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擊指揮中心在疫情爆發前就疫苗取得不積極，這是沒有意義的事。姑不論所謂「不積極」純屬誅心，事實上，在本土感染個案大規模出現前，當時面臨的問題是「疫苗過剩」，而不是「缺乏疫苗」。即使先前採購更多疫苗，也極可能會放到過期報廢，當時指揮中心還不斷呼籲民眾施打，言猶在耳，距今不到一個月。只不過，許多人卻表現得好像已經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一樣。

至於說指揮中心就疫苗施打不積極，更屬無謂之論。這是一個自由國家，公權力要對人民身體進行強制存有重重限制，就法律角度而言，疫苗施打原則上只能勸說，不能強迫。然而很現實的，在本土疫情爆發前，大多數人不會有意願承受可能的副作用，這是風險權衡的個人自由，無可勉強，更非國家權力所能左右。除非有足夠迫切的風險，否則「普遍自願施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以我個人為例，在本土疫情開始出現前，染疫風險相對小，我不願意冒險承受副作用；在感染個案開始零星出現、而尚有疫苗開放施打的那幾天短暫窗口期，我則不想佔用掉一劑疫苗，寧可留給更需要的人。這是我的選擇，也願意承擔，就是這樣。

若又質疑說，指揮中心為什麼不採辦「沒有副作用」的疫苗？那麼，大概只能說「查無此苗」。所有藥品都有風險，關鍵只在於風險孰重孰輕。尤其針對起義三鎮肺炎的疫苗，以藥品動輒需時數年的開發週期而言，可說是在相當短促的情況下投產問世，既要有效又要沒有副作用，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

無論如何，英國在大規模施打AZ疫苗之後，疫情明顯趨緩，這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指揮中心並沒有採辦不合格的疫苗給大家。如果AZ疫苗真的不合格，歐盟現在就不會起訴控告AZ公司，要他們趕快多交貨了，難道是為了幫律師業紓困而刻意打官司嗎？至於說，如果有人宣稱其他家的疫苗穩定有效又沒有副作用，即使只是基於常識，大概也還是對這樣的說法有所保留會比較好。

更何況，如果把視角拉大到全球，在舉世陷入疫情的狀況下，藥廠合理的作法會是什麼？我想，第一應該是滿足本國需求，第二則是優先配置給疫情嚴重的國家。先前台灣既然沒有大規模的本土疫情，在對外的交涉爭取上，自然就會比較缺乏著力點。設想一個假設情境：倘若現在有個疫情遠比台灣輕微的國家，截走本來可以出貨給台灣的疫苗配額，我們會怎麼看待那個國家，人家先前就會怎麼看待我們。

當然可以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本國利益高於一切，即使其他國家疫情慘重，台灣先前還是應該爭取更多疫苗」。OK，雖然這種說法很殘酷，但我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畢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就是霍布斯意義下的自然狀態。事實上，我也相信，承辦人員先前已經卯足全力在爭取疫苗。能有這樣一個立功露臉的機會，為什麼不要？

問題是，你講你的國家利益，別人也有別人的國家利益（歐盟甚至都動用訴訟對藥廠施壓了）。即使不談國際之間的馬基維利遊戲，就藥廠的角度而言，一樣是出貨，會先出給疫情迫切的國家，還是給先前幾乎沒有本土疫情的台灣？設身處地想，如果我是談判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又要怎麼說服藥廠，把可以在其他地方救命的疫苗出貨到台灣？何況先前連已經到貨的配額都還沒有打完，而且本來還極可能會擺到過期？

雖然我不知道公部門對外磋商的內情，但就一個以代客戶出面談判交涉為業的人而言，我認為承辦這項交涉很難，非常難。能夠在這樣艱困的情況下，還陸續爭取到目前已經到貨的疫苗，已經堪稱相當不容易的成就，不是用一句「不積極」就可以形容的。

用這種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去譴責主事者，雖然可以提供一種貌似簡潔易懂的歸因與歸責：「我們現在會沒有疫苗，都是那些人『不積極』的錯。」但事實上，卻是以扭曲整個前因後果為代價，對於事態的理解與問題的解決，均無補益。

更進一步想，如果連距今不到一個月的事，都可以假裝失憶把事情反過來說，就不難想像幾年之後，關於這場疫情會有多少奇怪的說法了。

※本文經作者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