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防自主包括發展無人機等,目前方向大致正確。(資料照片/攝影:朱明)
蔡政府上任以來,積極推動國防自主,其中又以「國機國造」、「國艦國造」為主要方向。然而台灣的資源有限,國防自主面臨哪些內外部的掣肘,政府又如何有效投資,創造國防產業的利益最大化,攸關台灣戰略佈局與國家安全,不可不慎。
台灣國防自主的困境,對外,台灣面對中美兩國結構性對抗:中國加速擴張軍備並頻繁騷擾台灣邊境,嚴重威脅區域和平穩定,台灣軍備提升有其時效性;美國有意在第一島鏈上,建立「精確打擊導彈網絡」,提升對台軍售的質量,進而排擠到台灣原有的國防預算。對內,台灣尋求關鍵零件與技術轉移時,經常受制於中國打壓,難以突破。尤其,台灣的國防政策因缺乏延續性,深受政黨輪替、國內外利益團體遊說影響,軍中也在國產、軍購平衡間擺盪,缺乏短中長期的擘劃。因此,政府如何引領民意,扮演倡議者與推動者的角色,相當重要。
台灣既然確認戰略威脅來自中共,且軍事實力急速向中國傾斜:兩岸軍費差距從1996年中國是台灣的1.2倍,迅速拉開至2020年的20.8倍之遙。台灣過去享有的空優受到侵蝕,且中國在東部及南部戰區部署的航母、驅逐艦、登陸艦的建置,已勾勒出對台封鎖、空襲、登陸的輪廓。因此提高軍費,發展不對稱戰力,慎選國防自主或軍購項目,皆有其必要性。
首先,台灣軍費須增加。蔡總統曾在就職演說上,針對「加速發展不對稱戰力」發表戰略談話,而國防部也以「豪豬戰略」暗示台灣無須和中國進行軍備競賽。然對比人口、經濟實力相當的鄰近國家,2020年度軍費:南韓457億美金、澳洲275億美金、台灣僅僅121億美金。此外,台灣軍費佔GDP比例1990、2000、2020年從5.7%,降到2.7%,再到1.9%。同一時間,南韓從4%,降到2.5%,至2020回升到2.8%。長年低迷的軍費也讓AIT主席莫健示警「實在太低」。
其次,政府必須穩住支持自主的軍備研發體系,包括人事、經費及政策誘因。譬如:拔擢國防自主的人才,確立國防自主的成長目標,逐年提高國防預算投資,並以自製武器、與他國合作開發為優先,確保國產預算不受軍購案排擠,進而影響現有的國產研發。另外,政府也須從財稅、教育、簽證等釋放利多,招攬技術人才進入我國國防研發體系,同時,鼓勵民間軍火製造商良性競爭、提升技術能力。
再者,國防自主除了有其必要性,包括解決設備老舊、減少依賴軍購、增加議價能力和談判籌碼;更有諸多產業效益,諸如軍民合用、技術突破、增加就業。就目前國機國造,自1988年經國號出廠後,台灣軍機研發已沈寂三十多年;部分戰機妥善率不足、仰賴國外維護又所費不貲。不過在政府決心推動下,終使漢翔成功在2019年「新式高教機出廠」,並獲洛克希德·馬丁認證,成立「F-16亞太維修中心」,兩者皆創造無數就業、技術,亦反映台灣的戰略地位。
國艦國造則包羅萬象,海軍22年建軍願景4700億、海巡署10年426億的預算,不僅創造優質就業、解決艦艇老舊問題(2艘茄比級潛艦超過70歲、2艘劍龍級潛艦服役超過30年);要求較高的「軍規」,更有機會提振台灣造船技術水準,長期產業效益不可忽視。尤其,因應中國海軍現代化的威脅,海巡署自製141艘艦艇具有「平戰轉換」的彈性,即能游刃有餘應對中國艦隊。
然而,國防自主需時間醞釀,更要關鍵技術配合。因此國防「自研自製」必須量力而為,避免無效的研發,造成預算的浪費。例如,「震海計畫」的新一代飛彈巡防艦,執行單位中科院有部分項目未達預期目標,海軍最後做出外購及國內自製併行的決定,展現勇於修正的氣度。又例如,「鴻運計畫」的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本是為解決現有登陸艦老舊問題,但面對中國可能攻台的劇本,及台灣作為防禦的一方,象徵意義恐怕大於實質。
據美國國防部《2020中國軍力報告》及2018年發表於外交政策的《台灣可以打贏中國》皆預示中國可能攻台劇本:衛星監測、特定登陸點、海空聯合封鎖、光纖或通訊干擾封鎖、對台精準空襲、特種部隊空降與兩棲登陸;對外透過嚇阻、拖延來達成反介入作戰。另從軍事發展觀之,已知中國在艦隊、中遠程飛彈、防空系統有超前的表現。那麼,掌握共軍突破第一島鏈的意圖及動向,將有助於提供台灣國防自主的重要指標。
筆者認為,台灣在軍費須擴張的前提下,目前國防自主方向大致正確。然從中共攻台模式,以及美軍過去4年對台軍售強化「不對稱戰力」的內容,包括:MQ-9無人機、AGM-84魚叉防艦飛彈、MK48重型魚雷、資訊通信系統、反輻射飛彈等防空飛彈,頗有借鏡之處。我國下階段國防自主應在能力所及範圍內發展:(一)傳統配備面,加強防空飛彈、防艦飛彈、輕型艦艇;(二)非傳統配備面,包括:無人機、電子作戰、通訊與反衛星干擾、反彈道飛彈、機動性的通訊設備;(三)部署面,在可能登陸點、易受攻擊的敏感地點部署更多防護;並善用台灣地形優勢,加強游擊訓練及相關配備生產等,方能擴大台灣國防自主的效益。
※作者為立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