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權，祇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

關注每天武肺疫情之餘，2019-20年「流水革命」未竟的餘波，仍為港聞焦點。除了47位民主派人士遭羈押並經歷《港區國安法》的馬拉松式審判、包括大學防衛戰在內的街頭抗爭者陸續因暴動罪被港警逮捕以外，中共也伺機收緊對港鉗制，與政治迫害亦步亦趨。

誠如前言，「西環治港」隔靴搔癢般指點江山，或逐步限縮民主派生存空間，已無法填滿中共之慾壑，消滅反對力量才是一勞永逸之法。夏寶龍的「愛國者治港」話音剛落，本週閉幕的中共兩會通過決議草案，擬大幅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並奠定公職人員資格審查機制。人大常委會審定條文細節，雖有待交由香港立法，但在民主派退場後的傀儡議會，一致通過方案毫無懸念。

這招殺著，顯然不是定策於近日。之所以撕破太平假象，不僅基於政治需要，無限延伸政法系統的「長臂管轄」，也是切斷其眼中的「兩獨合流」— 港臺之間的政治奧援，待解決香港後劍指臺灣。在增添軍備、海空軍事恫嚇以外升高緊張態勢，為的是在7月中共建黨100週年前塑造政治功績，反覆強調統一中華的決心，好為明年習任期屆滿後無限連莊舖平道路。

公然昭示霸權，難免牽動地緣政治。「五眼聯盟」有英、美聲明譴責，歐盟則表達關注，但到底止步於此抑或有後續行動(如制裁香港)，可視為美國政權交接、國際關係洗牌後的壓力測試，藉此觀望西方世界反應，究竟重視普世價值與民主制度，不在乎香港僅餘繁華虛殼。

香港政壇大地震

大肆搜捕政敵，既為震懾，亦是清剿反對派。但斬草務必除根，既要一棍子打死，又怎會容許喘息機會？翻身後路朕還是不能給的。故此，就有了最新的政改方案。

是次「選舉改革」由中國政權主導，摒棄《基本法》及人大常委解釋通過的「政改五部曲」機制。連自己一手建立、本身有利於黨國自身的遊戲規則都可推倒重來，政治改革從昔日困難重重到不准「非我族類」染指，無疑徹底淪為中共禁臠，不再是「港人治港」所能干涉。

取消「超級區議員」立會議席、「區議會選委」，更是將民主黨在2010年飽受質疑走入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的「成果」，徹底歸零。

歷史證明，當年「五區公投」是對的，向政權妥協換取短暫的「民主一小步」，無異與虎謀皮。即便如此，那些昔日相對進步的政客現在不是淡出、墮落，就是煙消雲散。質疑民主黨之類傳統泛民主派是否冥頑不靈的絆腳石，事到如今已是無關宏旨。

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提到由港區政協、全國工商聯、青聯、婦聯等中共統戰機構取代區議會的特首選委資格，就連立會地區直選議員都交由特首選委提名，已不止於過往閹割議會的做法，而是直接粗暴地讓「愛國領袖」控制立法會，將之「人大化」。

不談中共，這樣的議會也在歷史出現過 — 前文述及明文立法禁止所有反對黨派的納粹。最終他們嫌選舉麻煩，不夠獨裁，乾脆連國會議事功能也廢除了。這種集權手法，他們稱為「一體化」(Gleichschaltung)。

從有限的自由民主、脆弱的議會，到中共放棄對港人信任，迎來黑手管治，如此迅速的沉淪(或曰「加速」)，早已超越尋常理解的範疇。但一切又毫不新奇：希特拉從巴伐利亞一個小黨混到掌管德國、定於一尊，也不過20年不到之事，更何況實力更強的中共，矢志主宰政治防線薄弱的香港呢？

從有限的自由民主、脆弱的議會到迎來中共黑手管治，香港如此迅速沉淪早已超越尋常理解的範疇。（湯森路透）

習近平的決斷

簡而言之，曾擔任港澳協調小組組長的習氏對支配香港早有定見，現時執行形式出爐，更能推敲中共幕後研判港情的根據。

歷經百餘年華洋共處的香港，從高壓管治過渡至善治再到民主改革，由英國的東亞殖民地，逐步蛻變成卓然獨立的政治社群，培養出有別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但從中共角度觀之，港人是一種「化外之民」— 英治下的遺民，多少有著不臣之心。受大一統的歷史使命感、強烈的國族主義影響，中國運用「一國兩制」框架，勉強將高度資本主義的都市收納於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體的國度，既是填補民族自尊心的成就，但矛盾地漸成管治夢魘。

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真普選、確切實踐「港人治港」的行動，在1997年管治易手後從未止息。起初中共誤以為單純基於「民心未回歸」，但發展下去逐漸失去耐性，更驚覺政治抵抗蘊涵抗拒中國合併的本質 — 地方主義和中央權力抵觸(民主拒共)，民族主義的衝突(民主反中)，兼而有之。

港中博弈行之有年，直至「反送中」運動屢次發生激烈衝突，再演變為「流水革命」，中共無從釐清其中的因果關係。往年陳情抗議，無論和平請願或是激進示威，口號、論述雖時有激烈，但大多止於透過輿論戰楬櫫較進取的政治理想，行動目標則多為要求廢止惡法或迫使官員下臺之類，鮮有要推翻政府(極其量是「權力歸於人民」)、徹底否定中國在港主權之意。

但自2014年全城佔領、2016年旺角衝突後，2019年的城市動蕩已屬準革命狀態，是港人對中共高壓治港的憤怒總爆發。不過看在中共領導層眼裏，6月12日以後頻生的變故，與歴年來抗爭運動是分離割裂的，兩者性質並無合理傳導或從屬，因為群眾已不再訴求昔日的「真普選」，也早就超越了「反送中」起初的「五大訴求」，而是浮現中共最不願見的港獨傾向。

更令中共不可思議的是，在沒有組織帶頭、沒有顯著領袖號召之下，憑藉一股不屈民氣，從倡議「和理非」的傳統泛民，到思想最激進的獨派、行動最進取的勇武行動者都捲入這場大型抗爭，維持著「不割蓆」的基礎，各施各法實行社會不合作運動。

中共及港警的特務系統設法滲透組織、刺探情報、收買人物，試圖瓦解抗爭，但均以失敗告終。於是乎，無從適應新型社運、不懂因應時世與體察民情的中共高層，祇能沿襲古老思維，假定這是由外國勢力勾結本港民主派策畫的一場「顏色革命」、意圖顛覆中共政權的大陰謀。

參照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上述已逾越「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而屬尖銳的「敵我矛盾」，也是習近平之所以大動干戈的惟一理由。

自2014年全城佔領、2016年旺角衝突後，2019年的城市動蕩已屬準革命狀態，是港人對中共高壓治港的憤怒總爆發。（湯森路透）

黨國菁英化

掌權者最重要的考量，是如何持續保有權柄，因為任何關鍵決策偶有失誤，都將因政策本身缺陷，成為競爭對手的口實與工具，對其展開嚴厲甚至致命的政治鬥爭。

要在動盪不穩的權力結構維護終身元首的地位，習近平不但要用雷霆手段處置香港問題，更要藉此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無需移植西方政治的「權力分立」、「民主政體」就足以治港。

並非祇有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奉行施政方針事先張揚、清晰可見，集權統治的政策主導(Policy-driven)亦可如此。然而實際執行狀況，從常態的以民意為依歸，或寡頭政治以少數社會界別為依歸，既非奉行民主法治，形成缺乏系統化政治理念的「發號施令主義」(Dirigisme) — 一切均以黨國為意旨，不必講究緣由道理，但上至朝堂百官下至販夫走卒莫敢不從，通俗形容這種管治模式，

主要官員問責制以降，公務員恪守的政治中立，遂一律替換成愛國效忠，惟領導意志是從。

從「又紅又專」說起

親中學者田飛龍闡釋以愛國為從政標準，「不是要忠誠廢物」，骨子裏不外乎「又紅又專」的變種，了無新意。

又紅又專，源自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審查是否根正苗紅的馬列毛主義者，是判別人才的先決條件，爾後方考慮是否學有專長、勝任司職；假若不夠紅不挺共不愛國，再專業也是枉然。各級領導愈左愈紅，劉少奇、鄧小平等經濟掛帥的黨內走資派遭毛澤東猜忌，旗下幹部就算再精明幹練、專業知識如何豐富，一概不獲重用。

外行指導內行，講究政治正確而罔顧效率，祇懂鬥爭而欠缺進步，致使經濟停滯不前，如是者，終迎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曾幾何時，香港社會仍大體尊重「選賢與能」(Meritocracy)，近似鄧小平不問意識形態、講究實用主義的「貓論」。一旦演變成「惟愛國是用」的篩選，上至特首及一班無能的「管治班子」，下至土共藍絲以至紫荊黨之流，往往祇能求得希功幸賞的庸才廢物上勾。

「老愛國不如新愛國」，尚有更多假裝愛國的無耻人物，跑上城牆上罵其他港人不夠愛國，沿襲奴才性格和奉承文化等中華遺毒，一如「王莽謙恭下士時」，在得登大位前扮作恭順。

是以，即使往後民主派削尖了腦袋試圖「寸土必爭」，譬如退出被認定「違法」或「與境外勢力勾結」的組織，拋開「民主反共」的歷史包袱 — 以「釋平追結建」為綱領的支聯會，乃至於完全跟隨要求宣誓愛國，中共又會否因此既往不咎？答案不言而喻。

愛國論爭初試啼聲

回顧上一次出現「愛國者治港」辯論，可追溯至2004年，距50萬人反對《基本法》23條的七一大遊行不到半年。《新華社》署名文章引用鄧小平主張「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訪京其間，亦被京官問到「反對廿三條是否愛國」，可見其時北京對香港「民心未回歸」、政治抵抗動搖管治抱有戒心。

在時機敏感的立法會選舉年掀起「愛國」定義論爭，席捲輿論以至政界，很難不讓人沒有政治聯想，擔憂中共藉此插足大選。但畢竟當時民心未穩，經濟不景加上憂慮中共言論審查，令反政府之聲攀登至主權移交以來的高峰，親中勢力言行均遭坊間極大反彈，再對政壇橫加干預，惟恐火上有油，對管治有害無益。

風波隨著民主派成功收窄與建制派的議席差距、翌年特首董建華基於各方壓力請辭作結，「愛國者治港」沒有納入管治法制以內。為挽救低迷民望，主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大膽起用英治港府出身的政務官僚(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曾蔭權繼任行政長官、陳方安生為政務司司長，「AO治港」時期自此展開。

這群「前朝餘孽」固因其官民溝通及管治經驗，獲得中央大員一時青睞，藉以收拾董氏遺留的殘局，卻一直存在忠誠疑慮。是以曾氏雖於任內成功推動選舉改革等政治任務，導致泛民主派分裂，但同樣地與建制、工商界政黨貌合神離，管治核心堅實程度既不如董時代，民意支持也從早期和諧下滑至紛爭不斷。

果不其然，「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曾蔭權，其唯唯諾諾無法換取接手港澳工作的習近平真正信任，未能如董建華、梁振英般在卸任後晉身中共政協副主席、得享國家領導級待遇，反而因涉貪而鋃鐺入獄。習其後扶植親中鷹派梁振英，委以重任，此乃後話。

「愛國者治港」辯論，可追溯至2004年《新華社》署名文章引用鄧小平主張「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湯森路透）

「安全距離」消失之後

時間再往前推移，鄧小平構思「一國兩制」的治港藍圖，可見於其對草擬《基本法》之意見，提到管治與干預的條件，大體可細分如下：

‧中央不干預香港具體事務，亦無需干預

‧罵中國、中共，仍屬允許範圍

‧香港但凡出現損害國家與香港根本利益之事態，假設存在境內外干預、破壞力量，以至於非北京出面解決不可的難題之際，諸如將上述斥責中國或中共的言論化為實際行動，在港建立「打著民主幌子」的反中基地，則務必干預

‧形式上先由香港行政機構干預，萬一爆發動亂、大動亂，方會出動中央駐軍壓制

他既沒有把所有話講死，保留些許彈性，亦看似依循英政府「積極不干預」之作風。故以港人「與中國大陸保持安全距離，然後盡情地愛國」(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P.273)的普遍心態，無論呈現何種愛國形式，是一心向紅、功利愛國，抑或基於大中華懷想與自由民主混合的愛國心(如「民主回歸派」)，關鍵在「井水不犯河水」、港人不逾越「反中」界線的前提下，維持安全距離，各自得其所哉。

昔日香港民主派對中共縱然拒絕歸順，仍然自詡愛國，正因他們肯認中國對港主權之餘，確信國家終將踏上憲政民主之途，故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是在匡扶社稷，才是真愛國。

可是一切都如沙丘堡壘，建基於脆弱的界線 — 中共睜一眼閉一眼的放任之上。直至他們察覺到「不臣之心」無復受控，孕育出威脅香港主權的火苗，自然有消滅「姑息」的政治需要。

何謂愛國？窮畢生精力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捍衛人權挺身而出的人？參加遊行和平訴求的人？為香港前途不惜激烈抗爭的人？目光如豆、不識世面的民粹主義者？藉愛國名義大發其財、致仕升官者？對不起，一切都由黨國說了算，忤逆當權者，則災禍必至。

安全距離消除後的「愛國」模式，僅餘一種：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謂「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再沒有「愛國不愛黨」這回事，否則即使你提出任何言行證明，都是枉然。「忠誠反對派」別無詮釋空間，就是屈身跪地甘當中共領導下的「八大民主派系」，跡近邊緣黨、花瓶黨而已。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