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初，我來到北京擔任記者一職，開始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已經退休，並且據報有病在身，但不論是對學者、商人，還是共幹、平民百姓來說，他始終還是眾人的談資。多年前他早就辭去最後一項正式職位，不再擔任軍隊的頭頭，只保留了中國橋牌協會的「榮譽主席」職銜。他一直很愛打橋牌。他雖然身體狀況岌岌可危，但是他對黨高層人事安排、經濟政策之擬定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大家仍然經常熱烈議論。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從紐約飛抵北京，一頭鑽進了北京夜晚那乾燥冷冽的空氣當中。才下飛機幾個小時，我就聽到兩名同業在討論要替這個生命力頑強的四川老菸槍寫訃聞。當時北京早就屢次謠傳他已病逝。謠言往往每隔幾個月就出現一次，每一次大家都把同樣的話再講一次，間雜以各種臆測，猜測他是否還是很健康，仍然在幕後掌權。兩年多之後，他終於真的過世，享年九十二歲。
 

我們在一家主打「毛家菜」的飯館用餐（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鄧小平在湖南省隔壁的四川省出生；這兩省都以愛吃辣出名，也以出國家領導著名）。飯館裡燒著煤球以為取暖之用，空氣中的煤煙味十分嗆鼻。這時我們看到一名美國記者在罵她的澳洲籍男朋友，他也是駐中記者。她罵他竟然還沒有寫好鄧小平的訃聞。因為鄧小平可能隨時都會死掉，身為外籍駐中記者，要是認真把工作當一回事的話，應該早就寫好鉅細彌遺的報導，隨時只要按個「傳送」，就能夠把報導送到報社才對。這樣的報導應該包含這一位「領導」傳承下來的一切。若要說到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政治獨裁的歷史，走入現代世界，功勞都非他莫屬。他的訃聞無法不提及他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扮演的重大角色。
 

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刀闊斧地革除毛澤東的徹底激進的平均主義，為中國及其人民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該國現在的高速鐵路網，其里程數占全世界里程數的三分之二；城市中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公路上擠滿了嶄新的汽車，地底下複雜的地鐵路網四通八達，人工智慧產業日益強大，專利發明數量占全世界第二位，舉國所產出的億萬富翁人數僅僅次於美國，然而其領導力卻更為果斷。所有和鄧小平有關聯的政策裡面，至少有兩個是中國這一切的發展的關鍵，一個是結束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自由選擇在家裡種田或是離開農村，去工廠做事。第二個是鼓勵民營企業，並且歡迎外資前往深圳、廈門等沿海城市新設立的經濟特區投資。
 

「農民放棄人民公社」這樣的事情尤其是當今官方論述特別強調的成就。我們在這些故事中聽說中國共產黨總是充滿了務實的精神：共產黨高幹一方面保住了自己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但又能夠接受不得不然的重大變革。他們容許中國企業主在城市創立私有企業，也容許農民在農村掌有土地，自行決定要種植什麼作物，收成之後要賣給誰；這樣不但能夠提升產量，也能夠促進經濟成長。如此這般，那時候滿腦子生意經的黨只要開口邀請外人來投資，其實都已經替投資者準備好了勞動力；人民公社已經解散，農村裡那些過剩的勞動力全都湧向沿海各城市，找工作，做工賺錢。他們在城裡賺的錢比以往多，也改善了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最大的人口移動潮就這樣開始了。
 

幾年前我在史丹佛大學讀當代中國史時候就有讀到中國這一段歷史。中國從毛主義獨裁國家蛻變成由務實的改革派領導人領導，這段史實無論是學界人士或商界高管來看都確切無疑。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悲劇當然令人懷疑日後再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國朝向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發展的趨勢卻像是已經水到渠成，不會再有改變了。過程中難免發展不均等。據說，鄧小平在他的「涓滴經濟學」中曾經說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能幹的中國人－－包括千千萬萬農民、移工──都有機會。但是，這樣的「機會」，背後卻隱含一樁看不見的交易，那就是，人民不公開批評黨，不向黨要求政治權利、公民權利，黨則是負責不斷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務期增加人民的物質財富。
 

我於一九九五年來到中國，鄧於一九九七年亡故，但是這一樁交易至少在各大城市並未人亡政息。九七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黨領導階層在會中宣布私有企業解禁，民營企業從此「成為中國經濟體重要的一部分」，但這其實只是反映中國經濟前此數年來已有快速的成長，不少中國人早在國家法條的禁錮之外創造了大筆財富。九九年，一心一意推動改革的總理朱鎔基為了使中國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主導了「市場開放」等極為艱鉅的「讓步」措施。朱和毛澤東一樣，都是湖南人，但和毛不同的是主張放鬆黨對國有銀行及新聞自由的控制。中國領導高層承諾歡迎外資投入中國汽車、農產、金融、保險、觀光等等一切一切產業。

此一「自由化」開放政策後來從海外引來了一股錢潮，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創造了就業和機會。二〇〇〇年，網路榮景席捲中國，網易、搜狐、中華網在納斯達克掛牌，股價大漲。相關各界極力宣揚這一現象，說這一種現象證明新中國已經快速轉變成適合創辦最先進企業的地方。城裡一些見過世面的人開始會用英文縮寫「VC」來講「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另外，眾多八〇年代後陸續前往海外求學的中國學生現在也開始歸國，渴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參上一腳。
 

然而，即便各種交易消息可以吸引讀者，我對這一片網路繁榮現象卻興趣缺缺。當年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中國，是因為我想知道，這個古老的國家，文化和西方差異如此巨大，後來到底是歷經怎樣的農業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最後又開始要轉變成市場經濟體的？如今我既然來到北京擔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的記者，自然會想看看在這一波改革當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受益程度如何。記得當時我曾經跟朋友說，我來中國並不是要來報導一些哈佛畢業的MBAs以及前麥肯錫投資管理顧問怎樣運用VC熱錢投入新創網路公司。事實上我一直覺得這些東西很無聊（多年後，我發現學術界論述中國農村時也會用到縮寫詞「VCs」，但現在他們指的「village committees」（村委），而不再是「風險投資」，我好高興！）

鄧小平「自由化」開放政策從海外引來了一股錢潮，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創造了就業和機會。（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離開北京
 

所以當大家在北京熱議新興的網路「遊戲」之際，二〇〇〇年夏季，我從北京南下，來到了當時還未受到這一股「網路瘋」波及的廣東和貴州兩地。廣東在當時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加工出口基地，貴州卻還是很貧窮，沒有什麼發展。廣東的珠江三角洲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令名；此地──包括深圳、東莞－－聚集了數百萬農民工，在數千家工廠裡做工。深圳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東莞一區聚集了許多工廠市鎮，那些工廠蓋得亂七八糟，毫無規劃，但是每一鎮都有其特定產業，譬如製鞋、玩具、家具、燈具等是。貴州長久以來處於中國邊疆，以其美麗的石灰岩山水為人所知，山水之間住著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他們一向都有反抗中央控制的傳統。大家都知道這裡耕地不足，是個貧窮之地。這種情況意味著大部分年輕人都必須離鄉背井，到沿海城市工廠做工，做工地工人。有一句諺語就說，貴州這裡「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
 

我跑來這裡，是想要看看共產黨政府進行的那一筆巨大的交易，「另一個中國」是否買帳。這裡的「另一個中國」，指的是貴州等發展遲緩省份的工人、農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物質財富越來越發達的樣板城市比較有錢的居民。二〇〇〇年初，決策官員決定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一項政策會叫做「西部大開發」，表示在中國的這一片腹地，各類發展並不順利。這一個政策是江澤民主席的構想，他是中國領導人當中最「城市化」的一個，一生從政生涯大部分都在上海，但是他這個政策的目標卻是想要促進貴州、廣西、四川、甘肅等內陸省份，甚至是西藏、山城重慶等地的經濟成長。政策實施之後，免稅、低利貸款等措施，加上公路、鐵路、發電廠等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吸引了眾多本國及跨國大公司進駐、投資。北京方面的官員確實認識到中國有許多地方發展落後，區域與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很不均等，但是他們沒有講的是，這個政策，目的是要讓那些多年來一直在工廠做工的農民工回轉家鄉。要讓農民工回家，中國內地起碼要有某個程度的繁榮才行。
 

二十一世紀初，以電子製造業為主的長安鎮是農民工找工作的主要目的地。長安鎮是全中國最大的「鎮」，人口有六十萬之多（中國人口眾多，所以中國政府分為五級，依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省、市、縣、鎮；「鎮」有時候聚集的人口可達數十萬，長安鎮就是這樣。至於「村」，雖然不算是正規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但還是設有村長及黨書記）。東莞眾多工廠市鎮都是沿著一〇七國道延伸展開，長安鎮也一樣。一〇七國道北起北京，向南貫穿整個中國，最後直抵東莞香港邊界。在最後這一段，中國在這裡的巨大出口「機器」其內部景象一覽無遺，醜陋不堪：一間間兩層樓高，裝著鐵窗的廠房，屋頂積滿了厚厚的泥塵，沿著這條幹道一公里接著一公里連綿不絕。廠房與廠房之間，那些水泥牆後面，偶爾可見幾間別墅，是台灣或香港籍老闆的住宅。整條國道一直維持著這樣的情景，最後來到深圳的大海港鹽田。這個地方，每次都要等到有颱風掃過，大量雨水清洗掉那些工業景象，遠方地平線外青山重現，你才會發覺原來廣東是亞熱帶地區。
 

莫梅荃和另外三名農民工來自貴州同一個村子。我初識她時，她十八歲，來工廠做工即將邁入第二年。她十五歲那一年輟學，然而卻是他們村子裡幾個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輟學之後，前兩年她在家裡幫父母下田種稻，後來於一九九八年來到長安鎮。我們碰面時，她還是穿著藍色工作褲裝。她每天要上班十四個小時，穿著那工作服做品管工作，檢查錄音帶、錄影帶有沒有瑕疵。我們在「崔頓電子廠」對面一家餐廳面對面坐著，她很害羞，講話的時候一直躲著我的目光：「家鄉那裡找不到工作，我們家地又很小，我只好到外面來做事。」她一邊眼睛看著桌面，一邊說她工作每小時工資一塊人民幣。廠裡有供給宿舍，但是宿舍夏天酷熱，冬天酷寒，而且還是十五個人同住一室。梅荃的遠親表哥莫玉開和我們一起用餐。他二十四歲，頭上一綹頭髮染成紅色，很有一點時尚味。他說：「我覺得很慘。我想回家做一點小生意，不想再回來了。」

※本文為《低端中國》導論／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