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驅邪淨化概念

是有同種的一面，也就是說，底色來講的話，東南亞太平洋基本上是一家。日本神社那種驅邪和清潔的觀念，人類學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玻里尼西亞和太平洋群島所共有的，只是在日本發展得特別精緻而已。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有一個誤會，就是說，他們心目中的日本實際上是天皇統治產生以後、進入正史時代的日本。統治這個日本的貴族實際上是深受東北亞文化薰陶的，至少在高級文化上是東北亞一系的。如果說吳越人跟日本哪一系比較接近的話，那麼可以說，上古的吳越人跟日本統治階級所征服的蝦夷人是一系的。後來日本人像是撒克遜人被諾曼人征服、從而引進了西北歐更加先進的封建制度一樣，建立了天皇和貴族的封建制度，原先的土著居民和蝦夷人就漸漸被吸收了。吳越先民跟日本相同的部分，是蝦夷和繩紋文化這一部分，而不是古墳時代以後的貴族文化這一部分。

潛藏滇國的日本DNA

同時，在東南亞文化的西端，如果我們用緬甸的分類法把緬甸分為上緬甸和下緬甸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把昆明湖以西、以北的這一部分，說是頸部的滇國，稱之為上滇， 而把東部和南部那些散落的、比較破碎的地帶稱為下滇。那麼上滇、上緬甸和氐蜀一樣， 是內亞征服者沿著橫斷山脈南下、跟原有的東南亞居民混合的產物。在混合的過程中，他們也產生了類似日本式的封建式化學反應，透過貴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間的落差，形成了特殊的封建結構。這就是為什麼位於東南亞西部邊緣的滇國跟位於東南亞東北部邊緣、東北亞極東邊緣的日本在文明上有很多相似之處的原因。近代的日本學者為了尋找最接近於日本人種和日本古代重要家畜品種的DNA證據，考察了整個亞洲大陸。他們本來以為， 從器物交流的角度來講，吳越顯然是最多的，其次是膠東半島。但是結果卻意外地發現， 居然是滇國境內的很多地方從DNA的角度來講跟日本人的某些品系和日本動物的某些品系最為接近。

貴族封建制度的形成

當然，封建主義本身就是一個保存基因庫的機制。滇國的封建結構使當地的人口保持了長期的延續性，基本上只有進入，而沒有滅絕。至於蜀國呢，只有山地才具備這樣的特點。成都平原儘管擁有幾千萬人口，占據了蜀國人口的絕大部分，卻是不斷發生人口更替的地方。日本在這一方面跟滇國是相似的。上古時代，它最初的居民是東南亞的，然後有東北亞的渡來人源源不絕地滲入日本，然後在蘇我氏這些貴族的保護之下形成了自己單獨的封建集團。例如，一個姓、一個部往往就是某一個渡來人集團，一個單獨的氏族掌握某一種從東亞大陸來的技術。等到日本的《天皇記》 和《古事記》完成、日本的封建制度基本成型以後，這些渡來人集團自動就變成日本貴族的一支，變成日本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其實這個結構跟諾曼第人或者布列塔尼人透過封建主義結構將不同種族鑲嵌式地容納進來的方式是差不多的，這正是古代滇國形成的方式。可以這麼說，古代滇國的文明系統很像是一個位於東亞大陸的日本。

它跟日本的不同是在中古以後才開始的。中古以後的變化主要是因為，滇國處在東亞大陸的樞紐上，掌握著橫斷山這個內亞文化通向東南亞文化的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緊要關口上，所以它無法像是在海上的英格蘭和日本那樣長期維持自己的純粹性。英國在歐洲的特殊性和日本在亞洲的特殊性都是因為，對於英國是在諾曼征服以後，對日本來說是在最後一次朝鮮半島的東北亞渡來人來臨以後，就保持了長期的孤立，然後它的封建結構又使原先在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各個種族集團和文化集團以封建方式相互嵌套，形成了獨特的張力，而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都沒有這樣的鑲嵌式發展的條件。滇國恰好就處在內亞和東南亞的核心要道上，所以它並沒有這樣的條件。

銅鼓vs牛羊財富文化

最古老的滇國，內亞系和百越系的區別仍然是很明顯的。內亞系的居民在只有考古記錄的上古時代源源不斷地沿著橫斷山谷南下，一部分就形成了最古老的蜀國，一部分繼續南下，形成了最古老的滇國。同時，在蜀國滅亡以後，蜀國貴族和遺民也紛紛南下，在廣袤的滇西北建立了自己的據點。所以《史記》和《漢書》都認為， 他們跟被秦人征服的古蜀是同種的。但是，他們並不是古滇的全部。張騫在這裡探路的時候就發現，他們跟百越系居民、跟與百濮和百蠻分享很多文化共同點的滇越居民的文化習俗不一樣。滇越居民跟夜郎和百濮居民一樣，也是銅鼓文化的分支。銅鼓文化是來自泰國東北部、向南北兩翼傳播的東南亞文化的一支，在他們的生活方式當中很少有草原和牲畜這一項，而滇系和昆明系的居民則有大量的畜群。儘管滇國境內並沒有像蒙古高原那樣的大草原，但是小片的草地是有的。他們有大量的牲畜，酋長和頭目習慣用牛和馬作為財富標誌。這跟百越系的居民用銅鼓作為財富和聲望的標誌是不一樣的。在漢帝國中期，這兩系居民還沒有真正融合在一起。

後來的烏蠻和白蠻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內亞系和百越系兩系居民的差異。烏蠻和白蠻兩者之間的不同，很可能像近代黑彝和白彝兩系的不同一樣，反映了兩者在封建制度中的不同地位。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領主—附庸或者領主—農奴之間的關係。事實上，他們自身都是完整的血緣族群，只是在族群和族群之間，由於政治德性的不同，武力的不同，外交政策的不同，形成了各種複雜的保護和被保護、聯盟和聯姻的關係。圍繞著這些關係，隨著水草、繼承權和其他物資之間的分配，又形成了多重的財產權。

利益共同體阻發展

封建主義者的聯盟之所以在幾百年的時間內都沒有把漢帝國留下的最後據點鏟平，這跟公益同盟沒有把路易十一在巴黎的據點鏟平是同一個道理。封建體系是多中心化的， 他們在乎的是各自的領地，這些領地和他們的貿易路線是他們的生命線。只要這些領地安全，各封建領主互不從屬，很難達成一致的行動。所以，儘管他們因為分散的緣故而很難被別人征服，卻也因為分散的緣故而很難征服別人。但是，帝國的官僚體系基本上是一個逆淘汰和負篩選的機制。孤懸在海外，終歸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在永嘉之亂以後，隨著高地的蜀人以氐人的名義在李特和六郡貴族（指秦、雍二州的略陽、天水等六郡的貴族）的領導之下重新征服巴蜀低地，繼承了漢魏帝國的晉帝國在滇國境內的據點終於變成了斷線風箏，他們最後的補給線也中斷了。他們在李毅和李釗父子的支持下堅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就陷落了，封建的諸滇在中古時期重新贏得了自己的獨立。

諸滇一旦贏得了獨立，東南亞的黃金時代就來臨了。中國帝國主義者在滇國的殖民主義切斷了內亞和東南亞的交通線，迫使這些交通線繞到比橫斷山更西、更南的山谷裡，不只增加了交易的成本，也延緩了東南亞各部族建立文明國家的步伐。而晉帝國一旦撤出滇國，這條交通線又重新暢通了。暢通的結果就是，相對於晉帝國和繼承它的建康諸帝國—宋、齊、梁、陳，中南半島出現了一系列的扶南、日南之類的文明國家。這些文明國家一方面利用印度輸入的婆羅門的高級文化來組織自己的上層體系，一方面利用滇人為他們開闢的交通線吸取內亞的馬匹和其他物資，把自己的物產輸入到當時最繁榮、文明最先進的外伊朗地區，從而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文明國家。可以這麼說，滇國作為東南亞萬邦之母和中流砥柱的地位，從這個時期開始就已經牢固地確立了。只要滇國獲得自由，那麼東南亞各邦就會自由和繁榮；只要滇國受到中國侵略者的打擊，那麼東南亞的生命線也就岌岌可危。

權力腐朽人心

這時的滇國仍然是封建早期的歐洲那種各大領主，像日爾曼系的各大領主和拉丁系的各大領主並列，他們當中可能會選出像聖路易 或者懺悔者愛德華 那樣比較德高望重的領袖，但這些領袖對他們的約束力也只是象徵性和禮儀性的，就像齊桓公和晉文公那樣， 而非強制性的。如果沒有遭到中國侵略者的刺激，這種體系本來可以一直維持下去。後來建立南詔的六詔貴族，如果喪失了封建文化階級本能的中國士大夫還能夠記得孔子和他的學生的真正文化的話，立刻就會從他們身上看出晉國六卿 的影子。這才是孔子在周禮身上發現並企圖保存的真正的封建文化。但是後來的儒家士大夫跟封建文化脫離已久，自己已經淪為帝國的官僚，依靠訓練官僚的技術為自己的生命線，已經喪失了對封建文化的切身理解，反而把符合孔子文化特徵的內亞人、東南亞人和日本人看作是蠻夷，完全不顧他們才是更接近於孔子時代封建領主體系和封建文化保存者的歷史事實。從他們留下的記錄內容上來看，跟三家分晉以前的晉人和齊人是差不多的，而已經習慣大一統官僚主義的儒家士大夫卻不認識這些祖先了。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本文摘取自《逆轉的東亞史（2）：非中國視角的西南（巴蜀、滇與夜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