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傾向，到了2010年末，更是明白顯露。此前不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宣布說，中國上海的15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三方面檢測所得分數最高。對於這個消息，很多美國人幾乎再一次感受到「史普尼克震撼」（1957年，蘇聯在太空競賽中領先美國，率先將史普尼克號衛星發射到了太空）美國人舉國開始反省。

美國人在PISA那裡的表現這麼差，國會隨即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撥款數十億元用以改善學校教學品質。美國學生在PISA的數學測驗中，落在中國上海、匈牙利、波蘭、捷克之後，位居第31名。美國人驚嚇之餘，促成了歐巴馬政府開始實施「共同核心州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到目前為止，美國總共有42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實施這一項標準。

培養國家幼苗成為世界經濟領導人

2010年12月，美國教育部長阿恩・鄧肯（Arne Duncan）說：「說起來很殘酷，PISA測驗的結果顯示很多已開發國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們…中國教育制度之『寶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積分。近20年來，很多進步國家都已經一一超越我們；這個真相很殘酷。美國人必須認清這樣的現實。新興競爭者已經在培養他們的國家幼苗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人，我們不能再忽視自己的責任。」

他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對美國人而言，這絕對是一記警鐘，其結果對我們每個人都構成了重大的挑戰，我們不能不處理這個殘酷的真相，以認真的態度面對美國人的教育。」

但是，上海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舉上海為例來稱讚中國的教育制度，總讓人想起俄國一件相同的事例「波坦金村」（Potemkin village）。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搭配戶口制度、極高的生活費用、冷血而效率極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國獨一無二的菁英城市。

除了和黨內關係良好　其餘人都下放低品質學校

所以不僅上海的小朋友無法代表全中國的小朋友，就是上海本身住在的100多萬民工子女也都禁止就讀公立學校，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什麼PISA的測驗。香港科技大學吳曉剛教授是研究中國戶口制度的專家。十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們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學外面一間咖啡廳碰面。他說：「只要農民工子女多一點的學校，PISA就不取作樣本。」

共產黨長久以來一直宣傳教育機會人人平等，但是中國教育制度不公平，其實早在建國之初就因刻意的政策而種下了根源。毛澤東等一幫人，效法蘇聯的史達林，決定當時稀少的教育資源必須集中在少數幾間從小學到高中的公立學校上面。這些權貴學校始建於1950年代，至今還在運作，很像現今美國的一些「直屬學校」，讓畢業生大多數進入頂尖大學。

在中國，這種權貴學校叫作「重點學校」，專為剛開始工業化的中國訓練技術官僚、工程師、「專家」（依照毛澤東的想法，中國教育制度的目標是陪養「又紅又專」的學生。「又紅又專」意思是指「意識形態正確，又具有專業技能」）。重點學校只有少數人能夠入讀，主要是一些和黨內關係良好的人，其餘多數人都下放到低品質的學校。

地方財政窘境惡化了教育條件

這樣的制度十分扭曲。但是隨著1990年代中政府進行的財政改革，這種制度的扭曲更加嚴重了。當時的副總理朱鎔基施政志在必得，後來以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為人稱頌。但他當時有個艱難的任務，就是要管住一些越來越不服從中央領導的省份。

拜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之所賜，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讓這些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累積了一些預算剩餘，開始不理會中央的政令。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內，外界的觀察家此時寫出來的報告都說中國和前蘇聯一樣，即將分崩離析。

北京的領導階層知道，要管住那些不聽話的省份，就必須加強控制他們的荷包。還不用等到他1998年升任總理，朱鎔基就已經達成這個任務。之前那些省分交給中央的地方稅收只有20%，現在則是奉命交出一半以上。這些省份現在手頭上錢少了，行動就不再那麼肆意而為。但是這樣的追稅，偏偏又碰上此時中央領導階層亟欲重建並擴大社會福利，這當然包括教育和醫療保健。

湖北貧窮學生自備課桌椅上學

這兩方面此前碰上人民公社結束和國有企業改革時就完全崩潰。但是現在中央卻要地方負責為新計畫提供經費。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說：「北京擔心對廣東等這種富裕的省份失去控制。這就是『中央再集權』的理論基礎。他們對地方財政施用的辦法就是讓歲入和歲出差距擴大。」（在中國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之下，地方政府不得徵收自己的稅捐。）

正因為如此，所以朱鎔基的改革無意間造成了社會福利經費的地區差異，後果至今仍困擾著中國政府。因為這種差異，沿海富裕省份用在醫療保健上面的經費就排擠了貧窮內地的經費，也造成了區域間平均壽命的差異。譬如說，上海男性的平均壽命是80.2年，但是西藏卻只有68.4年。

也是因為這種差異，所以幾年前上海用在每一名小學生的經費平均為14528元，但是在貴州卻只有3237元，或不到上海的四分之一。因此難怪貴州等急缺現金的地區學生的輟學率比上海、北京等富裕的城市高了很多。2012年傳出湖北一個貧窮的縣份要學生自備課桌椅上學的事情，中國人驚愕之餘，網路上大家熱烈議論了很久。
 

作者簡介

羅谷（Dexter Roberts）

羅谷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報導議題涵蓋經濟改革、中美貿易與投資，工廠與農民工、人口與公民社會等等。他也曾遠赴蒙古、北韓、南韓，日本、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等地，瞭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他近期的關注集中在中國政策，如戶口制度導致的當下社會衝突和階級差距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的影響；中美競爭與中國崛起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2018年他回到美國，目前擔任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Atlantic Council's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高級研究員，同時擔任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Mansfield Center）研究員，並在政治系任教。羅谷畢業於史丹佛大學政治系，在校時學習中文兩年半。畢業後赴台灣師範大學繼續學習中文。之後回到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主修國際事務，側重於中國研究和新聞學。《低端中國》是他的第一本書。

譯者簡介

廖世德
長期從事翻譯及翻譯論述工作，現有譯作近六十冊，其中包括《敬愛的領袖：從御用詩人到逃亡者，一位北韓反情報官員眼中的北韓》、《不為人知的敵人：科學家如何面對戰爭中的另類殺手》、《不該被殺掉的微生物：濫用抗生素如何加速現代瘟疫的蔓延》、《榮格：分析心理學巨擘》，以及克里希那穆提的《生與死》、《謀生之道》、《論自由》、《心靈自由之路》、《論上帝》等書。樂意與各方朋友交流翻譯心得，個人信箱：selfliao@gmail.com

※本文摘取自《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