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士」一詞──字面上主要的意思是「戰士」──在一八八○年代早期成為政治詞彙的一部分，指的是那些參與政治的年輕人，他們的使命是擴大人民的權利。

這個既新穎又冠冕堂皇的訴求，被參與自由民權運動和自由黨人所讚頌，至少在他們之中，有兩人宣稱創造了這個名詞。據說自由黨員星亨建議使用這個詞語，取代我們在前一章裡討論的幕末「志士」。另一名政治人物尾崎行雄也說過，他是怎麼提議以這個詞語取代過時的「有志家」。

不論是誰最先想到「壯士」的標籤，都因為如星亨和尾崎行雄等名人的宣傳而普遍了起來，而且在一八八○年代的多數時候，至少在人權的領域方面，維持著正面的形象。

一名壯士在一八八六年寫下他臨死前的遺言，表達他對年輕政治伙伴的尊敬：「我們壯士早就為了國家，置個人福祉於度外，即使就在明天，我們也會為了自由，犧牲我們的性命。」 這個時期出版的書籍高度讚揚壯士；其中，更是有人描述他們為國家的「元氣」。 

然而，在「壯士」取代「志士」或「有志家」而廣泛被使用之前，還有一段過渡期。整個一八八○年代中期，一些報紙仍指稱這些政治青年為「志士」，通常強調他們有別於政府的立場，或者是將他們與德川時代後期志士前輩的高尚愛國情操連結。

有時候，這三種稱呼還可以交替使用。 至少有一份報紙，即崇尚自由主義與反政府的《朝野新聞》，則結合這兩個名詞，創造出新詞「志士壯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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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用語的混合，可能是因為對於誰才真正是壯士有所混淆，或者另一種可能是，因為明白這些年輕人相對複雜的背景。這也反應了早期壯士的複雜性質，他們在政治活動、對政府的懷疑，以及愛國主義方面，和他們的志士前輩極其相似；但是他們在身為進步的人權先鋒方面，則與德川時代後期的青年完全不同。

壯士活動的第一階段，亦即一八八○年代前半期，確實能看出一種混合性。壯士在從事暗殺或小型叛亂等，以動搖統治權的象徵性行動時，確實和幕末相呼應的一批人相似。和志士一樣，從他們只為個人而行使肢體暴力、受個人欲望的驅動而改變政治秩序來看，他們並不是暴力專家。

然而，壯士在擁抱更民主的願景方面，角度更是嶄新而且不同以往。如我們在前一章討論的博徒，壯士也參與自由民權運動的暴力事件（激化事件）。 例如，在一八八四年九月的加波山事件，壯士反抗者（一些史學家稱「志士」）計畫用炸彈暗殺明治政府的重要官員，以利建立更民主的政府。這次事件被認為是為了報復鎮壓一八八二年福島事件的政府指導階層；壯士曾批評統治集團濫用國家權力、壓制自由言論。

一八八五年的大阪事件，起因於活躍分子計畫干涉朝鮮、扶植親日的改革者金玉均。壯士負責為這件事籌措基金並製造武器；負責武器的人聚集在東京文京區的一間房舍，偽裝成一間鐵工廠，祕密製造炸彈。 

一八八○年代後半期，壯士暴力的階段漸漸結束，主要原因是參與者陸續被逮捕並判刑。加波山事件後，十餘名反抗者送審，七名被判死刑；而大阪事件裡，一百多人被捕，超過三十人被判刑。 國家對這些壯士的鎮壓，耗弱了民權運動使用暴力的意願，嚇阻想採取暴力行動的人，而且彰顯了大規模起義或暴動的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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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更重要的是，因為政治參與已經隨著地方議會的召開、各政黨政治人物的崛起、日本國會的成立而日漸擴大，針對幾名明治政府主導者的象徵性暗殺行動，因而變得較無意義。由於政治勢力不再集中於一小群人手裡，暗殺一個主導者並不足以促進改變或革新。此外，一個朝向更具參與制度的政府，也使得民主推翻行動不再那麼急迫。

壯士活動的第二個階段，是由另一種於一八八○年代末期較常見的暴力形式突顯出來：包含鬥毆、拳架、破壞財物、威脅、恐嚇之類的暴力行為。相對於暗殺策略，這類暴力的盛行有很多種解釋。其中一種是關於意圖。這時的壯士追求的是影響政治行為，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秩序。一名尚未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可能會被拳頭脅迫，但是置他於死並除去這潛在的一票，並不符合壯士的利益。

政治參與的擴大，以及政治更公共化的本質，也助長了暴力行為的滋長。隨著政治權力愈來愈分散，消滅全部的政敵是不可能的，但是透過暴力行為、嘗試影響政治結果，不但有其成效，更是有其可能性。肢體暴力不再只針對明治政府內具威望的主導者或地方大老，而有了一個更大群體的目標，包括候選人、雄心勃勃的政客、黨員以及地方級和國家級議員。

此外，由於政治愈來愈普及，也愈來愈公開──演說會、辯論、選舉造勢──把暴力當成政治工具的機會也就更多。當公開的政治活動愈來愈普遍且日常，隨之而來的暴力亦然。壯士突襲、搗亂政治集會、威脅並以肢體恐嚇政敵、保護政治同盟免於有敵意的壯士的暴力，成為了壯士例行的活動。

壯士的暴力行為也因為持續被壓抑的政治參與而壯大。關於誰能參選、誰能投票，意味著政治人物的整體人數，雖然較過去更多了，但仍然不足以讓壯士的影響無法發揮潛在作用。

從另一個脈絡來看，這些限制製造出一群想要參與國家政治，卻被隔絕於正式政治過程的年輕人。政治能量出口有限的年輕人，有可能被慫恿或誘惑而成為壯士，透過暴力方式表達他們無法透過投票行為表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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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為不僅受到這些制度因素的鼓勵，也為民權領袖積極培植，他們不但促成且組織了壯士暴力。自由黨從八○年代的前十年著手訓練壯士，在一八八三年的一次會議上，黨的捐款便用來成立劍術學校。而同一筆資金可能用於支援成立一八八四年的「有一館」，這所學校是東京自由黨總部的附屬學校，主要教授文學與武藝。

有一館是黨內壯士團的訓練基地，同時籌備多場政治演說集會，討論自由等議題。學校由內藤魯一擔任館長（前一章談到名古屋事件時曾提過他），成員中有些人曾經參與大阪事件。其他教育機構，包括位於東京外圍三多摩地區的學校裡，民權運動領袖表面上同時教授文學與武術，卻都特別強調體能。

例如「關東會」即是主要由三多摩的壯士組成的組織。一八八○年代晚期，各種壯士團體以及協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大阪壯士俱樂部」成立於一八八八年四月；一八八九年春天，「東京壯士俱樂部」刊載一則報紙廣告招募壯士，特別鎖定那些有犯罪紀錄的人。離首都較遠的地方，其他團體也紛紛成立，包括青森縣一有三百五十名壯士的大型聯盟。 

大體而言，壯士的組織相當鬆散且不盡相同。有些直接與政黨有連結，例如政黨「院外團」（壓力團體）的成員。又例如自由黨就在一八八○年代成立一院外團，似乎會協同壯士暴力，共同為政黨利益服務。其他的團體、俱樂部和協會若有的話，多少會與某一政黨有較非正式的伙伴關係。

關於招募壯士的文獻紀錄少得可憐，但確實似乎有重要的領袖、政客或政治首腦召集當地年輕人，加入這些不同的組織。至少在自由黨的案例中，比起和政黨之間的聯繫，壯士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忠誠是更加確定的。

*本文摘自《日本暴力政治：流氓、極道、國家主義者，影響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鍵因素​》，麥田出版。

【作者簡介】

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

哈佛大學和威廉姆斯學院歷史學博士，歷史教授，鑽研現代日本的歷史，講授日本歷史、現在日本調查、日本帝國史、美日關係、日韓歷史。

另著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