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意識型態下，中國共產黨自居為從前受到剝削的少數民族之解放者以及平等權利之分配者。為了把它付諸實行，首先必須得確定中國境內有多少個民族，這樣才能實行平等的原則。

簡而言之，中共之平等宣言面對的關鍵挑戰，便是要畫分並確定「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具體組成「民族」。然而，在所有的不同群體之中，什麼類型的族群具備「民族」的資格並成為地方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裡官方設定的參與者呢？

中共政權鞏固不久，1953年開始民族識別

考慮到有些族群的相對支配地位和歷史上的重要性，他們成為不證自明的候選民族，諸如漢族、蒙古族、回族、滿族與藏族；可是，其他少數族群則需要更謹慎地加以確認。從1953年開始的大規模民族識別工程便決定了哪些族群可以被官方標誌為「民族」。

中共鞏固政權與復興經濟不久，便在1953年開始了民族識別。不過，實際上中共於1949年後半期、1950年初占領西南地區之後，因為控制這些邊疆區域需要當地族群的合作，「民族工作」便隨即開始。因此，到1953年，處理「民族事務」的全國性行政等級機構已經建立。再者，各地還成立了許多民族大學與幹部學校，另有，政府提出、通過並實施了許多民族政策與條例。

「訪問團」赴各地慰問地方菁英、解釋政策

為了消弭少數族群人民的疑慮和抵抗，中共在1950至1952年間數度派遣中央「訪問團」去少數族群居住地，慰問少數族群，對他們解釋中共的民族政策。在安撫地方少數族群──尤其是地方菁英──的同時，這些訪問團會蒐羅當地社會資料，例如族群的類別或名稱、人口、語言、歷史、經濟、貿易、教育、衛生和文化特徵。有些省仿效中央的模式，也派遣自身的訪問團到地方族群區域慰問。

1950年6月的「西南訪問團」為第一個中央訪問團，團員來自20多個部委，人數超過120人。此後還有地方幹部及學者的加入。西南訪問圖由資深革命元老劉格平領銜，夏康農和費孝通任副團長。他們3人各自帶著一個分團，劉格平去西康省，費孝通去貴州省，夏康農則到雲南省。與此同時，中共也邀請地方菁英組成「參觀團」或「代表團」訪問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其他足以讓這些人對新中國的發展進步感到印象深刻的城市。雲南參觀團的成員有30多位，他們前往北京並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典禮，還與領袖人物如紅軍之父朱德等會面。離開北京之後，雲南團又去了其他大城市參觀。

當費孝通的團隊抵達貴州時，部分為中共的善意所感染，30多個族群要求被認定為「民族」。假使貴州訪問團成員們知道族群複雜的雲南有超過260個族群單位提出申請的話，他們應該就不會抱怨了。雲南訪問團1950年6月抵達昆明時，有30多位地方幹部及學者加入，其中包括一位雲南省副主席。訪問團利用機會與各族群會面，同時進行個案研究。他們下車伊始，便與參加雲南省第一次農民會議的少數族群農民進行訪談。而後雲南訪問團分為數個工作小組，每組各自分配了地方調查的任務。從1950年8月到1951年5月之間，這些工作小組訪問了宜良、麗江、保山、大理、楚雄、武定、蒙自、普洱、文山，訪談對象超過23萬名少數族群幹部與群眾。

此外，他們還協助地方政府舉辦了四次少數族群代表會議以及為少數族群幹部舉辦了兩次培訓班。訪問團總共完成了20個村落調查以及十多種研究。這些資料再加上蒐集的其他地方資料，1951年7月編輯成《雲南民族情況匯集草稿》百餘件，內容多達一百多萬字。雖然中央訪問團的主要目標是要解釋新政權的民族政策，不過他們的調查或多或少也觸及到民族議題，有時還涉及民族名稱。這種方式與研究風格（案例研究）後來也為「民族識別」所採用。因此，公平地說，中央代表團可以說是民族識別的預先排演。

少數族群問題上，雲南地方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雲南不只是一個少數族群居住的省分，也是一個邊疆省分。也就是說，有許多族群的生活跨越了邊界。除了土匪之外，國民黨軍隊的殘餘勢力依然活躍於緬甸的熱帶叢林內，這使得雲南的民族工作變得更加敏感。相應之下，中共最初的作法也相當謹慎。整體而言，中共強調在進行相關族群決策之前，對地方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一理念在雲南被視為指導原則。中共雲南省委在1950年2月通過了工作原則，強調「宜緩不宜急，講團結不講鬥爭，反左不反右」，反對急躁冒進，決定暫時保留土司制度。簡而言之，在一開始的時候，中共是企圖控制並穩定地方，而不是急於改變。

1950年底，雲南召開了民族工作的一個會議。中共雲南省委根據初步調查，將全省分為兩個區域：少數族群聚居居住的內陸區以及還有土司制度依然存在的「邊沿區」。兩個區域施行不同的政策。內陸區中共立即發起已在中國內地實施的土地改革等活動。到1952年，內陸區的土地改革已然完成。

派人與少數族群上層人士打交道、結盟合作

邊沿區共16區（包括麗江、德宏、西雙版納、迪慶、臨滄、思茅等，多數位於國界一側）的經歷則頗為不同。這一區域的傣族、哈尼族、藏族、彝族、白族、景頗族、傈僳族、佤族、布朗族以及漢族，人口加起來共兩百萬（約占雲南總人口數1/8），都處在地方土司的統治之下。邊沿區暫不實施土地改革，而是進行調查工作。1950年至1952年間，中共在邊沿區的主要工作目標為「疏通民族關係」。其基本狀況是，中共派遣各個工作團去與少數族群的上層人士打交道，和他們結盟合作，並通過他們和族群的下層民眾接觸。本質上，中共力圖贏得族群菁英們的合作及擁護。馬曜在德宏地區之經歷，便說明了這項政策的必要性。

1952年夏季，負責雲南民族調查及研究的民族工作副祕書長馬曜，率領了200多人的保山民族工作隊前往德宏。他們發現，他們一到村莊，那裡的男人跑，女人躲，小孩哭，全村雞飛狗叫。馬曜與其團隊只好宣布，除非獲得地方族群上層的同意，否則不會改變土司制度，不會實施任何改革。於是，少數族群的疑慮才慢慢消失，而在地方上層人士的協助之下，馬曜才開始接觸到一般民眾。馬曜的經歷表明，為什麼系統性的民族調查──即「民族識別」──要到1954年時才開始啟動。

經過一系列步驟，1954年中共方面認為進行民族識別的時機已經成熟。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已經鞏固；其次，從上到下的行政等級制度已經建立；最後，中共已經從初期的活動獲得某些經驗、資訊和幹部。這也就是為什麼1950年至1953年這段時期，一般被認定是民族識別的第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共從400多個候選民族之中，認定了38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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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1963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的非漢人族群被歸入為53個「民族」。

珞巴族於1965年被識別為民族，基諾族於1979年被識別為民族。自基諾族以後，中國政府便沒有識別認定新的「民族」了。官方認定雲南有25個民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壯族、傣族、苗族（仡蒙族）、景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納西族、瑤族、藏族、布朗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諾族、水族、滿族、蒙古族、布依族和獨龍族。此外還有一些未獲識別的族群，如克木人及苦聰人。

自基諾族被認定為民族之後，民族識別便被凍結。1987年，中國政府宣布民族識別「基本完成」。

「完成」一詞暗示未來不會再承認新的民族，「基本」一詞卻暗示依然有「遺留問題」之存在。遺留問題有二：其一是去識別尚未被識別者；其二是重新識別對識別不滿的族群。自基諾族被認定為民族以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民族數量便固定下來，雖然相關研究與工作依然持續進行。

在鄧小平的時代，56個民族就被寫入了教科書，在各種媒體中以「56個民族56朵花，56個民族是一家」的姿態呈現。

例如在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這個全中國最受歡迎的節目上，56個民族之統一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題。各種奇裝異服的人們表演其獨特族群文化傳統的代表歌舞，象徵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少數民族身處中國大家庭裡的幸福生活。「56＝1」的公式以及中國漢族「大哥」與55個「年輕小弟弟」的觀念，透過媒體、宣傳與教育而有效地注入普通人的腦海裡⋯⋯

作者簡介

楊斌（Yang Bin）
中國出生，美國東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西泠印社社員，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現任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論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於2004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主辦之古騰堡電子出版獎（The Gutenberg-e prize），並於2008年出版，2021年則以《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之名出版中文版；另著有《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A Global History）及多篇學術論文，對中國史、全球史、科技醫療史及海洋史頗有興趣。

譯者簡介

韓翔中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現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譯有《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

※本文摘自《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