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四：我們活在知識經濟裡──不信你看那麼多的專利！

就像有人有「創新靠研發」的迷思，很多人也誤會專利在創新與經濟成長中的角色。比方說，當主政者看到製藥產業中有那麼多專利，他們想當然耳認為那是一個非常創新的產業。但這種專利數據的成長，反映的並不是創新的成長，而是專利法規的改變以及專利成為商戰戰略一環的結果。在IT產業中，專利的存在已經不再是為了發展與保護自行研發之技術，而已經變成了在公開系統中交叉授權，藉此自他處購入技術與相關專利的手段（Chesbrough 2003; Grindley and Teece 1997）。這導致IBM等大企業的研發預算下降，但專利數反而上升的現象（Lazonick 2009, 88-9）。不去認清這樣的發展態勢，我們就很容易會被專利表現的數量給誤導。

專利數量的等比級數成長，以及這些專利與實質「創新」（新產品與新流程）漸行漸遠，是因為各種不同因素所發生。首先，可以申請專利的創新種類範圍擴大了，現在的專利申請已經可以涵蓋公家出資的研究、上游的研究工具（而非產品或製程等研究成果），乃至於現有研究目標（如基因）的「發現」（而非發明）。一九八○年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放行公家出資的研究去申請專利，而沒有規定這些拿公家錢做出來的技術要留在公共領域。結果便是鼓勵了生技產業的崛起，因為多數新創的生技公司都是大學實驗室的分拆公司，而大學實驗室的錢基本上都來自於政府資助。再者，創投經常靠專利來判斷要投資哪一家公司，這一點意味著專利對於企業意欲籌資時的戰略價值較以往更高。凡此種種因素，都造成專利數量的成長，但其中多數專利都是濫竽充數，價值低落（不少專利都鮮少被其他專利所引用），而且從這些專利所衍生出的新藥等創新（見第三章圖五）也寥寥可數。我們必須從引用數等細節去鑑別出專利中的真貨，否則亂槍打鳥只會造成浪費金錢的風險非常之高（關於這點，後面我們會提到專利盒的問題）。

研究者主張近期在專利上的不少趨勢，像是以「研究工具」為標的的上游專利數量增加，已經造成創新比率不升反降，主要是這類上游專利阻礙科學界開誠布公、共同向前探索的能力（Mazzoleni and Nelson 1998）。這種效應尤其不利於開發中國家的科學家想要複製已開發國家之實驗的努力。無法在現有的科學基礎上出發，將有損於開發中國家「追趕」已開發國家的能力（Forero-Pineda 2006）。

雖說大部分專利的含金量不高，且專利在創新過程中的角色扮演尚無定論，但各國政府仍持續在政策面上假定專利與高科技研發間存在密切的關係，且必須要由政府提供誘因，好讓專利可以持續帶動創新與經濟成長。二○一○年十月，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朋（George Osborne）宣布要於二○一三年實施所謂的「專利盒」（patent box）政策，由此企業所得只要能回溯到某種專利，就可以適用百分之十的低稅率。這種政策思維自然是出於現下政府普遍認為投資與創新可以輕易地透過稅率去操縱。性質近似的政策也於近期在荷蘭問世。

英國智庫財政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IFS）就明言反對這種政策，他們主張這種政策唯一的效果就是（大幅）減少政府稅收，而不會對創新產生任何刺激作用（Griffith and Miller 2010; Miller 2013）。他們認為在稅制上給予研發的優惠，便足以反制關乎研發的市場失靈現象，並認為專利盒政策無法準確地對應到研究上，理由是專利盒政策鎖定的是源自專利技術的企業所得，而不是研究或創新本身。再者，他們堅信專利盒政策會增加稅制的複雜性，並需要耗費大量的執法成本來確保所得暨成本跟專利之間的正確對應關係，免得有不肖企業會濫用這樣的獎勵機制（Miller 2013）。此外，想創造出可申請專利的技術，是一件充滿不確定性而且曠日廢時的事情，由此專利盒政策的吸引力將遭到抵銷。近期，歐盟執委會中負責擬定成員國行為準則的部門就發布了一項代表官方立場的意見，內容是說英國的專利盒政策有違反歐盟關乎企業稅行為準則之虞，主要是該行為準則的宗旨在於預防有害的稅務競爭（Miller 2013）。在國際合作益發普遍的此時，無人能保證可獲得獎勵的額外研究會發生在推出專利盒政策的特定國家中──要知道除了英國，推出類似專利盒政策的國家還有十個（Miller 2013）。整體而言，大同小異的智財權盒子機制在設立與監控成本高昂之餘，也無法保證為所在地的國家帶來確切的好處（Evers et al. 2013）。最終，專利盒政策只能造成幾種惡果：所得朝申請得起專利的大企業重新分配、莫須有的新科技專利被大量申請，甚至是專利戰爭的爆發。而這幾種後果都不是創新的朋友，而是創新的殺手。

迷思五：歐洲的問題全出在「商用化」上

常有人認為歐洲在創新上最主要的劣勢，相對於美國，是在於前者欠缺將創新技術「商用化」的能力（見圖二），而這又是因為知識的「傳輸」存在問題。

事實上，歐盟的問題無關乎研究所知的流通遲滯，而在於歐盟企業的知識存量較低。至於歐洲知識儲量低，則是因為其公私部門在研發上的支出太低。相對於在美國，研發費用占GDP比重是百分之二點六，而這個比例在英國僅有百分之一點三。至於在義大利、希臘與葡萄牙等在歐債危機中受創最深的國家中，研發費用占GDP比重還不到百分之零點五（Mazzucato 2012b）。

就算美國真的比較善於創新，那也不是因為其大學與產業間的聯繫比較健全（事實上也並非如此），更不是因為美國大學分拆出較多新創公司（這點同樣並非事實）。美國在創新上比較領先，只是反映了美國有較多研究機構在從事較大量的研究，而這一點有助於提升整體勞動力的技術水準（Salter et al. 2000）。再者，美國的研究經費是雙管齊下，一邊給大學裡的理論研究，一邊給企業裡處初期階段的技術發展。歐洲的大學得蠟燭兩頭燒，所冒的風險就是做出不適用市場的技術。

我要說的是：歐洲大學的研究品質並無問題，產學之間的合作也沒有問題，事實上產學合作在英國還比在美國來得頻繁。同樣沒有問題的還包括由大學來育成新創企業的模式，且這一點也是在歐洲比在美國常見（惟這些新創業者本身的品質是存在蠻大的疑慮，Salter et al. 2000; Nightingale 2012）。若歐洲企業果真欠缺創新能力，那其技術轉移政策就會像是緣木求魚，沒有多大意義。

整體而言在關於創新經濟的研究文獻裡，我們經常會看到有人討論「歐洲的矛盾」（European Paradox）──這種臆測的內涵是歐盟國家其實是全球在頂級科研產出上的領導者，他們落於人後的是將研究優勢轉化為創新商機的能力。喬凡尼．道希（Giovanni Dosi）、派翠克．李雷納（Patrick Llerena）與毛洛．希洛斯–拉比尼（Mauro Sylos-Labini）（Dosi, Llerena and Labini; 2006）認同以上觀點，並提出證據表示歐洲的弱點並不如眾口鑠金所言的是科學園區的欠缺或產學互動不足，而在於科研系統體質偏弱跟企業的創新能力不足。政策面上，歐洲比較不強調「網路化」，而比較強調用政策措施強化「前沿」研究。或者換句話說，歐洲比較不強調大學與企業間的分工，不強調由大學專心做高階的研究，而由企業進行技術的發展。

另外一個比較常被提及的觀點，是歐洲欠缺足夠的投機性股票市場來誘發創投投資（Janeway 2012）。雖說歐洲的創投產業確實有不足之處（Bottazzi and Da Rin 2002），也確實歐洲少了個可與那斯達克相提並論的投資平台，但這種觀點仍忽視了美國那過度投機的投資模式，是如何因為想用庫藏股等財務花招炒短線，而反而扯創新的後腿。這裡的問題出在圍繞著創投／股市的角色與創新來自何處的分析，有一種意識型態，而這種意識型態阻礙了投機與投資透過時間來達成兩者間永續性的「健康平衡」。

迷思六：企業投資需要少一點稅，少一點官僚

創新當中確實存在研究這項元素，但理論研究與商用開發間並不存在線性的關係，就像創新與經濟成長間也不存在絕對的因果關聯。科學前沿的向前推進很重要，經濟體要發展出節點與網路來促成知識在組織跟個人之間輸送也很重要，但這並不理所當然地等於我們該對個別企業補貼研發活動，然後認為那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最好的花法。雖然從事研發得付出成本是一則常識（見迷思一），但關於研發稅務減免之有效性的質化研究，不分企業大小，都不太能體現出減稅對做成研發決策時的正面影響力。換句話說，企業不會因為可以減稅而投入研發，而只會在啟動研發後領到一筆錦上添花的現金。在現行的研發租稅低點制度下，很多國家都有一個潛在的問題是減稅的好處沒有對應到創新的義務。企業享受減稅，卻不用承諾透過減稅來實踐額外的創新。事實上，企業只需循例行的產品研發計畫，照表操課即可。所以假以時日，隨著「創業型國家」的建立，更有效率的做法應該是要取消研發減稅，直接把預算用來委託企業把需要的新技術做出來。近期荷蘭政府的作法是推出一種不對應研發衍生所得（這東西很容易變成一場迷糊仗），而直接訴諸並觸及研發人員──結果顯示這確實能更有效地創造出舊制度生不出來的「額外性」（additionality）（Lockshin and Mohnen 2012）。

更為整體地去看，凱因斯曾強調企業投資（特別是創新方面的投資）是「動物本能」的函數，而動物本能代表的是投資人對未來成長展望的直覺。而會影響這股投資衝動的東西與其說是繳稅的多寡，還不如說是一國科學基礎的強弱、一國信用創造基礎穩不穩固，還有就是教育品質與人力素質的良窳。一九八○年代的減稅並未創造出更多的創新投資，而只是影響了所得的配置，擴大了貧富差距。出於同樣的緣由，幾乎等同於稅務優惠天堂與監理弱化特區的「企業特別區」（enterprise zone），也完全不是創新集散地。我們還不如把錢省下來投資在管理得當的科學園區，想看到創新在那裡還有比較高的機率（Massey, Quintas and Wield 1992）。

在擬定創新政策之際，抗拒想訴諸各類減稅的衝動是一門很要緊的功課──包括上述的專利盒與研發稅務扣抵──除非確實有證據證明這些減稅手法可以促成原本不會出現的創新產生。主政者一定要慎防有企業抱怨「稅太重、政府管太多」，因為企業進行全球布局的目的地，不都是那些政府出錢出力去創造出環境，讓企業對景氣前景有信心，願意展現出動物本能的地方嗎？

作者簡介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www.marianamazzucato.com | @MazzucatoM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博士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益學院（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她先後取得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文學士學位，以及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她曾於英國薩塞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的科學政策研究中心（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擔任過雷金納德‧摩西‧菲利浦斯講座教授（R. M. Phillips Professorial Chair），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與義大利國家科學院（Ital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Lincei）的特選院士。

　　她獲得過的國際級獎項包含二○二○年的約翰‧馮‧諾伊曼獎（John Von Neumann Award）、二○一九年的全歐研究院斯戴爾夫人文化價值獎（All European Academies Madame de Staël Prize for Cultural Values），以及二○一八年的李昂鐵夫推進經濟思想前沿貢獻獎（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她被《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封為「三大創新思想家」之一，在二○二○年由《快公司》（Fast Company）雜誌選為五十大商業創意人士，並且被《連線雜誌》（The Wired）點名是塑造資本主義未來的二十五名領袖之一。

　　本書廣獲好評，深究了國家在推動經濟成長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至於《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2018）一書，則闡述了何以價值創造應該要獲得獎勵，價值擷取則否。

　　她針對由創新主導的普惠性與永續性經濟成長，給予世界各國政策擬定者建議。她目前以委員身分活躍於蘇格蘭政府的經濟顧問會議、南非總統直轄的經濟建言委員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之下的新成長論述建言團體、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瑞典創新局（Vinnova）的顧問委員會，乃至於挪威的研究委員會。她另外身兼義大利總理的特別經濟顧問（2020），並在歐洲委員會研究、科學暨創新執委特別顧問的任內（2017-2019）執筆了在歐盟中影響深遠的「任務導向研究與創新」報告，使得各種「任務」在歐洲委員會的地平線（Horizon）創新計劃中，變成了舉足輕重，推動計畫前行的一項嶄新利器。

譯者簡介

鄭煥昇

　　與文字朝朝暮暮，在書本中進進出出的譯者。譯有《冥王星任務》、《下一個家在何方》、《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傷風敗俗文化史》、《烈日帝國》、《性的解析》、《普羅旺斯1970》、《專業之死》、《哲學不該正經學》、《萬物的價值》等書。

　　賜教信箱：huansheng.che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