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猶太裔記者米爾頓．邁耶（Milton Mayer）在威瑪共和國的末期深入德國訪問，與當地的德國家庭共同生活了長達十年之久，結識了十個支持納粹的德國朋友，他嘗試從這些人身上找到「正派人」如何且為何成為納粹的答案。他發現，納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更是一種十分適合一戰後德國人氣質和心態的世界觀。

納粹征服德國人的心靈，也壓垮了他們

他進而指出德國的去納粹化和轉型正義的艱巨性：「在任何情況下，對德國人進行治療，都不會是沒有代價的，也不會有任何處方能夠確保治癒。」在德國問題再次成為歐洲和歐盟的核心的當下，這樣的觀察和結論並未過時。

美英法占領當局本來要對西德全面去納粹化，但冷戰的爆發使這一過程被迫中斷。西德的民主化和美國化遠不如日本：日本是由美軍單獨占領，儼然是「日本總督」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戰功卓著，而且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遵循其清教徒觀念秩序對日本做出大刀闊斧的改變；西德由美、英、法分別占領，各國占領區的政策並不統一，且缺乏麥克阿瑟式的靈魂人物，加之蘇聯的威脅近在咫尺，安全問題迫在眉睫，使得除垢工作虎頭蛇尾。

1946年，美國占領當局釋放了被關押在巴本豪森—達姆施塔特戰俘營的德國戰俘，美國陸軍部在大門上貼出一份公告，這份文稿是典型的美國式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

無論是黨衛軍成員舒爾茨還是下士米勒，在你們跨出這道大門之時，你們的步伐會把你們引向自由。遺留在你們身後的是數月和數年的奴隸般的屈從、數年的殺戮和數年間人的個性遭受難以置信的羞辱。……你們不要自責。你們受到了蒙騙，盲目追隨了錯誤教義的呼召。自現在開始，你們在家庭圈子中的生活，能夠展現出自由的和泰然自若的情態。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在1946年，美國管制區57%的民眾對轉型正義工作表示滿意；到了1949年，滿意度只剩下17%。原本接受美國委託執行海德堡大學去納粹化工作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因為看到轉型正義理想無法實現，失望地離去，轉往瑞士巴塞爾大學任教。雅斯培的離去，成為終戰之後，原來在納粹時期耿直堅忍地以「德國良心」留在德國家鄉，此時反而黯然離開的著名例子。而海德格、施密特（Carl Schmitt）等納粹御用學者，很快復出並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地位。

自以為轉型正義優於日本

第一位社民黨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在納粹屠殺受難者紀念碑前下跪，德國政府拿出巨款來賠償以猶太人為主的受難者群體。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著作大大強化了這一觀點，他發現德國知識分子特別討厭日本，他們認為：「我們德國人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員，講究實事求是，因此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對外侵略的歷史。可是日本人則不同，他們以所謂的『東洋文明』為由，不想承認錯誤，這難道不是軍國主義思想的體現嗎？」但這件皇帝的新衣經不起推敲。

日本記者三好範英反駁說，德國為了要平衡納粹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唯一的惡」，對歷史採取斷然二分的態度，以全然的否定來顯示對自己過去的「克服」。由此，所謂「以罪為傲」讓德國在戰後重新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通過和日本的比較，產生某種道德優越感，日本成了德國重新做人的道德對照組——德國台面上人物屢屢公開批評日本戰後對待歷史的態度，但這恰恰是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式的自豪表現」。

悄悄地成為歐盟領頭羊

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之後，聯邦德國成為歐洲第一大國、歐盟領頭羊。德國通過加入歐元、歐洲單一市場、追求「歐洲一體化」、輸出福利國家概念等政治經濟手段，逐漸實現其野心。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德國難以擁有昔日的軍事力量，但它對東歐一帶將持續保有地緣政治的野心——歐盟東擴最大的受益者是德國，德國得以掌控大部分東歐與巴爾幹半島地區。

在德國長期執政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其觀念秩序在東德共產黨時代就已定型。梅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被視為中間偏右，但梅克爾本人比社民黨更左——那些特別標明為基督教政黨的，往往是沒有基督信仰甚至敵基督的政治力量。梅克爾並不珍惜德國和歐洲的基督教傳統，敞開大門接納百萬穆斯林難民，大大稀釋德國的基督教傳統。

命運與歐盟糾纏在一起

歐盟體制是帶有德國烙印的官僚政治產物，是個超越現有國家實體的跨國管理機構，它並不民主，其官僚機構不需要對歐盟選民負責。歐盟不可能通過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嚴重官僚化且腐敗，如同一個擴大版的普魯士模式。歐盟的困境也是德國的困境。

在美中進入新冷戰的國際格局之下，梅克爾政府堅持與中國結盟，儼然要「脫歐入中」。 美國與中國的衝突烈度，將超過冷戰時代的美蘇對峙。全球所有國家都必須選邊站。如果德國選擇站在中國一邊，那將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第三次選錯邊。

近年來，在一個眾所周知的「民族品牌」指數排行榜上，德國位列第二位，僅次於美國。然而，「何為德國」的答案仍眾說紛紜，遠不如「何為美國」清清楚楚。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提出「憲法愛國主義」的身分認同，但若完全拋棄歷史、民族和宗教信仰，憲法何以成為效忠對象？戰後，德國新教和天主教都日漸衰微，甚至比在嚴酷壓迫下的納粹統治時代的影響力還要小。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那些飽經滄桑仍金碧輝煌的大教堂中，除了少許白髮蒼蒼的老人，就是蜂擁而至的亞洲遊客。

何謂「歐洲文明」？

德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是最反對宗教（基督教）的一群人，他們認為，德國和歐洲的身分不能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因為德國和歐洲國家正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大部分還成了擁有多元化宗教信仰的社會。

英國學者斯蒂芬．葛霖認為，如果說存在一個與現代歐洲的宗教意識平行的東西，這種東西既不是基督教世界的統一，也不是神聖羅馬帝國宗教改革後奉行的「在誰的地盤，信誰的宗教」，它更類似於歷史學家吉朋對羅馬帝國晚期宗教生活的描述——「對於人民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真實；對於哲學家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虛假；對於政府而言，所有宗教都一樣有用。」

然而，這些自由派（左翼）知識分子無法解決的悖論是：如果抽去作為「屋角石」的基督教及其觀念秩序，「普世價值」還能剩下什麼？法國式的啟蒙主義能夠定義德國何以成為德國嗎？「普世價值」既然是「普世」的，又如何成為德國及歐洲的身分認同和核心價值？無法準確定義何謂「歐洲文明」的歐盟憲法的難產，絲毫不足為怪。

作者簡介

余杰

1973年生於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倡導者於一身，著作六十餘種，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多個領域。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奬」等獎項。

著作包含《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用常識治國》等書。

 ※本文摘自《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