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西藏　注定踏上流亡路

我於1963年出生於西藏康區，也就是青海玉樹，以前縣城叫結古鎮，也就是長江、黃河、爛滄江的源頭，當地都是羌塘，就是從青海湖到印度拉達克這片地廣人少的原野，小時候接受中國洗腦教育，十幾歲才知道西藏被中國侵略，因為反抗做了六年牢，28歲流亡到印度。

2010年曾發生大地震，地震前兩個月我母親過世，所以沒受到驚嚇，她是家庭主婦，平時務農。至於我的父親，原來出家僧人，1950年代中共入侵西藏時還俗打游擊，其實那時每個男人都上戰場，很多戰死，我的父親被俘虜，幸運沒被殺，後來便入贅給我母親，當趕馬車的工人，提供商業局牛糞燃料，也算是公務員，三年前在藏曆 3月31日過世。他過世之前，我只跟他聯絡，不想連累其他家人，每次他在電話裏只跟我談宗教，不談其他。

父親還俗打游擊被中共俘虜　幸運沒被殺

父親年少時出家，中共入侵西藏時，便帶著刀上山打游擊，當時幾乎所有的藏族男人都參與戰爭，雖然有組織起來，但因為缺乏槍械大砲等武器，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大多被打死，一被包圍就投降。

一九五八年初中國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革，其實就是人民公社化，首先收繳藏人的槍枝，在此之前男人大部分都擁有槍枝，因為很容易買到。接著收繳財產，消滅寺院，把寺院說成寄生蟲，藏人當然就會反抗。那時中共開一個人代會，把貴族、部落酋長、寺院的大喇嘛這些頭人全都找去開會，結果全被抓起來，大部分死在監獄裡，活下來很少，中共可能覺得先消滅這些人比較容易工作，沒想到藏人一看，全都拿起槍來抵抗，中共接著鎮壓，年輕男人都戰死了。按照1999年中國政府出版的「中國人口」一書中說的，1956年到1965年，我的家鄉玉樹州六個縣的人口減少了百分之23。

我父親就是那個時候參加游擊隊。有一天他想念父母，就半夜偷偷回家探望，卻被人發現，中共就派兵來包圍，他看到外面有一個黑影，我父親有一枝槍，就開了一槍，卻打中一個親戚的肚子，然後外面那些軍隊威脅要燒房子，我父親只好出來投降，因此成了俘虜，把一枝用象牙做把手的傳家手槍交到中共的手裏。 投降之後，中共給了他半袋子的大米，半袋子油炸麵，就是油餅，後來他的哥哥及山上的人來接他，他就說不去了。後來中共給他一個任務，讓他去送信，他冒死撐著飢餓送到目的地，沒想到那個信是逮捕他的信，所以一送到就被抓起來，強迫拆寺院，拉他們去河裡打魚，做些苦工，那年1959年。

被中共逼著去拆寺廟，父親自覺罪惡深重，有一次拆樑的時候就假裝不小心掉下來，才結束那段被強迫徵工的日子。但因為投降，被人說成膽小鬼，自覺很丟臉，被釋放之後就留在玉樹，不回鄉下老家了，因此認識了死了老公的母親，兩人就在一起，生下了我，陸續又生了弟妹們。母親與前夫曾經有一個兒子，後來也去世了。

曾經被迫拆廟這件事，父親很介意，他從來不講這些事，是一個親戚告訴我的。所以當1980年中共政權突然許可宗教信仰，允許寺廟重建時，他就把原來準備好要蓋自家房子的木料捐出去，算是懺悔。那時我才看到僧人。

我父親那一輩的男人都因為中國入侵而上戰場，死了非常多的人，甚至整個村莊變成寡婦村。大人常講他們怎麼逃出來，對我的影響最深的一個故事是，有一次幾個人躲在山溝裡，看到溝中有個屍體，他們想把屍體拉出來，結果發現屍體很輕，變成乾屍了，他們就把屍體上面的槍跟子彈拿下來。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書「血祭雪域」，講的就是那段歷史故事。當時中國說西藏有外部勢力介入，其實根本沒有，中國為了把入侵西藏講成反對帝國主義，而不是入侵西藏，才會編造這種謊言。

起初美國也不相信藏人會反抗，即使派人到西藏考察過，回去報告，還是被中共欺騙，因此沒有對西藏提供援助，直到後期才發覺不對勁，空投一兩百支步槍在兩三個據點，藏人卻不會用，反觀中國軍隊派軍機來轟炸，死了很多人，而且把藏人軍隊打散了。當時藏人明知贏不了，還是要去打，只要是男人都上戰場，就算死掉也要打，因為藏人流傳一句話:「中國是佛教的教敵，西藏國家的公敵，我們的私敵。」

所以我現在所作所為也都是為了西藏，父親認為沒什麼好驕傲，他年輕時也為西藏打過仗，這一切都是應該的。不過，他更希望我出家。

原來牛鬼蛇神在我家

我小時候正逢文革，學校不准學習藏文，只准講普通話，只有新華書店裏有藏語的毛語錄，當時漢人認為藏人沒科學，不知道地球是圓的，都是野蠻人。

不過藏人也認為中國人是野蠻人，所以我在家裏父母規定子女一定要講藏語，不能講普通話，因為父母認為漢人不懂佛法很野蠻，西藏是佛法之地，藏人則是觀世音菩薩教化的子民，全世界最優秀的，比較高尚。我一直到被抓去關才跟獄友學藏文拼音，才知道藏文可以寫詩。

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宗教已經被破壞了，所以我沒見過喇嘛，但我常到變成廢墟的寺院玩爽，裡面看到很多壁畫，因為風吹雨曬，但還是很清楚，我們還對著佛像拿彈弓來比賽，看誰打到眼睛、鼻子，我們還會在被拆掉的佛塔裏挖出很多供品之類的東西，拿出來玩，沒有一個大人敢講話。

有一天，學校突然放假，我回家的時候我發現我家的門推不開，有個窗戶玻璃破了，我那時只是小孩，身體很小，就從玻璃窗裡爬進去，發現我們家後面有一個房子，門從來不開的，但那天打開了，有一些聲音，我在門口往裡面一看，我爸爸和我奶奶兩人在裏面用瓷碗點了一個酥油燈，好像供了什麼東西，他們兩個一看到被我發現了，非常緊張，把我趕出來。

我也受到很大衝擊，那時候我就覺得學校老師講的牛鬼蛇神，原來就在家裡，階級敵人原來就在家裡。我跑到河邊發呆，想了很多，如果我去揭發的話，我會戴紅領巾，但我爸爸和奶奶會被抓走關起來，我也可能一回家就會挨揍。我該怎麼辦？

很久之後，我和父親聊到這些，他對我說，那時候非常怕，當晚他就把那個泥菩薩扔到河裡去了，然後和奶奶母子兩說好了，如果真的被我傳出去，打死不承認，沒有這回事！

父親告訴我說，其實他那天在路旁撿了個泥菩薩，覺得丟在路邊不好，那時候大家都在丟啊，怕引來災禍，但我父親還是撿回來，奶奶看了很高興，就說要來拜一下，所以把大門關上，母子正把那個泥菩薩供起來，拿瓷碗用糌粑來捏燈芯，供了個燈，然後念經，沒想到被我發現，他們倆嚇壞了。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長大的。

達瓦．才仁流亡印度前。（林瑞珠提供）

父親認為出家才能解脫　希望三個兒子都出家

我在家排行老大，有八個兄弟姊妹，三個弟弟都出家。在我逃到印度之後，寫信告訴父親，讓兩個弟弟來印度達蘭薩拉學佛法，那時中共對藏地的管制還沒那麼嚴密，我弟弟想辦法來了，我再把他送到學校。卻惹得我父親很生氣，跟中共申請護照，說要來印度把兒子帶回去，他來了之後強迫我回西藏，還說我沒有按照原來的承諾到印度出家，卻在流亡政府上班，而且他老了，需要我回去照顧他。

我實在沒辦法，就要打包回西藏了，有一位喇嘛主動來幫我跟父親溝通，他說:「 達賴喇嘛說，在西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在流亡政府上班，跟出家當喇嘛的功德一樣。」他還拿出達賴喇嘛的談話給我父親看。父親一聽，就說: 「真是這樣啊! 我不理解為什麼，但達賴喇嘛這樣講一定有道理。」就讓我留下了，只帶一位弟弟回去，讓他在西藏境內的寺院出家。

另一個弟弟原本在西藏出家，完成一定的佛法學業，就到印度來學高級佛法，後來我調到台灣來工作，他到瑞士就還俗，父親無法諒解他的決定，因為他認為只有出家才有未來，並希望所有兒子都出家，因此跟他斷絕關係。我跟父親說不關我的事，我已經到台灣了。

四個妹妹，其中一個招贅傳家，但去世了，所以我們家就沒了。但那不重要，因為在藏人眼裏，世俗的姓氏、家庭也不那麼重要，那是今生的連結。

這種生命觀可以從替小孩取名字的方事看出來，傳統都請喇嘛幫忙，也就跟著喇嘛姓，那才是生生世世與佛法的連結，例如我的女兒就請達賴喇嘛取名字，名字後面就連著「丹增」，達賴喇嘛的名字。個人的名字不會連上家族名。

但也因為這樣，給中共一個抓人的藉口，如果小孩名字後面接丹增的，就會被叫去問話，是不是偷偷跑到印度會見達賴喇嘛了，然後就被抓起來。

我出生的時候西藏已經沒有僧人了，就由父母取名字，由於我生出在星期一的，西藏的星期一是月亮日叫做「達瓦」，就成了我的名字，這在西藏是菜市場名啦。西藏的曆法跟西方很像，星期日是太陽日、星期一是月亮日，然後水星日、木星日，我是星期一出生的，就叫達瓦，然後再加上「才仁」，是長壽的意思。

當上警察　最後決定當土匪打中共

到了入學的年齡，父母送我去上玉樹第一完全小學，那時只能學中文，不能學藏文，接著念玉樹初中學，畢業後我參加玉樹州的升學考試，考了第六名，第六名的我就進入警察學校，但當時學校重建，還沒蓋好，我就去放馬。原本部落酋長按照羊馬的數量來分配草場給人民，但傳統部落被人民公社取代，變成生產隊的草場，加上我父親趕馬車，沒有分配到草場，所以我只能偷偷放馬，到處放，到處被人趕，只放了十幾匹。那時大家說留辮子好看，我就留著辮子，父親把我的東西寄放在鄉下一個四五十歲的女牧民家裏，我去拿東西時，她還會幫我整理頭髮，梳辮子。

一年多之後，警察學校蓋好了，我去上學，老師就要求我把辮子剪掉，加入共青團，當時全班只有八人不是，但一進學校就被要求加入，畢業那年我才17歲，就當了兩年警察。

決定當土匪　趕走中國人

雖然過去西藏有軍隊，但很弱，叫寓兵於民，通常是家裏有男人的，平常就發一塊土地給你放牧或務農，需要出兵差時，就有人來緊急通知，然後就拿著自己的武器，如金矛、口糧騎馬去當兵。這樣的軍隊根本無法跟中國打仗。

當了兩年警察之後，我和朋友聽說有個二郎山的地方，大家都說那裏有土匪，就是主張西藏獨立的藏人在哪裡組織游擊隊，從1958 年打到現在都沒被中共打下，聽得我們非常激動，想加入他們。

當時中共都講尋求西藏獨立的人是土匪，藏人也不講獨立，因為西藏從來沒有被外族佔領過，中國是第一個佔領西藏的外國，所以沒有獨立的觀念，而是要救國，把中國人趕走，也因為如此，西藏沒有解放日，只有三月的淪陷日。

知道有二郎山這個地方之後，我們四個人，其中一個是師範學校學生，一個在民政局上班，我和另一個都是警察，馬上就地結拜，那時有一個標的說法，要把人生的能量，就是人生之火在三十歲以前燒光，那時我覺得三十歲已經老得不得了，活著有什麼意思，一定要在之前轟轟烈烈地幹一場就死掉，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要為自己的上一代報仇。

我們準備武器上山，加上後來兩個，一共六人要參加游擊隊。其實要去打仗我很怕，但我們從小教育男人就是要打戰，要當英雄，怕了就是懦夫。所以我害怕覺得丟臉不敢講，朋友就對我說：「其實大家都怕，但因為你是男人，你不能怕。即使要你跳海，你還是得跳，你可以選一個好一點的地方跳，但還是要跳，不然就不是男人。」

既然決定打游擊，要帶槍投靠，我是警察有槍，但其他人沒有，我就決定去偷槍。當時中共把西藏人的槍械都沒收了，那些槍械本來是農牧民要拿來對付野獸的，結果現在連長刀都不能帶，遇到野獸就束手無策，會被攻擊，所以中共改以每年發步槍給一些民兵，讓他們去保護藏人的牲畜。

我們六人裏頭有一個玉樹縣政府的公務員，處理農貿業務的，他說單位裏來了一批槍跟子彈，我們決定去偷槍，結果晚了兩天，只偷到一堆子彈，但卻失風被抓，判了盜竊彈藥罪。

現在想起來，打什麼游擊啊，二郎山也不知道是哪來的小道消息，上哪裡去找？現在看起來是在漢藏交界地方。

我還有另一項罪名「流氓團夥」，因為當時看到漢人就氣，氣他們是侵略者。有一次我們有七個人，包括兩個不認識的，晚上在路上見了漢人就打，結果被公安抓了起來，他們知道我是故意打漢人，要重判，但藏人公安說要輕判，就在裏頭吵了起來，罪後通通被安了流氓團夥的罪名。我是第一個被抓到的，年紀最輕，就想把罪頂下來，偵訊的時候我就說我是首腦，就是我了。

所以當了兩年警察之後，我因為盜竊槍械、流氓團夥結被判刑。雖然我們說是要去打獵才偷彈藥，但帶消息的朋友還是被判了十八年，我被判十二年，入監服刑之後，我父親花了很多錢疏通，才改成六年，六年出來之後，大家談的還是游擊隊的事

判六年勞改　做得要死要活

我先關在「青海塘格木農場」，就是個勞改農場，在那裡種地，裡面漢人會欺負藏人，我就把藏人組織起來，當時監獄規定，只要群毆，兩邊帶頭的就會被槍斃，所以大家都不敢鬥毆，但藏人少，漢人有東北幫、上海幫，北京幫，很多幫，都很兇，彼此互相打，會欺負人，所以我把藏人團結起來，互相幫忙打。我跟大家說，打完了你們就說我帶頭，我去上刑場。這樣藏人就敢打了，我就是賭漢人敢不敢，結果那些人一看藏人玩真的，就不敢打了，說這樣會玩命。我們不會欺負人，但你欺負我，我堅決不讓，所以我變成了藏人頭，只要加藏人家屬拿東西來，每個藏人都有份，我和另一位大家喊老爸的，藏人真正的頭，我們兩個會分到雙份，其他人都是一份。

有一天，我突然被獄方叫去要我管「積極份子小組」，我覺得丟臉，因為積極份子大都是告密的那種，他就說：「只要你管一件事，把藏人管好，不要打群架，如果有人欺負藏人，告訴我，我加倍揍回去。」，結果我就變成藏人領袖，八個月，得意了一陣子。

因為藏人結成一團，獄方害怕，所以八個月後我們幾個管勞動、管學習、管紀律的藏人頭頭就被分開送到「青海水電設備製造場」，其實是磚瓦場，一天勞動12小時，一個月只休息一天，叫大星期，實在太累了，而且很危險。

中國那時候有很多建設，磚瓦需求量高，非常值錢，我們有五、六千個犯人都在做磚，每年都會死幾個人，但這在中國不算什麼，勞改犯多得要命。

多危險呢？比如說挖土，挖一座山，有二十幾米高，先從山下挖洞，挖得像懸崖一樣，挖十幾二十個洞之後，把洞之間再打通，然後整座山就會塌下來。一些人去打通時候，上面會有一個人在觀察，發現上面的土裂開了，就馬上叫，下面的人馬上跑開，土塌下來，接著要去拉土來造磚。有時土裂開了，因為是草皮看不出來，或者跑太慢，土塌下來就被壓死，挖出來就幾個肉餅。

還有一種是在磚瓦窯搬磚，窯是圓的，一面燒、另一面出，一天都不停，磚瓦場為了趕進度，還是通紅的，非常燙，犯人就被強迫進去搬，稍微不小心整個就塌下來，就是燒燙傷，變成熟肉了，要救人一拉，肉就會一塊一塊掉下來，十個裡頭七個都會死掉。

有一天我實在不想做了，老前輩教我說，脊椎痛、頭痛檢查不出來，我就說我一彎腰脊椎就痛，機器一響頭就痛，結果我就被打，打到吐血昏過去，當時我就決定說，這挨打我扛得過去就扛，扛不過去就老老實實勞動，最後他們就把我編入老殘隊，我還假裝走路彎腰一拐一拐的，過一陣子忘了裝，又被送回勞動隊，送回來又裝舊疾復發，才安排我做輕活，掃地之類輕鬆的工作。

後來監獄裏辦學校，要教中文，我就參加考試，跟很多大學生一起考，我考第一名，就在監獄裡頭當中文老師。我就寫寫牆報、寫寫詩、教教中文，我的病就好多了。

達瓦．才仁和達賴喇嘛合影。（林瑞珠提供）

關在勞改營　才學會藏文

我在裡面還學會藏文，原本的目的是讓父親高興，藏人稱報恩。藏人的報恩跟中國人的孝順不一樣，不會對子女有很多要求及規範。

因為我父親一直跟我說藏文很重要，中國人只會生活的技能，那些東西自然就會不用學，這一生如果有很好的福報金錢，是來自於業力，只是一段的人生，現在之所以被中國侵略也是業力使然，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追求生命的意義，那就要學藏文，才能學佛法。因為這樣的生命觀，一般藏人被中共抓進去，問什麼都承認，例如被要求掛領袖像，掛五星旗，就掛，但其實心裡沒在掛。

總之，馬克思說宗教是鴉片，太對了。但因為父親一直要我學藏文，我就找了一個藏文很爛的人學拼音，再找漢藏字典，又請父親寄來藏文書自學，例如藏文諺語，高僧大德的傳記，利用工作的空檔學習。我很認真，在農改場打土堆的時候，我就很努力的打在前面，打到一個界線，就有十幾分鐘的空檔等後面的人，就把書拿出來讀。就這樣利用時間讀。

後來有人放出去，就把我在裏頭做的事情傳出去，說我對藏人怎麼好之類的，就有一個藏人女高官來看我，她說:「聽說你在監獄裏頭把藏人團結起來，我們聽了很高興，以後有人打你就告訴我，我替你告狀。」結果我就多了一個保護神，她不懂藏文，從小接受中文教育，得過很多忠黨愛國獎，現在已經七八十歲退休了，我們偶而還有聯絡，但我不能說她的名字。

我基本上不跟他們聯絡，怕她在浪尖刀口上，而且她的兒女也在當官，只是現在藏人的官上不去了。但情勢不緊張的時候，她就會跟我聯絡，她說她不怕，一輩子給共產黨做事，怕什麼，其實是說大話，她還是怕。有一次她跟我講，她這輩子最苦的是，本來以為是為人民服務，結果是助紂為虐。像她這樣的人雖然會替藏人說話，但政治方面就是中國立場。

出獄到拉薩　剛好遇上達賴喇嘛得諾貝爾獎　

1989六四北京學運的時候，我們都知道，但不很關心，因為那是中國人的事情，他們也不會關注西藏獨立的問題。倒是在此前幾個月，也就是1989年三月藏人在拉薩抗議，爭取西藏獨立，中共鎮壓殺了三、四百人，並發出戒嚴令，那是中國第一次宣布戒嚴，整個西藏有很多獨立抗爭，到處都在鬧，青海也在鬧，剛好我在三月放出來，便想到拉薩看看。

我跟父親說要去拉薩朝聖，其實是想去找地下組織，否則他不會讓我去。我就這樣在1989年去了拉薩，抵達那天剛好是達賴喇嘛得諾貝爾獎公布當天，我換上新的西裝前往大昭寺，結果一路上很多婦女興高采烈的往人頭上撒粘巴，沾到我的新西裝，我還很生氣的說，你幹什麼。他們瘋了似的還在灑。大家都在交談，但拉薩話我不太懂，問了旁邊的人，他說:「你不知道嗎?世界的人給達賴喇嘛獻了世界和平的金瓶。」

其實在前一天我就到了，卻遇上軍管，不讓下車，被軍隊壓到軍隊的招待所強迫付錢住一晚，還宵禁，第二天才讓我們出門，就在我前往大昭寺途中得知達賴喇嘛得了諾貝爾獎。

當時大昭寺門口貼著這則消息，還寫著太陽日，也就是星期天要去羅布林卡給達賴喇嘛的法座獻哈達。那時我的藏文不太好，正在那裡認真的拼音看藏文，結果軍隊來趕人，人散開之後我就看到下面寫的是: 「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把中國侵略者趕出去。」太陽日那天我就去了羅布林卡。

當時西藏靠著短波收聽美國之音、自由亞洲之音，以及印度的廣播來得知世界大事，管制得不像現在那麼嚴密，那麼可怕。

從拉薩回到玉樹之後，我想的還是怎麼加入游擊隊跟中國對抗。（待續）

※達瓦．才仁與達賴喇嘛有很深的緣分，他出生於西藏康區，小時候接受中共的洗腦教育，認為佛教是牛鬼蛇神。十七歲當了警察，兩年後竟然想上山當游擊隊員打中共，結果被抓起來關了六年，1989年初抵拉薩，剛好是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奬的日子，28歲冒險流亡到印度，差點死在冰天雪地的喜馬拉雅山，所幸他跟達賴喇嘛都在不同年，但同樣是4月29日抵達達蘭薩拉，之後任職西藏流亡政府，當上達賴喇嘛的翻譯，才深受佛法感召，2008年他被派駐到台灣， 成為達賴喇嘛以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也就是西藏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