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美國政府政策背後的普遍觀念是，惡劣的外在環境助長了犯罪及其他有害社會與犯罪者的活動。這種觀念促使美國政府斥資展開大規模的行動，拆除貧民窟或「破敗」的區域，並把當地居民遷到新建的國宅，或分散到好的鄰里。

無論「外在環境與犯罪率的因果關係」做為一種需要實證的假設有什麼優點，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人把它當成一種假設，而是一種很少以事實加以檢驗、甚至與事實相悖的信念。

在珍．雅各（Jane Jacobs）談城市生活的經典著作《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她憶起從前曾造訪過波士頓一個叫北區（North End）的工薪階層社區，並與一位她認識的城市規劃師討論了一下該區。北區是許多貧窮義大利移民的定居地，就像許多社區一樣，那裡住著努力自力更生的人，起初非常擁擠又破舊。

然而，隨著時間經過，那些義裔美國人及他們的後代開始在美國經濟與社會中立足，社區也跟著改善，因為許多人有能力遷離當地，緩解了當地擁擠的狀況。留下來的人也開始改建及增加新的便利設施來改善住宅。然而，第三方觀察者看不到這些人在自己家園內所做的改裝，更遑論那些人為了適應美國生活與規範所做的自我提升。

珍．雅各打電話給一位做城市規劃的朋友，談及她造訪北區的經歷時，那個朋友卻問她：「妳怎麼會去北區那種地方啊？那是貧民窟！」接著。他們之間展開了以下的對話：

「我覺得那裡不像貧民窟。」我說。

「為什麼不像，那裡是波士頓最糟的貧民窟。每英畝的土地上擠了兩百七十五個住宅單元，我根本不敢承認我們有這種地區，丟臉死了，但這是事實。」

「你還有別的北區相關數據嗎？」我問道。

「有啊！而且很妙，那裡是波士頓犯罪率、罹病率、嬰兒死亡率最低的區域之一，也是房租與所得比最低的地區。怪了！天啊，那些人真是賺到了。你看⋯⋯那裡的兒童人口接近全市的平均水準，嬰兒死亡率是千分之八．八，比全市的千分之十一．二還低。肺結核的死亡率也很低，不到萬分之一。我實在搞不懂，那裡竟然比紐約的布魯克林區還低。以前，北區是波士頓肺結核感染最嚴重的地區，但如今一切都變了。他們一定很強壯吧。不過，那裡還是很糟的貧民窟。」

「你們真應該多幾個像這樣的貧民窟。」我說。

簡而言之，事實與波士頓那位城市規劃者及其他的城市規劃者的假設剛好完全相反。但他唯一的反應卻是把那些事實視為特例，認為與他用來定義貧民窟的住宅統計數據相比，那裡顯得「很妙」，令他「搞不懂」。他就像許多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不太可能想到這些學歷不高的工人階級創造出了不起的成就，推翻了城市規劃者與其他專業人士的主流觀點。對那些當權者而言，北區只是一個貧民窟，需要拆除。

波士頓不是唯一外表對人類現實產生很大誤導的地方，舊金山也是如此：

在一九六○年代，舊金山有個收入最低、失業率最高、年收入低於四千美元的家庭比例最高、學歷最低、肺結核發病率最高、不合格住宅的比例也是全市最高的社區，那區叫唐人街。然而，一九六五年，整個加州僅有五名華裔犯罪入獄。

儘管如此，「居住環境差導致社會病態」的觀念已經流傳了好幾世代。珍．雅各指出，早在胡佛總統的年代（注：指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國家層級就有這種觀念，後來在羅斯福的新政時期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共和黨的胡佛總統舉辦了第一次白宮住宅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Housing），抨擊城市的道德低落，讚揚村莊、小鎮與鄉村的美德。至於民主黨，負責新政綠帶示範郊區（GreenBelt）的聯邦政府官員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G. Tugwell）解釋：「我的想法是，離開人口密集區，挑一塊便宜的土地，打造一個完整的社區，吸引大家搬過去。然後回到城市，拆除整個貧民窟，建成公園。」

拆除鄰里不單只是破壞那個鄰里的實體結構而已，也會因為當地居民散居各地，而摧毀那個社區的人際關係。

第三方觀察者有權責不顧居民的想法，擅自安排居民的生活條件—這並不是美國獨有的觀念，歐洲各國更是把這種觀念發揚光大。儘管憲法保護私人財產，但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如此大規模地重新安排民眾的家園與生活，是因為美國憲法賦予政府土地徵用權，允許政府徵用私人財產做為「公共使用」，以建設水庫、橋梁或高速公路等。即便如此，政府應該為徵用的財產支付「公正的補償」。然而，近年來，這類憲法條款的司法解釋留有愈來愈多的餘地，政府官員也有愈來愈多的權限以日益寬泛的理由（包括「城市重建」）來徵收私人財產。

政府徵收私人財產時，不見得都會遵守「公正補償」的規定。政府官員聘用的估價師知道，估價的高低會影響他們未來是否繼續獲聘，所以他們顯然有利益衝突。

（原注：受聘來評估有待重建地區的「破敗」程度的公司也是如此。例如，哥倫比亞大學花了超過十八萬美元委託外部公司研究它計劃接管來「重新開發」的地區。後來其他的研究發現，幾乎所有被指為「破敗」的房產都歸哥倫比亞大學所有。參見Jonathan V. Last, “Columbia University, Slumlord,” The Weekly Standard, December 8, 2008, pp. 18–26.）

即便做了誠實客觀的評估，政府揚言動用徵用權來摧毀及重新開發某區時，就足以讓該區的房產市價下跌，而且可能是大崩盤。潛在購屋者不太願意在計劃拆除的社區裡購買住宅。從政府宣布「重建」計劃到最終透過徵用權正式拆遷的這段期間，銀行也不太願意對該區的屋主或事業放款。因此，即使從前該區還不算破敗，當地屋主與業主也無法取得貸款去維護或翻新住屋及事業，也就是說，那些住屋與事業可能會比一般區域惡化得更快。

然而，更根本的是，政府補償的是他們所拆除的房產價值，而不是屋主損失的價值。餐館、理髮店或五金行等小店家的業主在自己的房產中營業時，投資的通常不僅是購買房產，也投入了多年的心血培養聲譽與人脈，建立客群。此外，經年累月的經營下，那些客戶可能比房產更有價值。然而，政府決定夷平這些建築重新開發時，只會根據實體結構的價值來補償這些業主，並不會補償價值更高的客源流失。那些客戶在大規模的破遷下，已流散各地。

作者簡介

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
一九三○年出生，美國著名保守派經濟學家。

曾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並在華府著名的智庫城市研究所任職。現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索威爾的研究領域甚廣，包括福利經濟學、教育、政治、歷史、種族關係，以及兒童發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時常被描述為黑人保守派。索威爾站在自由主義保守派立場撰寫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幾本書，寫作主題範圍涵蓋種族、族群、教育和決策的社會政策、古典和馬克思經濟學，以及殘疾兒童的問題，廣受讚揚。

一九九〇年獲得美國企業研究所頒發的法蘭西斯．鮑伊爾獎（Francis Boyer Award），並於二〇〇二年得到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肯定其在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術領域的成就。美國知名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稱讚其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公司與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
 

※本文摘自《謬誤與真相：保守派經濟學家如何戳破執政者的美好謊言》