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差》（Il Postino）修復版上演，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它的時候，它的譯名是《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可能那時聶魯達並不廣為人知，起碼比同樣是南美作家的馬奎斯無名，所以中譯者借了後者《一場事先張揚的殺人事件》的名字來渲染。儘管《郵差》裡的馬里奧並沒有怎麼事先張揚他的求愛，他不過是用了詩、用了隱喻、用了小島老百姓所不熟悉的方式去表達愛。

不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被馬里奧的愛和聶魯達的詩所感動落淚。走出影院，我去維基百科查《郵差》的軼事，才知道一個和電影裡馬里奧的死亡相對應的悲劇：飾演馬里奧的義大利著名演員馬西莫·特羅西（Massimo Troisi） ，他在《郵差》拍攝時身體嚴重不適，曾入院進行心臟手術，影片殺青後12小時於羅馬因心臟病發去世——也有的資料稱是影片拍完後十三天去世。

《郵差》是馬西莫·特羅西的絕唱，他也是此片的聯合導演，花費多年努力尋找資金把這部帶有明顯左翼傾向電影在義大利拍攝成功；明知自己心臟有問題仍然親自飾演勞動人民馬里奧，耗盡全力。

如果不拍攝《郵差》，馬西莫·特羅西也許不會早死。但哪有這麼多如果呢？我們也可以說：如果不認識聶魯達的話，馬里奧也許不會死——也許會像他父親一樣在貧困和被政客欺詐中熬過一生。

換句話說：詩，在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存在？它不能掀起革命也不能濟貧致富。它僅僅能帶來愛——而且是在半個世紀前的義大利和智利而已，此時此地我們都沒有把握馬里奧的愛還能以聶魯達的詩去促成。那為什麼我們需要詩？

《郵差》裡，最令我深思的一句話不是出於聶魯達，而出於聶魯達指責馬里奧利用聶魯達的詩去示愛的時候，馬里奧說：詩屬於需要它的人，而不是屬於寫詩者。這句話引起影院裡的觀眾哄堂大笑，而我作為一個詩人，卻和聶魯達一樣不得不承認此中有真意，又有矛盾。

電影其實解決了這個矛盾，那就是若然「需要詩的人」最終也寫詩（如馬里奧），那就不存在這二元對立了。同時，寫詩的人徹底地忠實於自己寫詩的初心：他本來就屬於最需要詩的人，如電影最後重回小島的聶魯達——他終於收到馬里奧給他的禮物：用磁帶錄下來的、馬里奧心目中代表了詩意的聲音，海浪的各種聲音、孩子誕生前的心跳、風和呼吸⋯⋯這時「郵差」不只是遞送粉絲來信的職業，而是遞送詩意的象徵。

詩人也是向世界遞送詩意的郵差。即使馬里奧沒有寫詩，他已經學會了何謂詩人。電影啟示著：隱喻、韻律這些詩的元素本就存在於平凡世界，就當聶魯達問漁夫的兒子馬里奧索要一個漁網的比喻的時候，我們便應該知道詩人從何處來、詩的母體何在。換言之，最終是馬里奧和他貧瘠的故鄉再度教育了詩人聶魯達——馬里奧因聶魯達的詩贏得了愛情，聶魯達因馬里奧的覺醒而對詩人應何為有了更堅定的認識。

幾年前的一部電影《流亡詩人聶魯達》（又譯：《追捕聶魯達》）拍攝的就是《郵差》之後的聶魯達的另一次流亡。我曾經評論道：「流亡二字使他真正回歸詩人身份，既不是尊貴的議員、也不是共產黨的喉舌、也不是窮人景仰的聖徒。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詩人聶魯達，只有在流亡狀態他重新身歷憂患，重新體會他之前掛在嘴邊的『我是人民的兒子』這句話的滋味。」

那部電影也觸及前述那種人民與詩人身分落差之間複雜的滋味——《郵差》一度讓人耿耿於懷的，是聶魯達離開義大利回國之後，並沒有如約寫信給馬里奧——馬里奧的岳母諷刺說大詩人哪裡會記得我們小百姓。《流亡詩人聶魯達》裡一位窮苦出身的共產黨幹部質問聶魯達：「革命成功之後，是我們變成你這樣，還是你們變成我這樣？」聶魯達回答說：「我們將在床榻上吃喝，在廚房裡做愛。」——「我們」二字，是不分彼此的意思。

詩歌的超現實，是最誘惑人的革命。馬里奧原諒了聶魯達，是因為他知道聶魯達已經在自己的領域演示了文學革命的魅力，那些熠熠發光的字詞，像點石成金的魔杖，使人民不滿足於虛假和粗糙的那種政治。

而點石成金的真相，是石頭本來就和金子無異，它們同樣是地球的構成者也是地球的蒙恩者，詩在揭示美，而不是無中生有捏造美。人民和詩人因為詩而互相成就，亦理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