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日韓，舉行外交和防務二加二部長級會議。對美國來說，此行是其在連橫抗中的重要步驟，不過兩國會談的結果溫差顯著，美日聯合聲明點名批判中國的行動與國際秩序不一致，造成美日同盟與國際社會面臨挑戰，在日美二加二會談以來尚屬首次，此外還重申《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諸島，對闡明瞭中國海岸警衛隊使用武器權力的《海警法》亦表示嚴重關切。美韓聯合聲明中省略了「中國」和「朝鮮無核化」這兩個本應是美國的首要任務的字眼，只模糊地聲明保持和平與穩定、不干涉合法貿易和尊重國際法的共同意願。

本次會談模糊表態之前，為求取經貿紅利避免薩德覆轍，文在寅對中國態度一直曖昧順從，遲遲不願做出美國希望看到的積極回應：對美國封殺華為要求不配合、對反修例示威和再教育營保持沉默稱其為中國內政，對中國韓戰70周年紀念大會和BTS辱華獵巫模糊以對，對四方安全談話舉棋不定，春節前夕的對中國領導人致電問候更到達諂媚的程度，這種順應默從的言行已有幾分「芬蘭化」的意味：冷戰時期，作為民主國家的芬蘭處於蘇聯與西方陣營對抗的前沿地帶，為避免觸怒蘇聯而對蘇聯侵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行徑保持沉默，甚至取消了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的出版計劃。

跨越政治光譜的仇日情結

除了對華經濟依賴之外，韓國親中姿態源於共同的「敵人」——日本。九〇年代以來，韓國對日本的「歷史戰爭」持續展開，韓國始終堅持日本應對殖民統治謝罪和賠償，儘管日本方面做出了法理之外的巨額補償和多次謝罪表示，但韓國方面依舊永不滿足，始終認為缺乏誠意。中韓在對日問題上，包括日本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參拜等議題上同氣連枝。不僅如此，建交後歷任韓國總統訪華時都會到訪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既宣示獨立的「道統」，也傳達韓中近代史的交匯點。

韓國仇日思維經不起推敲。首先，並肩作戰、共禦外敵是一種奇怪的想像。戰前韓半島是日本的殖民地，採取法式殖民的日本更將其視作領土的延伸，彼時日中（ROC）之間是交戰關係，韓戰時PRC助朝侵韓就更不必說了，而韓國獨立運動在華的客卿關係也是基於ROC而非PRC，更何況韓半島的解放是盟軍勝利的副產品而非民族抵抗的結果，韓國本身也是殖民地建國的新國家，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不具法理上的繼承關係。

從民族情感出發，韓國民眾印象中日本殖民時期是一個加害－受害黑白分明的慘痛一頁：經濟剝削、民族抹殺、強迫勞動和性奴役，但事實上，殖民統治汲取與壓迫的一面被誇大和過度強調，現代化的一面，包括基礎設施的改善、工農業的建設和教育和衛生水準的提升等功績被有意無意地淡化；日韓建交後，日本對韓現代化也助力良多，作用不亞於美國：《韓日基本條約》的經濟協力金為韓國經濟騰飛奠定基礎，朴正熙任內重化工業的體系的建立更師承滿洲經驗，八〇、九〇年代韓國企業產品和經營戰略上也都著力學習日本，韓國IMF外匯危機時，日本援助金額也在已開發國家中占比最大，即便是今天引以為傲K-pop，早期的模仿日本的痕跡也十分明顯。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教科書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進入九〇年代，冷戰終止，韓國民主化落地，慰安婦、日韓併合條約合法性、靖國神社參拜、竹島主權等歷史·領土爭端接踵而至，儘管村山談話、小泉談話、菅直人談話、安倍談話中都反復就殖民統治進行反省和謝罪，歷史問題依舊成為阻礙日韓關係的顯性因素。2005年對日外交戰爭、2011年憲法法院就慰安婦議題的判決和2012年大法院就徵用工的判決都嚴重衝擊1965年體制，為文在寅任內對日關係崩壞埋下伏筆。

弱者「恨」的心態沉澱為特殊的「受害者意識」，對日情結也正源於此。現代韓民族意識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期的民族主義動員過程中生發的，儘管時空環境丕變，韓國人在民族主義情結之下產生的受害意識卻是延續至今，對日的種種事宜圍繞著國民情感展開，包括日韓併合合法性認知、日本海·東海的稱謂、日章旗的移除請求和殖民統治的反復求償，抱持堅定不移的受害者意識出爾反爾，這種罔顧契約精神和規則意識的訴求在日本看來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種種反日操弄不只是提振選情的「策略」，更是根植於民族無意識的「本能」。

九〇年代以降，韓國步入民主轉型和鞏固期，民主體制下，政府施政受到民意限制，對日態度較之冷戰體制更加強硬，即便是保守派執政期間，日韓合作·和解依然遭到民間反日情結的掣肘，所謂「進步派就是極端反日，保守派就是溫和反日」，本應在李明博任內完成的慰安婦合意議和GSOMIA功敗垂成，拖到朴槿惠任內，而在進步派文在寅「積弊清算」的口號下更是被推翻，韓日關係從歷史問題延伸至經濟領域（日韓貿易戰）乃至安保領域（GSOMIA），原本薄弱的日韓關係更加疏離，日韓不睦既損及自身，更危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戰略佈局，使中國／北韓漁翁得利。

除了罔顧法理外，韓國追求歷史正義還存在厚此薄彼的問題，日本多次就戰爭和殖民議題向受害國家謝罪和援助，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的安倍談話；與之相反，中國從未就韓戰向韓國道歉，中國官方至今以第七艦隊巡防台灣、丹東誤炸和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為由認定韓戰是中國反侵略的正義之戰，去年中國官方高調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大會，民間對感謝美軍幫助的BTS口誅筆伐，面對日本涉及歷史的發言稍不如意（如安倍2013年侵略定義未定論），韓國外交部馬上召喚日本駐韓大使積極抗議或取消訪日行程，對真正歪曲歷史的中國對此卻保持沉默。

正如李榮薰在《與反日種族主義的鬥爭》的序言中指出的，文在寅政府奉行「反日種族主義和親中事大主義」，基於地理位置，韓半島一直列強環伺，多次受到中國和日本的侵略和干涉，韓國對二者卻持有事大的「雙重標準」尊卑觀念，即對上位的中國保持順從，對下位的日本保持傲慢，韓國自認為是將文化傳給日本的恩人國家，日本一直忘恩負義，折射在歷史正義上便是對中國比其日本寬容得多，甚至對日議題上同仇敵愾，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朴槿惠以戰勝國的姿態參與二戰閱兵式，但戰前韓半島是日本殖民地，戰時不少朝鮮人成為日軍的一部份在華作戰，韓中「抗日統一戰線」是角色錯置。

美韓聯合聲明中省略了「中國」和「朝鮮無核化」這兩個本應是美國的首要任務的字眼。（湯森路透）

錯位的敵友關係

九〇年代初期，韓國棄我投匪，既是透過接觸中國減緩韓半島安全困境為半島統一鋪路，也有經貿市場的考量；中國（PRC）則是為突破六四國際制裁，挖走台灣在亞洲最後一個邦交國，也有吸收韓國資金和技術上的考量。建交後韓國對中國市場依賴逐步攀升，經濟依存關係亦轉化為地緣政治影響力，結合對北約束力和對日共同仇恨，中國也透過拉攏韓國來離散美日韓之間的三角合作關係。相應的，建交後韓國無論是進步或保守陣營執政，都十分重視崛起的中國，試圖左右逢源，對中態度都較為親善，其中最高峰和最低谷當屬朴槿惠任期。

朴槿惠不顧華府意見，加入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優先洽簽韓中FTA，甚至參加二戰70周年閱兵儀式，彼時中國對朝態度也轉為罕見的冷淡，中國對南北韓呈現重南輕北的取態，韓中關係達到頂峰，但一年過後局勢逆轉，為應對北韓威嚇引入薩德，分明是朝核危機下的正當防備，卻被中國祭以限韓令反制，令對華市場依存度高企的韓國損失明顯，薩德危機正是韓國安保和經貿兩難的典型寫照。

五年過去，韓國對華再度陷入類似的路徑依賴：去年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炸毀事件更使得來之不易的和解回退至陰晴不定、反復無常的原點，在拜登重建多邊主義的連橫佈局中，韓國又一次站在了美中的十字路口，在美中逐鹿日益激烈，兩相平衡日益困難，與中國對抗會損失經濟利益，向中國傾斜則無法撥動朝核局勢，也折損國家安全和國際觀感，去年日本以親中從北的言行不符合盟國利益為由拒絕韓國加入G7便是一例，避險策略到了重新評估的時候。

回溯歷史，韓中雙方交往的擺幅始終受同盟關係所限。中國即便受朝核之害，重新制定對朝政策，出於地緣政治利益（戰略緩衝區）也不可能拋棄北韓，中國以蘇聯解體和顏色革命為鑒，抱持反美的敵我思維，對美國盟國之一的韓國自然不可能如北韓一樣信賴。相應的，韓國也不可能脫離美韓同盟；此外，北韓對中國亦多有提防，從韓戰後幾年便撤回駐朝志願軍防止中國勢力干涉，蘇聯解體中韓建交的背刺更令北韓心存芥蒂，遂開發核武自保，所以雖近水樓臺，中國也未能遏制或延緩朝鮮核武研發，韓國寄希望於中國解決半島安全的期望自然落空。

不僅如此，親中反日的敵友關係定位也不符合歷史脈絡：韓戰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讓金氏王朝在延續至今，是阻止朝鮮半島統一的主要力量；朝核制裁中，中國屢次防水，持續為北韓輸血，在中國的庇護下，制裁和會談的交替反倒使得北韓得以喘息，穩步推進軍事力量，助紂為虐的角色使其大方向上與韓國利益違背。

韓中本質仍是衝突的

高估了中國對朝影響力之餘，韓國也低估了在華經營的政策風險。輕描淡寫的「遵守當地法律」背後，是變幻莫測的政策風險，法律「政策」化甚至「上意」化，根據時勢伸縮解釋，透過自由裁量權和選擇性執法明裡暗裡的使絆子，五年前的薩德危機時，樂天超市突然面臨消防、食安和虛假宣傳指控，新疆棉花獵巫更是最新典例。更重要的是，動輒得咎的風險不完全來自官方，相當數量的辱華獵巫是民間自發的，對一條可能令當局不悅的貼文點贊，就可能遭到口誅筆伐，繼而被合作方以國族大義為由解除商約，入華的政策風險需重新評估。

韓中之間雖不是零和博弈，但本質上是衝突的，美中兩大板塊的矛盾在韜光養晦時代被遮蔽和淡化了，美中在價值觀念和戰略上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分歧，「修正主義」的中國的對亞太區域的威脅逐漸升高，相鄰的韓國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冷戰遺緒在韓半島和東北亞只是暫時消退而從未遠去，經貿熱絡只是將板塊對撞的時間推遲，防禦性的薩德也遭到中國無理制裁，明確昭示了韓國外交策略不能脫離美日民主陣營，拜登多邊主義重建道路中，韓國何以自處，何以有為，這將是提振疫後經濟和修補日韓關係之外文在寅最後任期的當務之急。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