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記不得確實的時間了，但那應該是二○○七年左右。當時的我為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的博士班研究生，一心一意想處理與臺灣或東亞科學史相關的題目。某天下午，系上舉辦演講，講者便是各位手中這本書的作者：馬丁．魯維克。在介紹講者時，主持人強調，魯維克教授曾是著名的地質學者，後來轉行當地質學史家，同樣做得有有聲有色；此跨領域且悠遊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的經驗，值得各位參考與倣傚云云。演講後，系上老師與同學聚在一起討論；我的指導老師、生物學史家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叫住我，問我是否熟悉魯維克教授的研究。我說我不太清楚；老師的臉色有些凝重，說道：“You should.”

這句“You should”一直迴盪在我心裡。作為學生，我從善如流，盡可能熟悉這位魯維克教授的著作，其中便包括《地球深歷史》。從科學史的角度，魯維克教授的貢獻至少有三：首先，由於其在地質學上的造詣，當科學史界開始宣稱要打開科學的黑箱、釐清社會條件與科學知識生產的因果關係時，魯維克教授是少數能觸及此理想狀態的研究者。再者，在論及近代生物學史時，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將達爾文帶出的演化論風潮視為分水嶺；然而，就魯維克教授而言，至少在地質學史中，主要突破卻發生在一八○○年左右；在那個時期，人們終於體會到，就如同地球不是宇宙中不變的中心一般，歷史不再為人類所獨佔；人類史不過是地球歷史中極短暫的一段，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段。第三，當科學史家不再把一八○○年代的地質學視為達爾文革命的先聲，也不再把當時的思想與爭論當成恭迎達爾文出場的墊腳石，魯維克教授認為，科學史家就可多少擺脫不時為祟在科學史寫作中「勝者為王」的「輝格史觀」。

然而，即便現在的我可以琅琅上口魯維克教授在科學史上的貢獻，我必須說，除了「指導老師交代」外，當時的我看不出什麼「你應該閱讀魯維克」的理由。我不是地質學出身，也不打算研究地質學史；事實上，我必須承認，在唸高中時，地球科學一直是讓我感到棘手的科目。相較於我感興趣的生物學，地球科學涉及的時空尺度過於龐大，超乎我可以想像的地步。再者，如黃相輔博士在另篇導論中指出的，魯維克教授為虔誠的基督徒，而他一系列地質學史著作的基調便是要化解宗教與科學的對立。但問題是，我非基督徒，且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我從未體會到該對立，自然也無透過魯維克的著作來化解該衝突的必要。所以，除了幫助我一窺科學史的堂奧、進而取得該學科的入場券外，為何我需要知道魯維克教授的著作？

我的問題應該也是各位讀者的問題。在這個注意力只能維持三十秒的年代，為何你需要閱讀一本時間尺度達四十五億年的書？這需要一些理由。作為一名科學史研究者，我可以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帶領讀者，回到魯維克這個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

與魯維克喝咖啡

時間來到二○一四年的劍橋大學。當時的我是該校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的博士後研究員，不時會晃到位於自由學院巷（Free School Lane）的科學史與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聽演講。十月二十四日當天，我報名參加了該系主辦的「與科學家喝咖啡」活動，講者又是魯維克。身為該系元老的他，顯然非常重視這回演講。在演講前，他寄給與會者一篇題為“Fossils and History: Recollections across Two Cultures”的自傳；在文章開頭，他加了個段落，表示該文是為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魯維克於二○○八年獲選為該院院士）歸檔用，不是為了出版（Not for Publication）。演講當天，當時八十二歲的魯維克教授，開誠佈公、毫不藏私地回答了他反覆被問到的問題：「你是如何、何時以及為何把自己從自然科學家轉為人文學者？」

時間倒推到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魯維克與其他劍橋大學的學生，簇擁在劍橋的評議會大樓（Senate House），聆聽物理學家、小說家與科技官僚查爾斯．史諾（C. P. Snow, 1905-1980）的里德講座（Rede Lecture）。史諾的講題是〈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在該演講中，史諾認為，在當時的英國，科學與人文的鴻溝已加深擴大，至雙方難以溝通、相互鄙視的程度。就史諾而言，根本原因是，科學與人文係屬「兩種文化」；這是現行英國教育制度的結果，但對於英國未來的發展，並無好處。年輕的魯維克並未對史諾的演講留下深刻印象。日後，當史諾將其演講出版為專書、引發大論戰時，他難以理解，為何如此化約、視科學與人文除了敵對關係外別無其他的見解，竟會有那麼多人買單。為何年輕的魯維克會冷眼看待史諾的語重心長？又為何在將近半世紀後，他會撿起史諾演講的標題，當成是學術生涯的註腳？

魯維克從他的家庭教育談起。生於一九三二年的魯維克，父親為西敏公學（Westminster School）的物理老師，而教父則為中世紀壁畫的權威克萊夫．勞斯（Clive Rouse）。在魯維克小時候，他父親期許他能走上物理研究這條路；然而，一日，魯維克在花園中找到海膽的化石，大感興趣；更讓他感到驚喜的，他鑽研中世紀壁畫的教父勞斯，竟然送給他一盒菊石化石，鼓勵他走上地質學研究的道路。一九四五年，當十三歲的魯維克進入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就讀。他發現，不同於家中多元且開放的學習氛圍，校方竟要求他得在古典（Classical）與現代（Modern）中抉擇。所謂「古典」是以歷史學為主的人文學，而「現代」則為自然科學。魯維克選擇了「現代」，這讓校方頗為失望。因為，按當時英國中學教育的標準，如魯維克這樣傑出的學生，應以「古典」為職志，「現代」是留給那些「次等的心靈」（second-class mind）。即便如此，在求學階段，魯維克遇到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生物學老師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id）。里德除了帶著魯維克閱讀生物學的經典外，還指導他進行端足類（Amphipods）的分類。魯維克花了相當時間，對著圖鑑，兩眼盯著顯微鏡，探究自英國周遭海域採回來的活體標本。魯維克頗為滿意此自主學習的成果，將之寫成論文，發表在《自然史雜誌》（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上—該文也成為魯維克多產之學術生涯中的首篇論文。在高中生涯接近尾聲時，他參加了劍橋大學的入學甄試。他報考了生物、化學與地質學，於地質學的表現最為傑出。一九五○年起，他開始於劍橋大學地質學系就讀。

在劍橋大學，魯維克受益於該校的Tripos制度，即在選定專業科目前，可廣泛涉獵相關學科。一趟前往懷特島（Isle of Wight）檢視第三紀之地層構造（the Tertiary strata）的田野經驗讓魯維克對古生態學（palaeo-ecology）感興趣。依他所見，這在當時仍屬新穎的學科，既可結合他對分類學的興趣，也可讓其興趣不至於被傳統分類學限制住，而可進一步探索古生物及其環境的關係。一九五三年，魯維克以第一名畢業，且獲得地質系、三一學院等機構的獎學金，以及政府的研究獎勵，讓他可以三年為期，於劍橋繼續鑽研古生態學。一九五五年，年僅二十三歲的魯維克被聘為劍橋大學地質學系的“demonstrator”（相當於美國的助理教授），翌年更被選為三一學院的學生院士（junior research fellow）。

接二連三的榮譽與肯定並未讓魯維克就此停留在他已相對熟悉的古生態學領域。他亟思挑戰困難的博論題目，讓他可在地質學中站穩腳跟。魯維克的進取或與三一學院的氛圍有關。身為該院的學生院士，他可自在地向「古典」與「現代」領域中卓然有成的資深院士請益。這時的魯維克還未接觸到史諾的「兩種文化」；難怪，當他接觸到後，他無法接受當中「做人文者」與「做科學者」往往無法溝通，因為這並不是他在三一學院接受到的刺激。

接著，魯維克開始對「功能形態學」（functional morphology）感興趣，且把對象設定在雖有大量化石證據、然只有少量物種留存至今日、導致活體實驗與野外觀察幾近不可能的腕族類動物（brachiopods）。當他在標本館中檢視該動物的化石標本，欣賞其結構的對稱、揣摩其可能的功能時，他想起在哈羅公學時曾涉獵的生物學經典：愛德華・羅素（E. S. Russell）的《形式與功能》（Form and Function, 1916），特別是當中論及法國博物學者居維葉（Georges Cuvier, 1769–1832）的段落。

居維葉認為，透過緊密地將結構與功能整合在一起，每類生物得適應（adapt）其特定的生活模式（mode of life）。以此概念為出發點，居維葉大膽地重建他認為已然滅絕的長毛象（mammoth）與乳齒象（mastodon）的化石標本。魯維克認為，居維葉重組這些已滅絕之動物的概念與手法，有助於他對腕足動物之功能形態學的研究。於是，他到圖書館，閱讀居維葉的原典與相關手稿。

他精準掌握了居維葉至當代的功能形態學系譜，再加上三一學院對其研究的支援，魯維克於一九五八年以〈化石腕族類的功能形態學研究〉（Studies in the Functional Morphology of Fossil Brachiopods）一文取得博士學位。翌年，他在深具影響力的《地質學雜誌》（Geological Magazine）上一口氣發表兩篇論文，宣告一名年輕地質學者的誕生，以及一個少為地質學者所知之取向的成熟。在後續七年間，魯維克持續探索化石與現存腕族動物的功能形態學，於一九六五年獲聘為劍橋地質系的講師（University Lecturer）。按當時劍橋的規定，這意味著魯維克已通過終身聘任制（tenure）的考驗，可在其喜愛的領域鑽研，直到退休。

如果說已被地質學者視為「歷史」的居維葉為魯維克的地質學帶來突破，那麼，他則以其地質學研究經驗為地質學史帶來新意。原來，在細讀居維葉的原典後，魯維克感到好奇，為何如此傑出的博物學者竟會拒絕接受當時已略具雛形的「物種會變化」的演化思想，並設法撲滅之？他開始閱讀生物學史的著作，且把握各種與科學史家交流的機會。讓他失望的，其在地質學的同儕就罷了，多數他遇見的科學史研究者，多不把居維葉當一回事，甚至認為居維葉的存在阻撓了演化論於法國的生成與傳播。

魯維克不免好奇，為何科學史研究者總以後見之明來評價居維葉，而不是回到居維葉所處的時代，設身處地理解居維葉的科學及其貢獻？為何科學史家會對居維葉深具突破性的功能形態學視而不見？同時，他也感到訝異，為何不管在研究材料的選擇上，科學史研究者會如此執著於文本，彷彿其研究對象不會以圖像溝通似的？魯維克認為，如此「重文本而輕圖像」的作法，恐怕會讓科學史研究者錯估科學知識生成與溝通的方式；因為，至少在地質學界，相較於文字，研究者更傾向以圖像來思考與溝通。

最後，他也發現，相較於地質學者，科學史研究者似乎不做「田野」，也不把其研究對象的田野工作當一回事。同樣從地質學觀點，魯維克認為，不把田野及田野工作視為科學知識之生產地與實作，科學史家恐難以真正窺見科學研究者的心靈，遑論探究新理論生成的時空脈絡。於是，在一九六○年代，也就是魯維克逐步確立其在地質學的地位時，他也開始在科學史相關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拋出前述疑問，並從地質學的觀點提出解答。對此，一位「柯廷翰女士」（Mrs Cottingham）居功厥偉。

原來，柯廷翰繼承了倫敦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之創建者與首位會長喬治．格林努格（George Greenough）的手稿。該手稿未經整理，也未有研究者使用過；柯廷翰希望魯維克能幫她整理，並據此撰寫格林努格的傳記。魯維克欣然答應。在整理並閱讀格林努格的手稿與通信的過程中，魯維克發現一落信件，以紅帶繫著，上頭有格林努格的筆跡，寫著「泥盆紀大爭議」（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在謄寫這批信件的過程中，魯維克得以重訪此當代地質學者已少有人知的爭議，理解科學爭議係如何生成、延燒與閉合。日後（一九八五），運用這批材料，魯維克完成其成名作；書名就叫做《泥盆紀大爭議：紳士專業者中科學知識的形塑》（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Gentlemanly Specialists）。

一九六七年，當周遭的人都認為，這位三十五歲的年輕地質學者，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持續耕耘，同時以歷史為副業或「娛樂」，直至退休，魯維克做了讓人驚駭的決定：他離開了地質系，轉至甫成立的科學史與哲學系任教。按魯維克日後的說法，當時的他，遭逢了中年危機；只是，有中年危機的不是他，而是他在地質學系的同儕。魯維克認為，相較於正在蓬勃發展的美國地質學，劍橋的地質學者似乎都在自己的舒適圈中做研究；當美國地質學界已培育出如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這樣優秀的新生代時，劍橋地質系顯得格外死氣沉沉。當這個他自一九五○年起便生活其中的系所不能再給予他智識上的刺激，魯維克決定出走。此舉激怒了他在系上的同儕，認為這是難以原諒的的背叛。魯維克不以為意，因為他已在自由學院巷的科學史與哲學系，找到他的新天地。

一九七四年，魯維克再度出走，至荷蘭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擔任「自然科學之歷史與社會面向」的教授。他的夢想是在該校建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群。他注意到，在愛丁堡大學，有群年輕的歷史學者、社會學者與哲學者，組成科學研究部（Science Studies Unit），以全新的視野，至少不是他曾大為感冒的輝格史觀，探索科學知識與其社會條件間的因果關係。他希望能在自由大學有個類似的部門，與日後被稱為「愛丁堡學派」的學者們，共同打造「科學研究」或說「科技與社會」此新興領域。

一九八○年，自由大學遭逢政治危機；魯維克的同儕、摯友與學術夥伴遭左翼學生攻擊，而校方並未捍衛校園中根本的學術自由，這讓魯維克憤而辭職。過來五年，魯維克帶著家人，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在倫敦、劍橋、普林斯頓與耶路撒冷間遊走。一九八五年，普林斯頓大學聘魯維克為歷史系教授；魯維克希望能在該校打造科學研究的分支，未獲高層支持。一九八八年，魯維克轉至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任教；這回，他終於得到支持，於人文部門中建立以科學為對象的研究分支。在這段顛沛流離的日子裡，魯維克共出版了四本書；於一九九八年退休至今，他又出版了五本書，最新的一本即為各位手中的《地球深歷史》。二○○七年，幾乎就在哈羅公學校方要年輕的魯維克在古典與現代中做選擇的一甲子後，他獲頒美國科學史學會的最高榮譽薩頓獎章（George Sarton Medal），翌年被選做英國科學院院士。

兩種文化？

回到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當天，年邁但仍精力充沛的魯維克是如何看待史諾的「兩種文化」？首先，他不認為該說是錯誤的；因為，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不時面臨要「選邊站」的壓力。再者，他也不認為兩種文化是通盤正確；因為，在同時浸淫在地質學與地質學史後，他認為，兩者的相似性遠大於對立，共同體現了人們對於知識的追求。第三，即便自然科學與人文學有其相似性，他也不認為，研究者就該追求某種大一統的知識體系，反而是在同中求異。顯然的，如果他沒有在尋找博論題材時，潛心閱讀居維葉的功能型態學，他恐怕不會在高度競爭的地質學中一支獨秀；同樣的，若沒有他在地質學中習得的基本功，他恐怕難以帶入圖像及田野工作的分析視野，在科學史界自成一家之言。

離指導老師對我的提醒，已經十四年了；即便我的學術成就遠遠夠不上魯維克教授及我的老師，身處在既有文組生又有理組生的臺大地理系，我還是不時板起臉來，提醒學生應該做這做那。每回做此建議，我還是不時會落入我當時的疑問，為何臺灣學生得閱讀一些從不同的社會與智識氛圍中長出來的作品，除了這些作品「很有名」以外？當然，我希望學生能自己尋找“you should”的答案，就如同本文呈現的「魯維克是誰、我為何要在意他」的探問旅程。

欣見《地球深歷史》中文版的出版，以及編輯林巧玲的邀請，讓我可以有機會把這趟追尋之旅化為一篇導讀。這不是一本科普書，更不是一本教科書；這是一個生長在獨特時空脈絡的人們、不論其在今日學術分工中的地位為何、不停追問自己是誰、又該往那裡去的故事，同時也是個不安於室、為尋求最多的知識刺激、不惜顛沛流離之學者的生命故事。作為臺灣人，我們非常熟悉「自己是誰、該往那裡去」與「文理組之爭」等情節；就我而言，這便構成“you should” 的理由。

希望你能同意。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本文為《地球深歷史》（左岸文化）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