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促轉會公布一份1950年代政治案件的調查統計資料，結果發現，這些政治案件終審被判處死刑政治犯共1153人，光前總統蔣中正就介入970人，其中259件被改判死刑，更有18位初審判感化教育，終審被判死，有5位原本無罪，最後也被處死。蔣介石參與這些政治案件審判決策達4101次，是所有相關職務工作裡的第一名。

即使當時是戒嚴時代，也找不到任何一條法令，可以讓總統擁有直接變更判決或自行決定刑度的權力。但蔣中正的作法卻是直接用毛筆在簽呈公文寫上「處死刑」、「應處死刑」、「槍決可也」、「此人為何不槍決」等等批示。特別的是，當時政治案件受裁判人資料中，本省籍人數占55%，外省籍占45%；以當時外省人口約莫僅佔台灣總人口數一成來看，外省籍牽連50年代政治案件的比例高到嚇人。

促轉會日前表示，國防部應落實處理軍隊營區營舍的兩蔣銅像；不過國防部卻宣稱，蔣中正是國軍邁入現代化和國家化的重要領導者，在國家發展及建軍備戰上扮演重要角色；且銅像位於營區，也非《促轉條例》規定的「公共空間」。這說法再度給促轉會一個軟釘子。

台灣自詡早已完成軍隊國家化，軍隊對於台灣民主轉型與政黨輪替的歷程，也的確多抱持恪遵憲法的立場；不過軍方內部對於外界呼籲移除軍隊威權象徵的作法始終消極以對。蔡英文上台後的三任國防部長均不願積極配合，就連先前國會倡議將陸軍軍歌裡的前兩句：「怒潮澎湃、黨旗揮舞」改成「怒潮彭湃、國旗揮舞」，都立刻在軍中遭致反彈而不了了之。

軍方說，「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總統是國軍步入現代化與國家化的重要領導者，在建軍發展及國家生存史上具關鍵影響。」那軍方要不要交代一下，當蔣介石以一己好惡，隻手劃下數千人的生死簿，其中還包括他們為數眾多的軍隊袍澤時，這樣的總統對國軍步入現代化與國家化有什麼樣的影響？

說穿了，軍隊營區的銅像多已經年累月，放在那裡既不會讓任何人少塊肉，也不會讓現在年輕軍人對銅像多些緬懷追思。從馮世寬、嚴德發到現在的邱國正，一概不願遷移軍中銅像，與其說他們是要崇敬兩蔣，還不如說這些老將軍面臨龐大的同儕壓力。他既然出身自當年那個「國軍就是黨軍」、「黨軍就是黃埔軍」的軍隊政治教育時代，實在禁不起同袍那些「為了當（民進黨的）官，出賣靈魂」的質疑。面對移銅像、改（黨）軍歌的要求，能拖就拖；反正，這麻煩的差事別在自己身上引爆就好。

民主國家的軍隊效忠人民與憲法，而不是效忠任何一個統治者。如果這些老將軍（國防部長）還把自己的腦子留在昔日黨國教育的時代，那我們的三軍統帥總統女士呢？

近日，促轉會的延任問題惹得沸沸揚揚，反對者來自於許多昔日長期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學者。他們認為，促轉會似乎迷失在部門化、瑣碎化的工作，失去了引領宏觀願景和帶動社會討論的能力，長期以往將不利於轉型正義。這些反對聲浪固然有理；不過，要區區一個行政院二級單位、裡頭沒有任何傳統政治人物分貝的促轉會，在限期內引領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討論，豈是易事？

轉型正義不可能沒爭議，儘管促轉會早已就移除軍中銅像提出明確建議，但是，身為三軍統帥，也是建構這套促轉法制的蔡英文，卻似乎忌憚因此「擾動軍心」，鄉愿怕事，無可無不可，這是在轉型正義的路途上挑軟柿子吃。

外界或許可以理解少數人對兩蔣的孺慕懷想；不過，民主台灣，當然不容軍隊保存這種威權遺跡。如果總統兼三軍統帥因為種種原因無法下令移除銅像，那就應該明白宣告：由官方發動的轉型正義工程應該偃旗息鼓。領導者憂讒畏譏、依違兩端的態度，始終才是陷促轉會於不義、傷害台灣轉型正義最迫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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