，而「公醫」與西醫師只是在旁邊指導、監督！

此外，「百斯篤」防治不能僅靠施打疫苗，要從最根本的環境衛生開始做起。除了對學童在學校教育、對民眾以播放電影方式宣導勤洗手與戴口罩之外，1902 年起「強制義務捕鼠」與「懸賞捕鼠」棍子、胡蘿蔔雙管齊下，「全民大捕鼠」行動就此展開。

以臺南廳為例，每戶每月需達到 10 隻，超過「扣打」額度每隻老鼠賞 5 錢（約合 180 元），少於「扣打」一隻罰 5 錢；知情不報、怠惰、未將老鼠繳交警察者，重罰 5 圓（約合 1.8 萬元）或是拘役 10 天。

臺北、臺南另外還祭出「抓老鼠中大獎」的抽獎券，交給警察超過「扣打」的老鼠一隻可以換一張。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頭等獎是住在艋舺水仙宮口街的蘇邦獨得，獎金高達 50 圓（約合 18 萬元），其他還有 19 人抽得二等至八等獎金。

*本文摘自《百年戰疫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1885～1945​​》，蒼璧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蔡蕙頻

是圖書館館員，也是老師；是讀故事的人，也是說故事的人，對世界的一切充滿好奇，對臺灣史更是醉心，主張「認識臺灣，人人有責」，而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臺灣的故事說給你聽。

王佐榮

是廣告人，也是老師；曾任世新、中原大學助理教授，目前是木馬廣告公司頭家與輔仁大學助理教授。著有《二戰德軍系列》、《聯合艦隊系列》、《李火增攝影集系列》、《帝國•臺灣》、《東宮行啟》、《來去滿洲》、《凝望鄧南光》、《淡水新政記》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