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和平民主化，是非常罕見的個案，毋寧是歷史的例外，而非常態。我認為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並不適合作為理解民主化的標準模式。否則，其誤導性很可能會大於啟發性。

臺灣之所以能夠和平建立憲政民主，有極為特殊的時空背景。在此之前，至少從臺灣文化協會成立開始（1921年），社會運動的能量已經積累數十年，中間還發生了許多「不要問，很恐怖」的事件。等到社會能量不斷衝撞、眼看就要圖窮匕見的時候，專制政權又迫於錯綜複雜的內外情勢，不敢拔刀大肆整肅，從而讓民主化的和平實現成為可能。而且即使如此，所謂「和平」也只是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死傷。比如說，1980年2月28日，就是臺灣歷史揮之不去的一道血痕。

統治者之所以沒有拔刀，並不是因為想要把民主「賞賜」給民眾。有一大因素在於，臺灣是一塊深受國際強權影響的土地。專制政權對內雖然貌似至高無上，但卻高度依賴外部強權的支持。統治者在作出大動作之前，必須審慎考量強權可能的反應。這一點，並不在臺灣的法制上形諸痕跡，但卻是事實上存在的權力架構。在這種重重牽制的架構下，重點不只是強權有無實際介入（其實還是有），單單只是「不確定強權會不會介入」，就已足以讓統治者在拔刀之前再三思量。

尤其重要的是，從1970年代以降，隨著北京外交地位逐漸提升，臺北政權陷入強烈的存亡焦慮，深怕自己會淪為聯中抗蘇大業的犧牲品。在當時，國內外普遍不看好臺灣的存續，就連張愛玲在1975年寫信給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淇討論出版事宜時，都不忘略帶黑色幽默地提到「早點出書，趁臺灣還在，賺兩文版稅」（《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皇冠2020，頁272），正好反映了那種風雨飄搖的時代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專制政權如果還要拔刀大肆整肅，會是非常冒險的舉動，理性自利的決策者不會輕易嘗試。否則，一個弄不好，自己就會被強權拋棄。「政權國際地位的弱化」與「民主化的萌芽」幾乎同時出現，這並不是偶然。毋寧說，正因為大環境對政權不利，讓政權不便再用「老方法」辦事，所以民主化才有了萌芽的契機。

但即使如此，也還是不足以和平實現民主轉型。單單只是「專制政權的弱化」並不等於「民主政權的建立」。回顧過去，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順理成章的錯覺，好像一切本應如此。事實上，歷史本來更有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若不是在冷戰結束前後的機會窗口，剛好碰到一位怪物等級的權謀家，施展了近乎藝術的權術，「水到」也未必能夠「渠成」。照理說，本來很有可能會演變成鎮壓與抗爭不斷升級的暴力螺旋；即使勉強成立名義上的民選政府，也會因為各方的掣肘癱瘓，而難以進行有效的民政治理。

總之，要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憲政民主政體，很難，非常難。臺灣其實是在高度偶然之下，跨越了極其艱辛的演化門檻。長期積累的社會能量、讓統治者心生忌憚的戰略局勢、以及參與者深沉高明的權謀，三者缺一不可。諸般因素剛好湊在一起，讓一個本來機率很低的歷史路徑得以實現，堪稱演化特例。而且即使如此，臺灣的憲政民主也遠遠談不上已經穩固，稍有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

話說回來，臺灣尚且如此，倘若其他地方不具備臺灣當時的有利因素，卻要面對整肅力道更大的政權，臺灣模式就未必有多少效法價值。甚至可能不惟無益，反而有害。至少，也會造成過度樂觀的錯誤期待。舉例而言，將臺灣民主化來臨前的美麗島大審，與其他地方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犯審判相類比，我認為就不是很適切的比喻。

美麗島大審，是專制政權弱化時的一次反撲，象徵著臺灣白色恐怖時代走向結束的開端。至於目前在彼邦如火如荼進行的政治犯審判，則比較像是白色恐怖更趨熾烈的一個轉折點。重點並不只是被告的人數多寡，而是被告當中包含了許多原本堅守體制內路線的人物。到了這一步，不管你是「和理」也好，「勇武」也好，在統治者看來，都一樣是要打擊的敵對勢力。

就此而言，這場審判的歷史意義，恐怕會與美麗島大審正好相反。若說美麗島大審是白色恐怖「結束的開始」，這場審判就是白色恐怖「開始的結束」，象徵著整肅行動從一開始「打擊一小撮」的階段進入到下一階段，擴張為全社會的清洗改造。

不久之後，整肅的浪潮大概就會進一步升級，吞沒現在站在政權那一邊的人物，即使是當前的執法者亦不例外。畢竟，在那個政權之下，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乃至於統戰對象與鬥爭對象之間，往往只是階段先後的關係。到時候，兔死狗烹的古老格言，會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實現另類的正義。

※本文經作者授權，原文出處。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結束的開始』與『開始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