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術界的中國政治分析，一向以結構功能主義、官僚菁英政治和利益團體等分析模式，預測中國高層政治事務和變數，作為白宮對華政策的參考。這種微觀取向二十多年來處於主流地位，較著名的如前麻省理工學院的白魯恂（Lucian Pye）結合延安作風、列寧主義、毛澤東模式和世代派系來分析預測中共的所謂「克里姆林宮學」，以及奧森伯格（卡特時期白宮中國問題顧問）以短期預測中共領導人言行的官僚政治分析模式。但它因未能預測天安門事件和「六四」屠殺這些巨大變動而倍受質疑，漸次衰微。從最近六年的情形來看，似也未見哪位策士提醒白宮注意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計，而這是最典型不過的「以言行作短期預測」。

一種宏觀取向在一九九一年春的亞洲學會第四十二屆年會上出現，主張跳出官僚政治模式的窠臼，擺脫以「國家」為唯一分析單元的偏見，多作非國家因素（地方、社會、民意、文化）研究和比較（與東歐和前蘇聯）研究。可是，我們依然未能見到對中國政經形勢的準確把握。

比如，中共在後冷戰時代的重大戰略變更，並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冷戰形態轉換成另一種經濟競爭的形態，嘗試極權制度以市場經濟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徑。他們卻正是通過西方的經濟學觀點，看到了相當大的可能性：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區域集團化（西歐、北美、東亞三個「經濟圈」的出現）使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矛盾叢生；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國界的，其利潤第一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中的舉足輕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國籍都更喜歡舶來品，使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對西方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因此，他們認為：

－－世界經濟處於低潮，發達國家在衰退和滑坡，「我們所處的東亞地區，又經濟最活躍，發展最快」，「我們可以利用矛盾，趨利避害」，「儘快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國際上資金短缺將會長期存在，但我們周邊的日本和四小龍卻有剩餘資金提供」，「我們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斷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加快體制改革，我們在引進外資上仍有較大活動餘地」；

 

－－世界軍備競賽下降，各國都在調整戰略，九○年代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經濟轉型時期，「這對我們也是一個重要機會」，「可利用他們轉型的時機，引進設備，填補空缺」……

總之，一九九二年以前中國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有利性，並且強調「危機感和緊迫感，絕不再喪失這次有利時機了。」鄧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國際間絕不取代前蘇聯挑頭與美國抗衡，而是偃旗息鼓，開放市場，養精蓄銳（增強綜合國力），待以時日。不錯，中共的確是在「走進」國際市場和「大家庭」，可它不是來當「乖孩子」的，不信你等著瞧。

對一個傳統破碎無以維繫民間社會和價值體系的東方大國，只作政治和經濟的研究，終究是浮面性的。尼克森那種以為「接觸」就能誘導中共同他一道玩西方「遊戲規則」的幻想，反映了他在文化層面上根本不懂中共這個特殊的政治集團。

亞洲學會第四十二屆年會上出現的比較研究，一般都傾向於同蘇俄和東歐的比較，如拿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比，以致在華盛頓的政治圈子裡，至今弄不清江澤民和喬石誰更「戈巴契夫」一點。威斯康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傅禮門（E Friedman）提出一種「後現代封建專制體制」來命名列寧主義國家，也是拿二百年前西歐封建制崩解後英、法、德三國的不同道路，來比附中共政權系統性危機。這種研究自然是新的分析模式，但仍嫌離中國太遠。為什麼不能從中國自身歷史的演變中來分析中共呢？取這種研究角度的學者，我只見到一位：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余英時。

余英時始終只從中國傳統興衰的內在邏輯去分析中共和它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逐漸形成一套迥異於美國「中國通」的思考模式。這從他對中國研究泰斗費正清的評價中，可以看到一些脈絡：

－－費正清和他同時代的「中國通」都有一個致命傷：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體系、儒家正統，是與當代出現的一黨專政、馬列主義一脈相承的，無視了中國傳統與中共最本質的區別：後者摧毀了整個民間社會，獨占全部社會和生活的資源，卻不代表任何階層人民的利益；

 

－－費正清所瞭解的帝制中國，只有士農工商，而不包括「邊緣人」這一範疇，以及另一種中國傳統：社會邊緣人的造反傳統，其最大特色之一就是鄙視社會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規範和價值，行事肆無忌憚，奪權和保權都不擇手段；二十世紀出現的「邊緣人集團」更形複雜，其拒絕常規化、迷戀權詐、好鬥否定性格均登峰造極，令中外帝王梟雄望塵莫及（對毛澤東的分析尤為具體）；

 

－－徹底的現實主義，即美國利益第一，是費正清討論美國對華政策的最高原則，由此衍生雙重標準，認為民主並不適合中國，「在中國維持有效的統治」才符合美國利益因而也符合中國利益。

沒有比這更一針見血的描述了。至今美國的中國研究走出費正清多遠，也還難說。不過，我最感興趣的，不是美國學者如何，而是余英時提出的這種「邊緣人性格」，一語道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本質，也揭示了自尼克森以來同中共打交道的一個誤區：向一個鄙視一切規範和價值的對手，你能教給它什麼遊戲規則？這六年來究竟美國改變中國什麼？一個「最惠國待遇」，變成了美國總統派去的各種助理國務卿們，手把手地教會了他們「玩弄」美國制度的訣竅。

對中國，從文化上會比從其它角度看得更透澈。余英時從中國文化的視角，進一步分析中共統治對中國人精神資源摧毀的嚴重後果，借顧炎武評曹操「毀方敗常」之語移用毛澤東，更點出了當代中國超政治超經濟的深刻危機。研究中國如忽略這個層面，則永遠是霧裡看花。

比如無規則無誠信，絕非幾個中共領袖的人格問題，而已蔓延成普遍的社會性格，這樣的社會，治亂興衰都不會在西方哪個學派的分析模式之內，始終是不可預測的一個異數。於是，我們又只好回到費正清的現實主義：在中國維持有效的統治，便對大家都好—這是不從中國歷史自身的內在邏輯去研究中國所能得出的唯一輕鬆的結論。

※本文摘自《瘟世間》（蘇曉康著，印刻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