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本土確診個案的暴增，使得台灣防疫政策面臨重大的挑戰，外有中國啟動的認知作戰威脅，內有在地協力者扮演擴散傳遞的功能，最大在野黨又刻意採取為反而反杯葛到底的立場，社會瀰漫了焦慮與恐懼的氛圍。

在悲觀的集體意識中，其實也開始看到一線希望曙光。台北市啟動的快篩陽性率逐漸下滑，確診人數也維持在百人以下，顯見三級警戒的相關防疫規範產生了閉鎖效應；新北特定地區雖然情勢險峻，但設立更多快篩熱點與維持既有規定下，疫情應該會收斂與控制。

此外，最大的利多恐是國人關注的疫苗供給的問題，由於先前藍營政客、媒體人不斷透過普篩或封城的「假議題」，試圖營造國人「疫情失控、政府失能」恐懼意識，在求助無門的條件下最終再把「真議題」的中國疫苗的殺手鐧殺出。

然而，這些風向近日被一連串的好消息給戳破；政府採購的AZ疫苗等國外疫苗將在五月底、六月初陸續送抵國門，國產疫苗也將在七月提供國人施打，北韓又傳出金正恩因為官員注射中國藥物致死，導致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疫苗的新聞，看在藍營人士眼中不知作何感想？

從宏觀層面思考，台灣在這個疫情的轉折點中，除了需要盤點全國的醫療資源與量能外，也可以藉由SWOT分析，透過「內部、外部」條件與「正面、負面」因素兩軸交錯的四個變數中，評估自己在內在組織制度與環境下的策略模式，作為未來防疫政策調整的憑藉。

中國的普篩是在幫黨處理問題

台灣的優勢（strength）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下的「強國家、強社會」的治理能力，不論是逐漸抬頭的公民意識，或是「國家/社會」或「政府/企業」之間的合作模式，都使得防疫政策存在更多的協調與互惠關係；這與威權體制那種由上而下的宰制、鎮壓模式存有巨大差異。此外，民主政治擁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當疫情出現動態變數時，得以在輿論監督與公眾參與下達到溝通對話與調整的效果。

持平而論，民主政體全然不存在隱匿疫情的問題，除了政府並不畏懼疫情擴散倍增的確診數字，資訊的充分揭露才能讓政策進行機動調節，也讓人民適當調整自身行為模式。只有威權政體刻意隱匿資訊的真實性，唯有在國家宏觀調控或所謂「維穩」的考量下進行強制性的政策作為。

舉例來說，台灣當下在疫情熱點進行的快篩就與中國式普篩截然不同：資訊揭露、準確目標性、自願主動才是台灣篩選的政策意義，這與藍營政客所主張的普篩存有天然之別，一言以蔽之，台灣的快篩是幫民眾解決問題，中國的普篩是幫黨處理問題，二者豈能一概而論？

毀滅性的杯葛

相對來說，台灣的劣勢（weakness）則是多元開放社會所存在的「不效率」，即便這種問題也是制度本身的限制，亦可視為組織文化下的交易成本。消彌交易成本的方式只有透過資訊公開、法律規範、社會資本累積的信任感等方式達成。

然而，民粹社會與非理性的政治參與反而強化了防疫「外部性」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在野的國民黨實在難辭其咎，建設性的監督與毀滅性的杯葛的差異在於理性問政，為反而反或是無限上綱的行為只會扭曲了政黨政治的邊界，徒增政治溝通與執行的成本。

台灣的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反而是一體兩面的變數，關鍵都在於中國身上。中國意圖改變國際體系、區域權力平衡、全球經濟分工、台海情勢的作為，業已引發民主國家的擔憂，但是台灣在民主政治、地緣政治、生產供應鏈、防疫成就這幾個層面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台灣的安全牽動世界政經情勢中，機會之鑰就掌握在我們手中。

習只要一次性解決台灣問題

另一方面，習近平在邁向「中國夢」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解決台灣問題也是他不可或缺的機會之窗。國家統一象徵達成中共「洗刷歷史恥辱」的永恆目標，習的歷史地位一舉超越毛澤東與鄧小平；掌控台灣就能穿透第一島鏈，讓中國躍升為太平洋國家；兼併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就能控制全球經濟命脈，中國將成為世界體系中新核心；消滅台灣民主則驗證民主不僅不是普世價值，更不適用華人世界，唯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是取代民主政治、多元社會、市場經濟的新典範。

只要一次性解決台灣問題，習近平的中國就能擁有各項歷史意義、政治權力、經濟生產、制度文明的附加價值，自然成為台灣最大威脅來源。

危機就是轉機，台灣如何利用內在制度優勢與外在環境的機會，因勢利導走過難關，除了憑藉領導者的智慧外，更有賴於國人的自覺！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