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人以送花圈作為對官方的羞辱,紐約疫情間則有花藝師在醫院附近擺設花卉向醫護打氣。(合成畫面/取自朱學恒臉書/Lewis Miller臉書)
去年4月,紐約為了防疫採行「軟性封城」(New York on Pause)超過一個月,疫情卻還在惡化,確診人數攀上30餘萬人,累計已有2萬餘人死亡。沒有人知道風暴的盡頭在哪,所有關於疫情的樂觀想像一一幻滅,隨之而來是不斷應驗每一時期預判的最差狀況,全城低壓籠罩,不敢置信一切才要開始。多難興邦,紐約人不是沒見過大風大浪,但這一回猛烈的疫病來襲,好像真的就是為了要逼死人。
「居家防疫」讓市井街道蕭瑟冷清,唯一車馬喧騰就是為了救治肺炎病患的醫院,救護車來來回回,有多少氣若游絲者是步履蹣跚地走進去,再被裝入黑色布袋送出來。4月初第一場震撼,是紐約全州(人口近2千萬)單日竟新增500例以上死亡,有多少醫院旁的住家民眾無意間目睹了成堆屍袋的運送,一年過去仍餘悸猶存。紐約人感到天又塌下來了就是在那個時候,而往後每一天幾乎都是「致命的一天」。
舉城愁雲慘霧、人人自危,沮喪、無奈的情緒甚且超過了害怕。紐約一名花藝師Lewis Miller便是在這一刻,於曼哈頓進行一項名為「花閃」(Flower Flash)的活動,他將花卉藝術擺放在路邊的電話亭、雕像甚至是垃圾桶上,而且刻意選在半夜進行,以確保能在凌晨前完工,好讓許多仍必須外出工作的紐約人能看到,也為晦暗的防疫生活點綴一些生機。
Lewis Miller「花閃」地點的選擇,尤其選在曼哈頓西58街和第10大道的路口,因為那附近正好有家醫院,醫院裡很多醫護人員上班時都會行經此處,Lewis Miller的本意更希望這些醫護人員望見色彩繽紛的花束,能在十萬火急的救難行動中稍微感到心情舒坦。
當時有記者特別去採訪Lewis Miller,問他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妝點市容。他那時的回答是:我想,如果這個時候你走在路上,看到這些花藝而稍微停了下來,或許心裡就會感到幾秒鐘的喜悅,這是很奇妙的感覺,疫情之下紐約人最缺的就是這個。
去年此時的紐約比起今天的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先是幾百例、幾百例確診,很快就躍升成幾千例、幾千例染疫,死亡人數陡增更讓人不勝唏噓。措手不及的防疫禁令搞的全城雞飛狗跳,公立學校初期線上教學簡直亂成一團,居家辦公後隨之而來就是家庭成員的作息磨合,千頭萬緒,卻還要為外頭所知有限的病毒威脅惶恐不已,很多人不耐煩成天窩在狹小的公寓裏頭,卻又顧忌外出染疫又只好繼續忍著不出門。偏偏病毒侵襲和任何瞬間發生的天災地變不同,那是一種綿長無止盡的心理壓迫狀態,染病者有染病者的痛苦,未染疫者的生活也不見得都能安然無恙,尤其有一段時間,人和人的信任還出現動搖,基於自保,誰也不想被防疫粗心大意的左鄰右舍拖累,而經過長期與人隔絕度日,任誰又特別渴望能有親情、友情的慰藉。不安產生了矛盾,矛盾再讓人進退兩難,有時連要不要走進一家超商買兩顆蘋果都要躊躇再三。
病毒幾乎是對一地人的集體心靈蹂躪,紐約自詡為一座超級城市,原本自恃高端醫療技術,以為病毒不足為懼,沒想到前期的輕慢,竟導致之後無以彌補的傷害,當疫病捲得像龍捲風那麼高的時候,整個社會絕對有足夠的理由去宣洩它的憤恨,但除了涉及權責的究責和批判,其實有更多人很快就起身投入社會修復工程,並對接下來日常中每個可能的下一步預作設想,否則,紐約複雜如斯,「新常態的日常生活」將不可能這麼快步上軌道。
如同Lewis Miller以花致意,紐約One Voice 兒童合唱團(One Voice Children’s Choir)也應時推出「Good Job」這首曲子,謝謝為所有在疫情間奉獻犧牲的人。那確實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新聞上不只是關於疫情的焦慮和不安,無可避免,情境造成的壓力,迫使原本帶有種族歧視的人更加種族歧視了、政治狂熱的人更加狂熱了、黨派立場對立的人更加對立了,這都還只是來自健康無虞者的負面情緒擴增,那些染疫者和他們家族成員的困境可想而知。而別忘了,有足足長達一整年的時間,一座內外交迫的城市根本看不到疫苗的曙光。
沒有人會否認此時此刻疫苗對遏制病毒的迫切性,但回顧過去一年,「科學」原來也只是人類大千世界的一個小框框,人性的複雜面,往往會讓壞的事情更壞,當然,也有幸讓好的事情更好。一年多過去,疫苗幫助了很多紐約人重回生機,但這一年多來,疫病下真正讓人獲得救贖的解方,有更多人早就得到。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