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曾經是一個非常時髦的名詞。它是學術界的顯學，媒體的最愛——強調資金、技術與人才的自由流動，會使得各國更有競爭力，在國際分工下，人盡其才，貨暢其流，是一個多贏的國際格局。

媒體的寵愛，體現在《紐約時報》資深記者費特曼（Thomas Friedman）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這本書在2005年推出，風靡全球，作者認為這是時代的趨勢，符合市場的需要，打破了各種人為的障礙。因而世界是平的，而這是未來世界格局的特色。

但在過去十幾年間，全球化的理論與實踐出現了很多負面效應。它造成了不少國家的財富再分配，使得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儘管在全球化的分工下面，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但它所創造的財富都往國際金融界和跨國企業傾斜，反而底層與中產階級未見其利，先蒙其害。

這也創造了M型社會，中產階級萎縮，不再成為社會上最大的階層，倒是極富與極貧的階層擴大，尤其是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新一代，第一次發現他們不可能擁有比他們父輩更好的工作，不能保持他們父輩那樣的生活品質。

這也反映在日本、台灣與香港的社會。日本管理學作者大前研一就對此作出深入的分析，指出M型社會的禍害，是不少新一代失去了對前途的信心。他們很多都是窩在家裏成為宅男，成為一輩子要依靠父母的「啃老族」。

台灣社會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大學畢業生近年不少人只有拿到22K（月薪新台幣2.2萬元，約680美元）。香港新一代如果無法成為比較高薪的公務員或是教師，在私人機構，也往往面對市場浮沉，尤其專業不是熱門的領域，往往也是在低工資水平盤旋，一個月的薪金，大部分都給了房租或房貸，成為名副其實的「房奴」。

這都被視為全球化所帶來的禍害。昔日學者與記者所描繪的「美麗新世界」，卻在實踐中掉進了一個「醜陋的深淵」，難以自拔。

事實上，這次英國脫歐，也被視為對全球化的一次逆襲，民眾投票反對全球化的機制造成了社會分配的不公。英國與歐盟互惠所創造的利益未能雨露均霑，反而造成階級的分化，而英國不少人更重視來自中東與非洲的移民湧入，他們在歐盟的人道與人權旗幟下，進入英國，也對傳統白人帶來強烈的衝擊。

也許就是英國獨立黨那張宣傳海報，最後發揮了脫歐的「臨門一腳」作用，照片上都是那些如潮水的難民潮，讓英國人看得觸目驚心，覺得他們要被迫與這些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人成為鄰居，肯定會掀起種種風波。

也就是階級矛盾與種族矛盾的交纏，成為「逆全球化」的最新狂潮，對過去20年間的全球格局加以反擊。這是一次觸動全球的逆襲，也是觸動各方反思的重大警號。(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2016年7月10日 第30卷 27期)

※作者為亞洲週刊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