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台灣恢復上班上課；在疫情緊張的此刻，一定會有不少「為何不停止上班課」的爭執。關於這一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創始主任麥可．歐斯特宏 （Michael T. Osterholm）在他的新書《最致命的敵人：人類與殺手級傳染病的戰爭》（春山出版）裡提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許多國家在沒有數據支持的情況下倉促關閉了學校；但事實上，亞洲有兩個進步文明程度相當的國家（城市）香港與新加坡，其中香港關閉了學校，而新加坡沒有，結果發現，兩地的病毒傳染率幾乎沒有差異。

這位全球知名的流行病學專家提醒，任何公共決策，都要考慮極其複雜的連動效應。如果學童必須停課回家，許多家庭會請祖父母來幫忙帶小孩，這可能增加老人的感染率，而COVID-19在老年人身上造成嚴重病情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年齡層。此外，許多醫療機構有多達35%的醫護人員家裡有學齡孩童，其中有多達20%沒有其他照看孩童的選擇，如果學校關門，會令他們左支右絀，停課可能造成20％的護理人員停工，而這些醫護人員在瘟疫蔓延之際，是絕不可或缺的人手。

舉這個例子，是因為外界習慣用「控制疫情」與「維持經濟運作」的二分法來看待疫情之下是否繼續上班上班的兩難，但其實真正的公共政策決策遠比這更為複雜。政治社會系統的運作實在太過龐大，光是「維持上班課」的決策，可能就涉及「保護年長者」及「維持醫療量能」的特殊考慮；那些侷限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價值關懷，以及意識形態的批評，更可能有時而窮。

台灣疫情擴大，許多人開始追究「戰犯」：怪「獅子哥」為何活動力這麼強，怪華航機師不自愛，怪諾富特的飯店管理太鬆散，怪當初協調縮短機師檢疫的立委要負責，怪指揮中心沒有力挽狂瀾，怪為什麼不普篩，怪為什麼引進疫苗如此之慢………

大多數災難的發生，都是匯集了好幾個原因而導致，有些互為因果，有些彼此平行。昨天傳出，最早的感染者可能在4月6日就發病，遠早於諾富特飯店群聚事件。如果真是如此，我們要怪誰？怪這個政府為何不及早封鎖邊境、與世隔絕嗎？這樣的作法有任何可行性嗎？這樣的追責有意義嗎？事實上，這種類流感的瘟疫傳播，就像一陣風，我們無法阻止風吹，就如同我們很難徹底抵禦病毒的入侵。

追責的意義在於防堵下一個漏洞，但它無法改變任何一件已發生的事實。更甚者，一個互相指責、謾罵以及對立的社會，絕對無法成就一個完善的防疫共同體。麥可．歐斯特宏說，面對任何一場瘟疫而言，有效的領導舉足輕重，任何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之務在於提供正確而最新的資訊，而不是帶有私人意圖的政治運作。如果領導人的聲譽受損，社會大眾將無所適從；如果社會大眾能接收到誠實而有直接了當的資訊，就不會恐慌，社會也就能學著同舟共濟。

瘟疫之下，我們對於政治領導人的要求在於此，而這個國家的公民以及其他黨派的政治人物，也應該以此要求自己。不輕易地發怒，不要用自以為是的正義到處追責，不要轉傳來路不明的訊息，照顧好自己，盡量別讓自己成為別人的負擔，才能成就一個互助的防疫共同體。

去年瘟疫剛爆發的時候，前副總統、也是台灣的流行病學專家陳建仁在臉書上貼出一張「瘟疫中的我」圖卡，很值得此刻拿出來審視：

「瘟疫中的我」分為「驚慌」、「學習」到「成長」三個階段，「驚慌」時，有許多不能接受與憤怒的情緒，甚至容易動怒；「學習」階段開始認識自己的情緒，放棄許多不能操控的事，意識到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在盡力盡責；直到「成長」狀態，開始有同理心，顧念別人，感激別人，甚至願意自我奉獻。

「瘟疫中的你」正處於哪一種狀態？只有更多人意識到防疫必須「同島一命，團結抗疫」，台灣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走出這一次的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