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領導保守黨在大選中、取得自邱吉爾和柴契爾夫人以來最輝煌勝利的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稱：「這是破曉時刻，拉開了下一階段的序幕。這是新時代的黎明，從今日起，我們與家人的命運和機會，都不再因為我們在國家的不同地方成長，而受影響。這是我們團結的開始，也是更上層樓的時刻。」

歐盟最終目的：消滅主權國家，歐洲一體化

歐盟這個由各國派出的非民選官員組織的超級政府，實際上是由各主權國家讓渡部分主權與法律自治權組成。力倡成立歐盟的法德兩國，都很清楚歐盟設立的最終目的是消滅主權國家，達到歐洲一體化，為世界大同提供樣板。這個歐洲超級政府當然由法德控制。

英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在歐洲議會任保守與改革黨團祕書長期間觀察到，對於普通歐洲人來說，錢已經花光了，他們正深陷經濟危機。幾十年勞工權利立法的效果是，歐洲的權利越來越多，工人卻越來越少。然而，對歐盟官員和日益膨脹的靠布魯塞爾經費養著的諮詢顧問、合同制人員、尋租階層來說，完全不存在錢荒的擔憂。當各國政府忙於縮減國內財政開支時，省下的每一分錢都流向歐盟。

盎格魯圈與歐洲關於「公民權利和自由」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在盎格魯圈內，公民權利是先輩們在歷史上某一時刻贏得的、作為一項歷經世代流傳下來的確定不移的權利。而歐洲對於公民權利的觀念，則認為它是政府授予的。

他們把人權全部規定在憲章裡

盎格魯圈的激進主義是平等派、憲章運動和早期英語國家貿易聯盟的活動家；而歐洲激進主義的哲學靈感來自黑格爾（Hegel）和赫爾德（Herder）的集體主義著作，尤其是盧梭信奉的民眾「共同意志」可剝奪公民私有權利的理念——這樣的哲學相信權利是普遍的，由法律授予並受到政府保障，而非從習慣中繼承。這和普通法中「自由個體凝聚成自由社會」的觀念非常不同。觀念的差異，導致實踐層面的背道而馳：

歐陸模式有一個明顯的缺陷：他們把人權全部規定在憲章裡，這樣一來，相關原則就只能通過國家設立的法庭解釋，最後守護自由的重任就落在少數人手裡。如果這少數人淪陷了，自由即無從談起。……在盎格魯圈，對自由的爭取是每一個人的事。換言之，歐洲大陸的自由存在於理論中，而盎格魯圈的自由存在於事實中。十九世紀保守黨首相迪斯累利說：「比起他們紙上談兵的自由主義，我更喜歡自己享受到的自由；比起人的權利，我更在乎英國人的權利。」

對於歐洲，柴契爾夫人說過一句精彩的話：「人類所有的災難都來自歐洲大陸，而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來自說英語的國家。」與其他英國保守派政治家一樣，她對歐盟充滿疑慮，反對歐陸國家內部日益增長的「反美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反美就是反英，難怪雷根總統會感激柴契爾夫人說：「有時，她還要額外替美國承擔嚴厲的批評。」

不能盲目跟隨「歐洲聯邦主義」

柴契爾夫人在任期內遭到來自歐盟以及英國國內歐洲派的強大壓力，她苦口婆心地勸告國人，不能倉促而盲目地跟隨「歐洲聯邦主義」。在歐盟框架下，「法—德集團重新現身，並按照他們自己的日程安排主導著歐共體的發展方向」。她將歐洲一體化進程稱為「巴別快車」——跟聖經中的巴別塔並列。在歐洲統一的理想的名義下，浪費、腐敗和濫用權力達到誰都無法接受的水平。

與奪命狂奔的「巴別快車」的方向相反，柴契爾夫人堅持英國主權和英國價值：「我不願放棄我們控制移民的權力，抵禦恐怖主義、犯罪、販毒的權力，以及採取措施把危險疾病的載體拒之門外從而保障人、動物和植物的健康的權力——所有這些都需要對邊境進行適當合理的控制。」        

什麼是英國持守的觀念秩序

早在1679年，英國政治家亨利．卡博爾在下議院的演講中就指出，以英國為代表的新教世界，堅信上帝所賦予人的自由與尊嚴，人享有不被任何力量奴役的權利。基督新教帶來符合聖經的敬拜儀式和教會組織方式，也帶來符合聖經的政府形式。當代人把英國、美國、瑞士和尼德蘭的議會憲制政體與法國、西班牙、俄國、中國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專制政體做一番對比，就會清楚地發現宗教信仰對政治制度的決定性影響。

政治哲學家阿克頓指出，在伊麗莎白一世去世之時，英格蘭在政治上就與歐洲大陸分離，並沿著一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很久以前，政治觀察家們已經認識到島國制度與眾不同的特點和優勢。英國的制度建設是在古老方法的基礎上，從傳統和先例著手。這些精明方法的聯合或選擇使用，是英國傳統的顯著特徵——聖經、《大憲章》和《權利法案》一脈相承。

邱吉爾更是敏銳地意識到，英美擁有同一個觀念秩序，英國在反對納粹戰爭中所捍衛的原則，也正是美國自開國以來堅守的信條。

「獨立宣言很大程度上是輝格黨人反對後期斯圖亞特王朝和1688年革命的重新申明。」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所捍衛的是同樣的觀念：絕對產權、請願權、代議制政府、普通法與陪審團制度的司法保護、持有武器的權利……這些觀念，一開始是被英美所獨享的，然後突破了種族和文化的限制，被更廣泛區域的國族所吸收。

柴契爾夫人尊重英國的新教傳統，在所有英國當代的首相中，她公開強調自己是虔誠信徒超過其他任何人。她的政治及宗教都建立在個人選擇及個人責任優先的基礎上，「基督教啟迪的核心，就是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

對歐盟背後大一統、集權主義的幽靈加倍警惕，「作為一個島國，我們很不習慣身分證加警察這樣專制的大陸型控制體系」。她反問道：「難道英國的民主、議會主權、習慣法、我們傳統的公正感、我們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國內事務的能力，都要受到與我們的傳統有巨大差異的歐洲官僚機構的遙控嗎？」她不信任「在布魯塞爾發號施令的超級歐洲國家」。她像大衛挑戰歌利亞一樣挑戰歐盟：

我最終還是別無選擇，只能與歐共體大多數國家背道而馳，高舉國家主權、自由貿易和自由企業制度的大旗勇敢戰鬥。我在歐共體內或許受到孤立，但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歐洲統一主義者才是真正的孤立主義者。……當蘇聯這個最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處在崩潰的邊緣時，他們卻著迷於各種中央集權式的計畫。

40多年後，終於到了夢醒時分。歐洲的歸歐洲，英國的歸英國，英國「脫歐盟，以自由」。而歐盟的未來越發暗淡。

 ※本文摘自《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