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發生在歐洲的恐攻浪潮，從奧斯陸、哥本哈根、巴黎、布魯塞爾、尼斯、慕尼黑，表面上凸顯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或常態：恐怖攻擊在西歐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若是回顧西歐歷史，1970-1990年代西歐恐攻的受害者，事實上遠多於過去這幾年的數目。

光是洛克比爆炸案的1988年就有437人死於恐怖攻擊，1980年也有404人遭到恐怖攻擊殺害；而1974年北愛爾蘭衝突最高峰時，在英國、愛爾蘭、義大利共有403人成為恐怖分子殺害。2015年，包含查理週刊與11月巴黎恐攻在內，共有160人遇害。2016年到法國尼斯恐攻為止，共有118人遇害。

整體而言，在近一兩年西歐大多數的恐攻，都發生在法國，同時造成最多的死亡數。2015年160名受害者中有148人於巴黎被害；2016年迄今118個受害者中，有86人命喪巴黎。上述的現象與法國在北非的殖民歷史、境內眾多龐大的穆斯林社群、參與美國的反恐戰爭以及從「伊斯蘭國」返回歐洲的聖戰士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

梅克爾難民政策受挑戰

今年七月繼法國尼斯恐攻後，德國似乎也被這波恐怖浪潮侵襲。先是在烏茲堡、然後慕尼黑、羅伊特林根以及安斯巴赫四個德國南部城市，連續發生四件砍人、槍擊與爆炸等恐怖手法式的攻擊事件，似乎很容易歸罪於與梅克爾的難民政策。

慕尼黑的兇嫌桑波里，具有德國伊朗雙重國籍，因此顯然與德國難民政策無關。其他三件攻擊事件的兇嫌雖然都是難民身分，但烏茲堡的兇嫌可能聽到朋友在阿富汗受害的消息，心理遭受創傷。安斯巴赫的兇嫌，曾有精神病就醫紀錄。羅伊特林根的敘利亞兇嫌與其受害者波蘭婦女，原本就熟識，甚至有親密關係，犯罪本質趨向於「激情犯罪」。

因此，問題的癥結不在於難民政策本身，因為絕大部分的難民都是安分守己，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來自戰區受到極度創傷的難民，心理層面的照護，可能尚嫌不足。

整體而言，此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性質可能游離在精神問題、殺人狂與恐攻之間，即使如此，依照國際學術與實務界的標準，孤狼式恐攻的動機除了一般認為的政治、宗教或種族因素外，更可能是個人議題式的因素，包含引起大眾的注意或是因為精神問題，導致的暴力行為。

避免過早推論和選擇性觀察

可預見的是，德國右派批評的力道會持續加強，相對而言左派團體的人道訴求，會暫時顯得無助。但是對德國社會來說，目前的反應相對沈穩與克制，展現強大公民社會的力量。

德國的安全部隊在這兩次事件中，快速、沈著與專業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國家級的反恐行動，正好是德國社會防衛力量的絕佳展現，而其防衛措施也是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德國公民也展現熱心助人的一面。

德國政府似乎已經從去年開始在法國與比利時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學到教訓，嚴肅面對任何恐怖攻擊，並且做好充分的準備。此次德國反恐部隊的優異與自信的表現，整體而言，它促使德國民眾維持了對國家、政府與對自己的信任，德國並無因為一系列的恐怖攻擊，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而這應該是此一恐怖週唯一的正面消息。

雖然近幾年歐洲不斷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但實際上受到恐怖攻擊的機率仍然非常低，尤其遠低於1970與1980年代的西歐，但是政府與專家學者，仍應全力以赴，降低恐怖攻擊的風險。政府與民眾應該極力避免過度或過早做出推論或是選擇性觀察。

對台灣而言，雖然國安單位評估我國為恐怖攻擊的「低風險國家」，但是根據「2015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標」，台灣的恐攻風險仍高於日本、南韓、新加坡與越南等亞洲國家；更何況近幾年台灣已發生楊儒門、高寶中、胡宗賢、鄭捷與林英昌等孤狼恐怖攻擊手法的暴力事件。這類事件我國政府通常定調為「單一重大維安事件」或是「偶發性社會重大刑案」，整體而言，政府將其定位於「治安層次」，而非「國安層次」，此一作法雖然有安定人心，降低敏感性的功用；但是千萬不要有掩飾太平的心態，國安單位仍應加強防範，做好準備，以回應本土孤狼恐怖攻擊的嚴峻挑戰。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